在我们爱好老照片的同行里常听到一句话：“我也有这张照片！”不过对于专门的收藏者而言，这个“有”的具体情况却有待定义。不管照片是电子文件、由杂志书刊翻拍，乃至原版照片，都可以算是“有”，但它们之间的质量和价格差异却是巨大的。
这里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通常人们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一点经费来参观历史纪念馆，假如其陈列的历史照片，都是从旧杂志报刊上翻拍然后扫描放大的模模糊糊的东西，我们怎么好意思劳人家老远跑一趟买门票来看？因此，对于认真其事的人而言，“这一张我也有”的定义，需要更高的自我要求。
历史照片的美学追求是中国人新的文化课题，表面上这只是跟照片有关的小事情，无需大惊小怪，事实上它却涉及民族的美学教育与公共知识的传播，如何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通常老照片的制作涉及版权、工艺、编排等几个层次。过去，一般中国人都没有什么版权观念，绝大部分的照片都可以随意翻拍、复制、印刷，而且不太感到这是“盗用”，随着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照片摄影者为了维护本身的权益，运用司法手段要求盗用者赔偿，付费买照片的观念和习惯才慢慢养成。不过，历史照片的使用仍然是个问题，因为现有法律规定老照片的版权保护期为五十年，所以通常说来，五十年以上的历史照片的版权困扰较少，关键仅在于使用者希望呈现什么样的照片质量，这会决定整个后续状况，或者说，决定整个文化现象的优劣，“质量的追求”正是我们谈论历史照片美学的起点。1995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图片中国百年史》，在这方面具有某种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主事者编列了相当一笔预算，从相关部门购买了一批新冲洗的老照片，虽然这笔预算比起今天同样规模照片的开销要低很多，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仍显示出了少见的魄力。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些老习惯如何地难改：一直到了去年，我还听到有学者在座谈会中兴高采烈地谈论如何完成了大型画册的编辑，他们组成了好几人的专家小组，收集了海内外数百种的画刊图册，整理出几万张照片，最后挑出几千张照片编辑一本集大成的画册。可以想象，那本他们心目中的空前制作里没有一张新挖掘的照片，自然没有带出任何新的史料、视角或者启发。由于全部照片都是翻拍的，其质量也可想而知。事实上，由既存出版物中翻拍所需要的照片，这种做法本身就代表着对照片质量的漠视。这种态度会体现在整个印制过程中，因为逻辑上，一个人不可能在漠视照片质量的同时却很重视照片印制的效果，所以从思维一贯的角度断定，上述画册编辑方式的最后出版结果，不可能让人耳目一新或怦然心动。
《图片中国百年史》编列预算购买新照片的做法，至少代表了两层进步的意义：一是编辑努力发掘未曾公开的照片，让读者得以见到出于各种原因未曾见识的画面，不仅造成视觉的冲击，更带来知识的成长；二是由于照片是提供单位由底片新冲洗出来或由原版照片第一次翻拍，质量自然会比较好，而且这种对照片工艺重视的态度必然会贯穿整个画册印制的过程，从而得到正面的出版效果。
当然，《图片中国百年史》也遭遇结构性的限制。由于照片预算大增，画册定价偏高，读者群缩小，资金回收期长，加上画册体积硕大沉重，书店摆放不易，这些都造成经营者难以持续类似的制作。此外，画册的版式仍然是老式的，照片依年份罗列编排，以至于照片与照片之间内在联系无法展现时代的起承转合，并经由视觉的节奏产生心灵的悸动。或许正因为这种限制，促成了《老照片》的诞生。这本小型读物首先由《图片中国百年史》中抽取新公开的照片，配上活泼生动的解说文字，使得老照片成了新信息的代表，加上价格低廉，不仅立刻取得商业的成功，同时也激起针对此文化现象的热烈讨论。《老照片》的成功旋即招来了各式各样的仿冒者，到处翻拍照片，荤素不计，印刷品质低劣，在人们尚未见多识广的年代，同样畅销一时。不过，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大约三四年间，缺乏诚意的竞争者纷纷淹没在社会进步的洪流中。《老照片》则以其执著的追求独树一帜，屹立不摇。许多人将一生最重要的经历、最精华的照片整理成图文，投到《老照片》，也有作者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看到足以让中国人眼睛一亮的图片，整理以后寄过来。由于许多文字流畅优美，照片精彩，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型的读者。《老照片》不仅是许多重要历史照片的首刊之地，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新知。
