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唐德刚:口述史不是你说我写

　　我问唐先生：“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李宗仁就是一个China Town（唐人街）的老头子，有时候我陪李宗仁到China Town喝茶吃点心，很多人来看我，大家也不认识李宗仁，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说，哎呀，唐德刚，这个家伙在哥伦比亚大学跑来跑去，是谁?

　　2007年，纽约的秋天让人心醉。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步行到夏志清先生家聊了两个下午。夏先生谈话信马由缰，可以想见当年他与唐德刚先生碰在一起是何等热闹。当我提起唐先生，夏先生不免黯然神伤：“唐德刚住在新泽西，有一天不会关电脑，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其实已经中风了。”我想，没有与唐先生斗嘴的日子，夏先生是寂寞的。

　　我早就听说唐德刚先生身体不好，虽然几经致意，还是不敢奢望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大家。正当我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纽约时，唐德刚先生的老同学马大任先生打来电话：“我刚去了唐德刚家，唐太太说欢迎你去他们家访问。”我顿时欣喜若狂。当晚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电话，才知从纽约到新泽西的唐府路途遥远。“你那里有没有传真机？我传真一张地图给你好了。”唐太太说，“要不然你就一路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指路。”

　　2007年11月28日中午，在唐太太的指引下，我从纽约坐计程车到了新泽西唐府。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树木成林。唐太太已在门口等候，引入二楼客厅后，略为寒暄，她便请我稍坐，入内去照顾唐先生。唐太太乃民国名将吴开先之女，唐德刚在 1990年曾写过《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一文。我细看家中书画，首先入眼的是胡适1960年10月13日写的条幅：“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又见班禅额尔德尼写给“开先先生”的字，于右任的书法请“昭文仁仲、德刚先生俪正”，徐悲鸿的画作则是湖上双鹅。

　　约一刻钟后，唐德刚穿着睡袍，双手扶着助行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人老啦，走得慢……”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他大半的安徽口音。

　　唐太太帮唐先生戴上助听器，斟茶后便退入内房。唐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来。讲到开心处，他欢笑鼓掌；而到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他说，幸亏自己选择到美国留学，很多人到欧洲留学—“饿死了”，又说来美国留学生中有人到饭馆洗盘子，没有通风设备—“闷死了”。这真是典型的“唐氏语言”。唐先生曾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我真不清楚这些故事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总之是动听的“说书”。

　　唐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就写不出来。”听唐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只是偶尔接上一句，他就说：“很少人像你提出这样的历史问题，我大感知音！”临近黄昏，我怕唐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他神情犹如小孩，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这时我可以感觉到唐先生内心深处的寂寞。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生逢其时，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国巨变。纽约是一个大码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象。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了这些风云人物。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斯时正在纽约八十一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胡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正是哥大创办两百周年，动不动就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为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胡先生对每个人都好，嘻嘻哈哈的。”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我问唐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唐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也没钱。那时候胡适打电话说：‘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胡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胡伯母别的可以没有，不打麻将是不能活，一打麻将早出晚归。胡伯母后来写给我：‘送给适之最喜欢的学生’。胡先生何以喜欢我？因为胡先生以前是北京大学校长，被人家包围着，来到这里没有了，我又是他的保镖，又是司机，又可陪胡伯母打麻将。”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 唐德刚说：“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60多顿。

　　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起初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并不在意，写过《在春风里》的陈之藩先生却说：“胡先生不像他说的那样。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

　　陈之藩先生的学识修养俱佳，所论公正平和。而胡适女弟子苏雪林和吴健雄看了《胡适杂忆》就气得不得了。苏雪林认为唐德刚对胡适有“大不敬”与“重大冒犯”，专门写了《犹大之吻》一书骂唐德刚，自费出版，并寄了一本给吴健雄。唐德刚不得不在《传记文学》上发表《“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一文回应。细读《胡适杂忆》，我认为唐德刚把胡适写得有血有肉，十分可爱，虽然有时文笔俏皮，不免笔走偏锋，但并无恶意。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