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民国 他仍在倾听历史的呼吸

　　史学名家唐德刚在美辞世 近代口述史学会设唐德刚奖学金

　　● 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 他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唐派散文”。

　　● 他曾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

　　从国民党军队中的小兵，到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并与胡适结为忘年交，从民国人物的口述史到提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史学名家唐德刚于10月26日晚上11时20分因肾衰竭在美国加州家中平静去世，享年89岁。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主编游奇惠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唐先生的夫人吴昭文女士希望唐先生的去世不要惊动大家，“感谢亲友问讯，但花圈挽联一律婉谢，奠仪可改送唐教授所创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该会专设唐德刚教授奖学金基金。”

李媛 绘图

1990年唐德刚和张学良在商讨文稿

1960年李宗仁与唐德刚在美国寓所

　　唐德刚生平

　　1920年8月23日，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淮军世家，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随国立安徽中学辗转西迁，后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安徽任中学教席，随后在省立安徽学院讲授西方通史。抗战胜利后，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追随唐纳德教授研究西方史，195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大执教，稍后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兼任亚洲史学系系主任，直到退休，专心著作。1980 年代末，唐德刚在纽约邀集朋友和学生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这是他积极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

　　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期间参加口述史研究项目，访问了很多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成名作是《李宗仁回忆录》，至今是口述史的代表著述。《顾维钧回忆录》完成英文稿，由大陆译为中文。唐教授长期访问胡适，关系密切，被视为胡适的弟子，胡适思想的传播者。《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最为著名。张学良一度想请唐德刚写口述自传，后来因故中断，但是整理已有的谈话和录音，出版了《张学良口述历史》。

　　唐德刚在1990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 ”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他的“历史三峡”说，在海外深受重视。

　　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单篇论文，后来集合成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册。其中“历史三峡”说是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主轴。这套书本是唐教授构思多年的《民国通史》的晚清导论篇，但民国史只写了国民政府之前的《袁氏当国》相关文章，集结为这两本书。

　　唐德刚从大学时代就不断写短文和创作短篇，气势磅礡，妙语如珠，这是他文史一家的特色。著名作品有《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五十年代底尘埃》、《战争与爱情》等。

　　唐德刚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历史著作也大多面向普通读者。二十多年来，他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2002年因钓鱼岛事件曾与杨振宁一同发表声明，声讨李登辉。

　　唐德刚说：关于口述

　　对于口述民国风云人物，唐德刚自己也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芮文斯教授开创，但唐德刚在他《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一文中表示，《史记》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不过这个口述传统之后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忽视，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唐德刚回忆自己做口述史的机缘，还是和老师胡适有关。“为着他（胡适）自己的 ‘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正在这个时候，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来到纽约和唐德刚相遇，之前罗拔在香港做了张国焘的口述。唐德刚兼职做了罗拔的翻译，和他一起合作。罗拔建议唐德刚，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胡适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那是1956年的冬季，唐德刚和胡适谈了一整晚，“谈得起劲了，他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但此次口述胡适因为经费和胡适本人原因，最终胎死腹中。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后来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

　　关于胡适

　　1957年，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后来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唐德刚也一直以胡适学生自称，可在中国近代史上自诩胡适学生又何其多。不过唐德刚自己也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没有正式拿他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恩师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小门生。”

　　唐德刚还说，“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长期的访谈，唐德刚说，他看到了胡适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他还做打油诗描述胡适在美国的二十七年：“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前二十年海啸，后十年未老。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那什么是“胡适”？唐德刚说：“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

　　那什么是胡适时代呢？唐德刚说：“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在唐德刚看来，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至于胡适的幽灵之后的复活，唐德刚说：“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为时当不在远。”唐德刚在一次演讲中甚至鼓吹：“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关于张学良

　　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唐德刚与张学良一共录下了11盘录音带，全景式展现了张学良的百年风云。这次口述缘起是张学良看了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后，派人找到唐德刚，说张学良想请他吃饭。就在那次饭桌上，张学良表示请唐德刚为他写回忆录。

　　唐德刚对张学良做了肯定评价，他说“张学良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是非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唐德刚还提到，张学良对自己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对于自己被蒋介石关了一辈子，唐德刚转述说：“（他）不但无怨无忧，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唐德刚说，对于史学界，“（张学良）是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