尽管如此，《老照片》还是会碰到一些根本的制约，一个人一生最精彩的图文往往一两次就披露完了，稳定的历史照片供应只能由档案馆或文物市场中得来，然而它们不仅数量日稀，价格也连年飙升。《老照片》造成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披露了一些新公开的历史照片，正在于那些照片引发了新的历史认知而造成强烈的文化效应。可是这样的照片现在已越来越少，价格却在急剧增长，而读者的口味却提高了。如果真正要满足今天读者的视觉和信息上的需求，所需要投入的时间、财力和物力，将很难在《老照片》这样一个平台上实现市场化的运转。毕竟，作为民间的单位或个人，除非有特殊的资金支撑，市场机制是长期运作的唯一依赖。
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确实已经催生了正面的发展，从去年起尤其明显。大陆一些著名的新闻性刊物如《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等，甚至传统的《人民画报》等，也已开始付高稿酬刊用高画质的民国历史照片，这些照片并不一定都是第一次出现，但质量却比过去发表的都要好。这种对质量的追求明显是市场同行竞争的压力所带来的，代表着重大的进步。
下面，我以自己的经验为例，从另一个角度谈一则与图片综合开发有关的事例。1985年，我到埃及旅行时，特别跑到金字塔旁的米纳饭店参观。1943年11月，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等美、中、英三国领袖会议在这里举行，会后发表《开罗宣言》，决定将东三省、台湾、澎湖等地于战后归还中国。不管是过去的国民政府或今天的人民政府都将《开罗宣言》列为中国人收回台湾失土的国际法根据。作为台湾人，我对开罗会议原址的米纳饭店充满了好奇与感情。于是，我主动拜访了饭店的经理，诉以原委，并且表示我可以回台湾招徕客人专程到米纳饭店住宿参观。饭店方面很热忱，他们根据那幅著名的照片的场景，确认了蒋、罗、丘、宋当年坐的位置，甚至说当年那一批旧椅子还在仓库里，当年会议的服务人员有两位还健在。他们还说，如果我从台湾带团来住，他们可以把那四张椅子再摆出来，重现历史现场。我站在草地上，百感交集，正是因为这一场国际会议，中国人从过去备受宰割的角色跃升为世界新秩序的决定者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今天国际社会对台湾领土的归属不敢持异议。四个月后，我回到台湾，暂时栖身旅游业，立刻向老板吴惠玉女士建议我们可以把米纳饭店列入赴埃及观光团的旅游项目，而且以参访开罗会议原址为号召大做宣传，用今天大陆的话来说，就是“爱国主义参访团”，当时台湾旅游业竞争激烈，所有老板都在想新点子，所以她很快就同意了。于是乎，1985年11月，我们以纪念《开罗宣言》四十二周年为名义，把一个由十八个人组成的台湾旅游团带到了开罗的米纳饭店。那天早上，我们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为了加强对台湾的宣传，我事先跟台北一家通讯社负责人讲好，到时候我自己付费从开罗发图文稿给他们，再转发台湾各媒体。于是纪念仪式一结束，我就赶紧赶到美联社驻开罗分站发稿，付了一百美元的费用，由他们洗照片，再发台北的通讯社，由后者再转台湾各媒体，如此好几道手续。此外，我们回到台湾后，还带回大批材料在媒体上大做宣传，相当轰动，后来很多台湾团到埃及旅游时就指定要住米纳饭店，而且他们很喜欢坐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的座位上留影。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此后我的人生出现较大的波折，今天这件事在记忆中已有些模糊，只依稀记得，那天晚上旅游团在米纳饭店阿拉伯宫殿式的餐厅进餐，壁上的小火焰摇曳着几许淡黄，挂满金饰的肚皮舞娘随着阿拉伯音乐的节奏，抖动着丰满的身躯，飘送来阿拉伯王朝的纸醉金迷。我自己也很尽兴，两三个月的辛劳总算画上圆满的句点，而如此费劲奔波的动力，正来自一张历史照片的感动。尽管如此，我对于传输照片的费用多少仍耿耿于怀。那时我只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满腔热血，只要能把事情办到好处，借钱也不在乎，但是传一张照片却要花一百美金，而且用传统滚动式传送，传一张要花一个小时，另一头接到的照片的画面却满是纹路，不甚清晰。这种照片传输的成本和时间说明了，当时的自由摄影家要靠大量出售自己的作品取得经济利益，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今天，一按鼠标，计算机就可把几百张照片同时传给几百个对象，且花费极其低廉。尽管在线的盗版泛滥令人头痛，但我确信，今天优秀的摄影家所获得的机会远远超过面对的风险。
市场经济加上计算机科技，使得照片的运用一日千里，专业摄影家人数激增，图片网络公司如雨后春笋，杂志的照片审美水平也大幅提升。新拍摄的亮丽的彩色照片大量地使用在铜版纸印制的杂志上，挂在街边报亭，形成琳琅满目的景观，为街景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历史照片的使用也较广泛，不过主要还是由新华社和中新社供稿。最近，大陆一些1949年后曾为中央首长拍照的摄影家通过图片代理提供他们的作品，而在过去这些都是大家翻来翻去的“免费照片”，现在虽需支付一定费用，不过可以换得避免吃版权官司以及获得更高的照片质量。站在市场竞争的角度，后者对一些发行量大的杂志尤其重要。这是《老照片》出版后，老照片使用的第二个高峰期。由于真正高质量的老照片需要好的铜版纸来表现，需要支付高质量所需要的运转资金，只有发行量和广告量庞大的刊物才有动机和能力执行这样的任务。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1949年后的老照片比较容易处理，因为大部分的摄影者都还在，底片也还保存着；而民国时期的照片处理起来却比较难，一者不知道何处可寻，二者根据版权年限它们已属于公共财产，市面上看得见的东西大家都免费地反复翻拍，如果要付相当的成本开发新发现的老照片，刊登一次后就会在网络和印刷品上到处被复制，不仅不划算，实际上也无法成为长期运作的形态。
