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影像记忆

　　在前些时热遍大江南北的谍战剧《潜伏》中，由孙红雷饰演的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的中共高级间谍余则成，最初对延安还心存疑虑：“延安那边又是整风又是甄别，抓CC，抓三青，连自己人都抓，我一个军统分子去了还有活路吗？”

　　但随着对时局和国情日益清醒的认识，以及革命信仰的坚定，延安在余则成心目中越来越成为一个神圣的关乎革命与理想的代名词。

　　《潜伏》的时代背景之一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在1939年后投奔延安。如果说在电视剧中，延安之于余则成还只能是一个魂牵梦绕、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更多的还只是一个红色符号，那《1947年春：延安》（秦风老照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日常的亲切可感的延安。

　　秦风堪称“活跃于海峡两岸的老照片收藏第一人”，笔者收藏其编著的图文集至少就有《民国名人再回首》（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和《岁月台湾：1900～2000》（2005年5月，2006年3月第2次印刷）、《宝岛风情：牵动两岸的民族记忆》（“温故影像”，2005年10月）——该书第2版修订为《众生台湾：宝岛风情·牵动两岸的民族记忆》（2008年7月）、《铁蹄下的南京》（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文，2006年7月）、《秦风老照片馆》（2007年6月）、《抗战中国国际通讯照片》（秦风老照片馆编，2008年10月）等。

　　除少量在文汇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文书外，秦风近些年编著的图文书多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形成蔚为大观的“秦风作品系列”。而且，该系列也日益突出“秦风老照片馆”的编著主体概念——自幼即喜爱历史和美术的秦风在大学毕业后曾从事过约二十年的新闻工作，其间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游历世界各国，并于2000年成立文史工作室。

　　“秦风作品系列”面临的挑战之一，其实就包括历史图片的阐释等深度开发的内容。在这个系列中主题异常吸引人的这本《1947年春：延安》中，秦风再一次发挥他身为前台湾名记者和文史研究者的优势，写下了“1947年春：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的代序——秦风考证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货真价实的红色间谍熊向晖的回忆，熊1936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周恩来之命潜入胡宗南部,后成为胡的机要秘书，“在国共陕北战争中，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1年，熊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地下二十年与周恩来》，“不过熊的文章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在于他透露胡宗南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军战俘，包括让一名国军军官装扮被俘的共军旅长，模拟共产党的硬汉作风，提供中外记者采访。”

　　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胡宗南部对延安实施了近一年的占领。1947年的愚人节刚过，南京国防部新闻局组织了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东南日报》、《新民报》、《和平日报》、《大晚报》和《大公报》、《申报》等包括七名外籍记者在内的数十人的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以炫耀战果，“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则以中央社的名义一道前来。”中外记者团4月4日飞抵延安，次日晚受到胡宗南宴请，但胡宗南并未公开讲话，只接受了《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国共内战时曾以笔名“宋乔”撰写《侍卫官杂记》揭露蒋家内部，后晚景凄凉、终老英伦）的独家专访，并接见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

　　在胡宗南伪造的“共军战利品”和“共军战俘”项目的参观中，所谓“共军警一旅副司令员陈国栋”（后被史实证明是胡部用内部人员冒充）被胡宗南部政治部副主任王超凡故意安排在阴暗的房间里，“让记者们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陈国栋斜倚在床上，沉默不语，一旦打开话匣，又刻意表现‘不屈不挠’的态度。”

　　只有“延安市公安局科长（另一说为保安处司法科长）”韩继恩是真正的叛徒，他在中外记者面前极尽炫耀，但留给《大公报》记者周榆瑞的印象只是“不自然的干笑充分表现了他的狡猾无赖”。

　　胡宗南部造假如斯，很能解释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后的失败。尽管胡宗南刻意遮掩，但《大公报》和《申报》的职业记者还是深入采访延安民众，周榆瑞最后就写下了相对客观的报道《延安人的话》。接受他采访的一位青年农民就说：“再也不能够打仗了；内战不止，倒霉遭殃的是我们老百姓！”

　　如果想通过影像了解更多的近现代中国，从庞大的“秦风作品系列”中挑出《众生台湾：宝岛风情·牵动两岸的民族记忆》、《秦风老照片馆》和《抗战中国国际通讯照片》不失为省力之举——当然，如果只挑一本，当然是涵盖清朝末年、民国时期、中国抗战、日本侵华、日据台湾、光复后的台湾、东南亚的《秦风老照片馆》——书中收录的三篇“夫子自道”《我的老照片收藏之路》、《历史照片的美学追求与深度开发》、《走向民间博物馆》让我们对秦风的艰辛、努力、抱负一目了然。

　　作为对“秦风作品系列”的重要参照，我愿意强力推荐《梦开始的地方》（吴印咸摄影，卜庆功、邱丰编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它和另外六部摄影集构成煌煌七卷本的“光影往事”丛书。这套丛书由毛泽东惟一的外孙女孔冬梅策划，丛书作者包括吴印咸、沙飞、徐肖冰、齐观山、侯波、杜修贤和吕相友等七位1949年前即已投身革命的红色摄影家，“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光影往事”的风格无疑会比较主旋律一些，但照片一经拍下便是永恒。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等原因，红色御用摄影家们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摆拍或其他违背新闻摄影真实性原则的作品，因此，细读《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晋永权著，金城出版社，2009年1月），将会对新中国的新闻摄影史乃至整个近现代中国史有更清新的认识。我不忍心随意简单地评价这部书，但至少可以保证，书中剖析两类摄影人关系的章节绝对吸引人和引人深思：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革命摄影人，一手提枪，一手提着照相机，带着天然的道德优越感与革命惯性，与那些包括来自旧上海、被迫接受陌生异质文化、制度的知识摄影人，开始一同为新政权服务”，“他们的合作与冲突本身，为那一年代的社会上演了一幕幕令人一唱三叹的悲喜剧，这构成了社会史、影像史的独特景观。跳出争辩双方的议题，他们是否都受制于更大的，个人乃至新闻摄影人这一群体难以把握的更强逻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