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概念的回响或终结?(图)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出版 文本是否经典仍需时间检验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概念一直是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核心的概念，这一概念甚至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整套文学话语——说到“新文学”，则不能不提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而可能让当年的发起人赵家璧和其他编撰者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续编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还能如第一辑出版时那样的耀人眼目吗？

　　编选时间与当下的接近性，选编的文本是否经典其实仍然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从某一角度而言，五四时期提出的“新文学”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过去与回响，而现在所做的，或许是一种薪火相传，或许只是激起那些回响的追问与反思。

　　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出版

　　尊重文学史，近看1976-2000

　　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30卷的任务，在2004年交到了作家王蒙和年迈的王元化手上。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王元化虽然因为身体原因并没有直接参与太多编撰工作，但他依然通过各种途径关切着《大系》的编撰进度。《大系》半个多世纪里的编辑者中，有他的师辈，有他同辈的朋友战友，也有后来者的学生，主持编辑《大系》也许对王元化有着更深远的涵义。中国现当代文学微弱的火光，在这些受尊敬的老一代作家、学者那里小心翼翼地传递。

　　2007年5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分卷主编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身体日渐虚弱的王元化通过书面形式表达了对《大系》编撰工作的看法和意见。“21世纪已经过去7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回顾‘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文学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多变化、发展。可以说，这20多年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作为一个时代，本身也引起了众多文学爱好者、研究者的关注。”王元化说，“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各个方面，包括思想内容、文学技巧等等，都有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有许多很值得留在历史文献中的内容。”

　　在提的意见中，王元化特别提到了敏感作家、作品的入选问题。王元化的意见是，“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难题，有些事情必须要考虑周全。另外有些敏感问题，需要慎重。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些作家、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完整。”当《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在70多年前出版的时候，当时的沈从文曾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其中一条是：“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70年后，王老依然提到了选家的个性问题，“希望主编不要过于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应该尽量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尊重文学史上的评价，以历史文献的眼光进行编选，而不是代表个人的观点。”

　　尊重文学史，尽量撇去政治和个人趣味，《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相对纯粹性也许是它能延续、影响至今的原因，虽然左右之争、个人恩怨不可能完全剔除。

　　文学多元化，也是正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由陈思和、雷达、孙颙、李敬泽、江曾培、吴泰昌、谢冕、李辉、沙叶新、吴贻弓、秦文君、杨扬、郏宗培等专家、学者任各分卷主编。第五辑共30卷2150万字，收入1500位作家的3000多篇（部）作品，耗时5年完成。各分卷编选者在尊重以往四辑传统体例的基础上，坚持了选文的文献性、文学性、权威性、客观性、包容性。文学理论卷和长篇小说卷的选目等方面，编选者几经周折，多方考虑才审定；此辑增设了微型小说卷和儿童文学卷，使这两大文学样式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文学大系的殿堂；编选者多次研讨又将原“报告文学卷”更名为“纪实文学卷”；《大系》编委会还采纳了众多专家、读者的建议，将散刊于五辑百卷的序跋前言后记集于一卷，即“史料·索引卷二”，便于阅读与研究。正如王蒙在其总序中所述：“文学是我们最生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史’”，是“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

　　《大系》第五辑收入作品年代始于文革结束的1976年，终于2000年。《大系》收入的后“文革”作品，在当时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主编王蒙说。《乔厂长上任记》、《爱，是不能忘记的》、《陈奂生上城》、《哦，香雪》、《致橡树》、《人到中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慢慢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走向了千家万户，“文学带来的是希望，是振聋发聩，是从此摒弃极‘左’面目出现的封建专制主义，是从今走向现代化，是走向民主、文明和富强的心愿洪潮。”当然文学不只是启蒙和政治的工具，它本质上是艺术。而《古船》、《美食家》、《爸爸爸》、《心灵史》、《动物凶猛》等，“更是不断拓展着情感、题材、手法、想像力的新生面，文学变得多样化乃至陌生化了。”

　　大多数的读者留恋着1980年代文学“最好的时光”，而在王蒙看来，1990年代的文学舞台才更加热闹、多元，“他们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1949年以来，甚至1919年五四以来，文学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活跃过、多姿多彩过。”“你又不能不承认，是今天，人们写得更深沉也更多样，更风格也更个性，更耐读也更艺术，更人性也更动情，更富有想像力与幽默感，更富有选择与珍藏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是，“（1990年代）也从来没有这样难以概括、缺少聚拢性、缺少方向感，形不成主流、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过。”

　　在主编《新文学大系》、在小心谨慎地收入当代文学30年代表性作品的这几年，亲历中国现当代文学半个世纪的作家王蒙也深感到，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作品，“似乎越来越缺少高潮了，缺少振聋发聩、精神火炬，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没有聚拢性、煽情性、精神领袖性与‘大师’的弥赛亚——旗帜性了。一种说法在国内直到国外流传开来，说是中国的文学没有成果了，退潮了，恶劣化了，完蛋了。其实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是日益正常了。20世纪最后几年的作品中，时间因素，已经没有当初那么重大了，甚至是越来越平常化、平淡化了。与此同时，市场化的畅销与惊人的效益也成为一部分写家的追求。”而这些文学气质的变化也是文学史，当然也应该成为《新文学大系》2000多万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