这就是开发民国时期老照片所面临的根本性困难，由于它们数量较少，而且不知流落何方，找这些照片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试想一些《老照片》的作者从日本花钱买的一堆老照片，投一次稿不过用了几张，还不见得是画质出色的。如果这是一件专门的工作，那么出国所需要的差旅、购买、编辑等，将是十分庞大的支出，而且在我的经验里，卖方通常只卖成批的老照片，绝不会接受买方挑肥拣瘦，经常一百张老照片中值得用的不会超过十张。付出这么多人力和物力后换得的高画质的老照片，投到杂志或编成画册后能换回多少报酬？更别说此刻大部分的杂志和出版社的负责人脑筋还没真正转过来，他们仍多沿袭老办法，到处搜罗画册翻拍，而那些画册本身也是从另外地方翻拍来的；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老照片产业上游运作的起点，想办法改变它，我们的民族在历史影像的美学上如何取得进步？如何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我认为公家的历史纪念馆、博物馆和美术馆最适合扮演文化火车头的角色，事实上这也是它们成立的初衷。有些朋友辩称，公家机关缺乏市场竞争的需要，没有动机制作高质量的历史影像。我的看法则刚好相反，真正高质量的文化作品都具有浓厚的超前意识，无法获得短期的回收，也就不符合通常的市场机制，没有一个民间公司能够承担这样的工作，只有公家文化单位才可能具备这种眼光和资源。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作品提升整个社会的美学素养，这才是社会主义中“公共”一词的真谛。巴黎罗浮宫正是最著名的事例！
目前中国大陆的主要博物馆、美术馆和历史纪念馆人员其实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有些编列了庞大的预算由海外买回失落的中国文物，或出资收藏当代中国著名画家的作品。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影像这一块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没有被当成重要的艺术项目。事实上，历史影像对于历史纪念馆尤其重要，因为历史的记录首重证据，在近代史中影像具有强大的证据性质，一张高画质且是新发掘的照片史料对人心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中国人的历史纪念馆可以对提升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像文化，作出重大的贡献。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其间逻辑，我简单分享一下自己浅薄的经验与心得。2000年龙应台女士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全力推动历史影像文化，我是其主要的合作伙伴。大约三年间，我承制了多项有关白色恐怖、八年抗战和台湾光复的图片展览。我利用公家机构较充裕的预算经费，到日本购买原版照片，或耗时间在档案馆寻求尚未问世的影像史料，每一次我们展出的历史照片，都引起了文史界的重视。有关白色恐怖特展《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我曾在《老照片》中较详尽地介绍过，相关图文后来在大陆的媒体上也曾广泛地转载。我们对历史影像的美学追求，其内涵不外乎有二：一是通过新发现的历史照片持续追求历史真相，因为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相代表着行为与心灵的美感。二是努力采用原版照片制作，以展现影像工艺最高的水平。如果没有龙应台女士的胸襟与远见，运用公家的文化预算，我们绝不可能取得些许的进展，因为纯粹的民间单位基于短期利益回收原则，绝不会投入这种历史影像的领航工作。尽管我们费了很大心血展出来的图片旋即遭到报刊杂志大量地翻用，但是由于一开始我们就并非营利考虑，社会上大量翻用的行为也可视为公共知识与教育传播的过程，符合我们原始的动机。
