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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他那本著名的《物种起源》出版也刚好150年。不过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在世界近代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科学家，中国人如今却少有提及。有意思的是，达尔文的名字在美国却时常成为新闻主角，因为信奉“创世论”的信徒们仍然一直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进行持续的斗争。而在中国，达尔文的对手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达尔文从一开始以“社会进化论”被引入中国，这就使得一门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专业科学，在中国一直被当作一门替代性的哲学人类学引入的，从此“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逻辑至今仍未得到有效地检讨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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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新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 |
庚镇城的《达尔文新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里提了这么一段有趣的公案，1931年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曾发表过这样一封达尔文致马克思的回信，里面写道，“为了推动思想自由，我认为依赖科学进步一点点照亮人们的心的做法是明智的。因此，我历来回避关于宗教的技术，而仅讲科学性的问题。也许是我过虑，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如果我帮助了对宗教的直接攻击，我都担心我的家人会感到难过。”当时苏联发表此信，是为了想证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不过到60年代终于由美国的哲学科学史家福伊尔发现了疑点，原来这封信是写给马克思的女婿艾夫林的，而达尔文与赫胥黎同艾夫林这些教条式无神论者一直都保持着距离，这不仅证明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只不过约束了达尔文同艾夫林这位三流的反宗教科学人士的互相认同，而没有约束他同伟大的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达尔文爱科学，但是并不那么反对宗教，这与我们常在报刊媒体上看到的一些“科学原教旨主义者”有很大的差别。事实上，宗教神秘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中，直到当代，一直还是十分重要的主题。根据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种种》的说法，宗教神秘主义体验大抵有四个特征：对不可能的表现；直观的洞察；瞬间性；被动性。这种神秘主义的体验由于在现代哲学的视野里，一般被视为是非理性的、无法实证的，从而加以排斥，但是在西方比较宗教领域，神秘主义仍然是非常关键的研究对象，如Rudolf Otto在193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东西方的神秘主义：一个对神秘主义本质的比较性研究》（Mysticism East and Wes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Mysticism, Macmillan Company, 1932）就是对佛教与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体验进行开创性的比较。可惜的是，这本讨论神秘主义的经典著作，却一直未能译为中文。
最近出版的罗浩（Harold D. Roth）的《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严明等 译，学苑出版社，2009年1月版)是一次重新理解先秦道家思想的努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是他试图在神秘主义(Mysticism)的视野里来考察道家思想。 当然，罗浩的这本著作并非是把先秦道家思想放在神秘主义的视野里的首度尝试，事实上，本杰明•史华慈在其《古代中国的思想与世界》（程刚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里就认为，对老庄的研究要引入神秘主义的视野（vision），也即是说，老庄与大乘佛教、婆罗门教、苏菲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一样，包含相当重要的神秘主义维度，是对永恒实体的一种人为的把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神秘主义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认为的飘渺玄思，而是一种对终极实在的秩序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庄子》里的喻像，并不只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也不是一种心灵自由的象征，而是对“道”的神秘化内容的描述。 不过这种神秘主义视野，对于国内老庄研究者而言，可能还显陌生，我基本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或许是因为中国思想的研究者，还局限于儒家视角。西方思想家利用神秘主义的视野来看待老庄思想，史华慈也并非开创者，著名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可算是这方面的先驱。据Jonathan R. Herman在《我与道：马丁布伯与庄子的相遇》(I and Tao:Martin Buber’s Encounter with Chuang Tzu，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6)的研究，马丁•布伯早年受庄子思想影响很深，甚至他的那本名著《我与汝》，也与庄子有莫大的关系。对于布伯而言，庄子是神秘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一员，这可以从他编选的《狂喜的忏悔：神秘主义的核心》(Ecstatic Confessions: The Heart of Mysticism，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6)就可看出，他把印度佛教、苏菲派、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主义直到中国的道家与犹太教的哈斯德主义，均归入神秘主义的脉络里，那么这或许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否代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传统，只不过这个传统由于儒家独尊的历史原因而隐而不彰，这或许可以让我们尝试用新的角度去审视先秦思想史。 回到罗浩的这本著作，他并没有对老庄传统与神秘主义的关系有太多的着墨，而是以《内业》作为核心，来考察道家的修行技术，并且他揭示出我们过往对道家修行的一个误解，认为道家着重养身术，而不同于佛教的修行法门，他认为，道家正是在神秘主义的视野里，摸索出一套修行得道的技术，这使得道家作为神秘主义的思想系统，变得更为完整与丰富。
提到这么多神秘主义与宗教传统，读者或许会误认为我是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下面我推荐的这本书，或许会告诉各位，谈宗教、谈信仰并非就是复古，同样也可与当代顺利接榫。龚浩群的《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2009年8月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本典型的民族志著作，但是却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在小乘佛教的信仰共同体中间，如何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群体。不过这样一本上乘的研究著作，也有些许瑕疵。在本书的结论中，作者以福柯的治理术来观察这样一种信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并无不妥，但是既然是一本民族志的研究，或许应该以被研究者（信徒共同体）的视角去审视权力与政治关系，而以福柯这种后现代权力论者的视角引入，或许最终只会既误解了信仰，也误解了民族志这种特有的研究方式。 谈到民族志，不得不提近来“走红”的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7月）一书，王先生以汉人之身，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探求他们的文化与精神世界。本人虽属少数民族，但受“汉风西雨”污染日久，却无多少少数民族认同。过去还时常被“少数民族考生”这样的体制话语所提醒，或者被一些周遭的朋友的“异族惊诧论”所强化，但是如今既不参加高考，不参加任何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评比活动，周围的朋友对我的少数民族身份也不再好奇，土家族于我而言，只成为身份证上的一个“标记”而已。 王明珂的书中提到了我的家乡，恩施的土家族贵族田氏家族是如何自称为“有虞氏”之后，而另一田姓家族，则自称“系出有熊，黄帝之苗裔也”。我并不清楚这些祖宗的历史建构如今是否仍然发挥作用，在我个人的家族史记忆中，我们的家谱与家族口述史反复强调的，不是来自于某个伟大的祖先，而只是简单的几句，“发源自湖北荆州，后经湖南石首移民到此地”。每当返回老家，看着那些同治年以来的祖先墓碑，我的心中常常涌起的是一种莫名的暖流，而绝非是什么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 (责任编辑：蔷薇)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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