另外，笔者还有一项经验值得一提。2002年日本投降日，我帮台湾“立委”高金素梅制作“送历史回部落”的图片展览，四年后，他们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斗争发展成很大的国际事件。去年高金素梅在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多次提到，她之所以全力投入反对日本靖国神社运动，是因为她最早在我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幅日军斩杀原住民领袖的残酷照片，顿时悲愤不已，从此走上反对靖国神社之路。其实高金素梅记错了，她看到的那张照片不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而是我在2002年七七事变纪念日举办的图片特展上。那是1914年“太鲁阁事件”中日军对起义原住民领袖施以斩首酷刑的照片，受难者鲜血喷出的一刹那清晰可见，高金素梅在这影像的瞬间听到了台湾原住民族的悲歌，激发了强大的行动力量。高金素梅的幕僚跟我商量，希望能制作一整组原住民抗暴的照片，在全台湾做户外巡回展览。我答说这件事很有意义，但要制作高质量、足以震撼人心的历史照片，需要足够的材料、修版、冲洗和制框费用。于是高金素梅就向企业界的友人募了一笔费用，让我放手去做。由于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加上几乎是日夜赶工，一个半月后，我交出了六十张大幅历史照片，还用它们编辑了一本画册《无言的幽谷》。这些照片的原出处是1914与1915年日军出版的两本镇压原住民起义的原版写真集，为了炫耀镇压的成效，日军刊登了出发、炮击、烧庄、斩首等完整过程和细节，内容非常震撼。这两本写真集，一本是我在日本神保町书店街买到的珍贵历史文物，另一本是向台湾文史专家魏德文先生调用的，为了让魏先生同意让我使用他收藏的写真集，我忍痛将我自己那一本送给他作为回报。
于是2002年8月15日，高金素梅率领几名族人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广场上举行了简单的誓师仪式，我们表演了日军处决原住民的行动剧。我还粉墨饰演日军军官的角色，为了郑重其事，事先我专门跑了一趟日本，在东京浅草的旧日军军品店买了一套真的军服和军帽，请日本友人校正我的日语发音，让表演更显逼真，也衷心地希望我们认真的态度最终能为社会所认同。那一天以后，高金素梅带着这批照片在台湾各山区部落反复地展出，同时更把它们拿到日本展览。为了向大阪法院控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同时要求由靖国神社撤出台湾原住民阵亡者之灵位，高金素梅等人一共去了八趟日本，每一次都挑了一批照片随行，每次在日本开记者会时就同时展示这些照片。高金素梅的勇敢行为在日本激起巨大的反应，尤其激进右翼分子暴跳如雷，因为这些照片刺中他们内心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美化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谎言无所遁形。另一方面，这些照片同时也触动了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照片的存在。《无言的幽谷》是高金素梅在大阪法院作为控方的呈堂证物，她后来告诉我，法官曾当庭翻着这本书，凝重的神情夹着几分茫然。
日本右翼学人往往有一种诡辩的技巧，他们会从中国人发表的日军侵华照片中找出一些支微末节的毛病，然后编写专书诬称中国人伪造历史照片，不过我在香港媒体发表的日军侵华照片（香港《亚洲周刊》是研究对华关系的日本学者必读的中文刊物），右翼分子一向难于反驳，因为这些照片的出处都是当初日军本身的出版物、实体照片或私人收藏品。今年“八一五”，我恰好在日本，顺便去靖国神社看了看。今年前来参拜的日本民众远多于往年，参拜队伍排得很长，向前缓缓移动。“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平反组织在此摆设联署摊位，许多民众停下脚步签名。我看了很难过，日本全国的右倾化是很明显的趋势，背后有着复杂的大环境困素。显然，我们中国人追寻历史证据呈现历史真相的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正是我的观察的核心，大陆的历史纪念馆可以扮演中国历史影像文化火车头的角色，不过目前的情况确实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去年我去参观一处刚刚扩建开放的著名历史纪念馆，建筑宏伟，内部装潢美观，用的都是上等的质材，里面还做了各种历史场景的模型，甚至还装了现代的声光效果，不过，崭新亮丽的室内装修中，偏偏墙壁上的巨型历史图片绝大多数是模糊不清的旧货。应该提醒的是，无论模型多逼真，都是今人做出来的，无法作为历史证据，只有历史照片才足以成为重要的证据，那正是历史纪念馆真正能够打动人心之处。这里经费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把历史照片的美学追求当成软件建设的核心之一。我当然希望大陆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历史纪念馆能像欧美、日本一流同行那样，投入优质老照片的发掘和展示工作，成为中国人历史影像文化的上游力量，从而提升整个民族视觉艺术的水平。
（原载2006年《老照片》第五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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