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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毛泽东:毛新宇赞扬爷爷骨头和鲁迅一样硬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第4页 :第一次发表政见

  临行前,毛泽东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想着就要离开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就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冲,心中激动不已,便挥笔写了一首诗留赠给他的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是根据日本著名僧人月性的《题壁》诗改写而成的。原诗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须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毛泽东改写的诗,比原诗气魄更加宏大,意蕴更加深刻,抒发了这个有志少年发愤图强的远大抱负和四海为家的广阔胸怀,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故乡韶山的美好感情和对父老乡亲的一片赤诚。

  1910年的秋天,毛顺生一家人站在私塾前的河岸边,目送着17岁的毛泽东踏上出乡关的征程。这一天天高气爽,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走上通向山外的羊肠小道,他带走了父亲的遗憾,也带走了母亲的离愁,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渐向毛泽东打开。

  东台报国志

  1910年秋日里的一天,一心求学的毛泽东离开了故乡韶山,一路上翻山越岭,涉溪过河,在日落时分,终于来到了湘乡县城。

  掌灯时分,毛泽东挑着行李担子来到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大门口。可是从门房得来的消息却是:入学考试时间已过。心急的毛泽东再三恳请,校方才同意他可以补试。结果在门房端灯之间,毛泽东做完了试题。门房一听惊呆了,连忙拿起毛泽东的试卷,不住地赞叹:“奇才!奇才!”转身就直去禀告校长。校长李元圃接过毛泽东的试卷,只见毛泽东在试题《言志》答作中,以宏伟的气魄和豪迈的语言,阐明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李元圃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之才!”于是,毛泽东缴纳了14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进入了这所新式学堂。

  当时,东山小学堂虽承袭了一些日式私塾的传统内容,但主要的是实行“新法教育”,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物理以及音乐、体操、图画等10多种,教学方法也比较求实、灵活。在那里,毛泽东最初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方新学科,感到非常新鲜,不过他最喜欢的是国文、历史和地理。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进步很快,并能写一手好古文,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他的作文写得铿锵有力。为进一步表达他救国救民的宏大抱负,他写了《救国图存论》和《宋襄公论》等文,深得全校师生的赞赏。他的国文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虽然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但他还是觉得压抑。原来,尽管东山学堂是所新式学校,但在当时贫苦农民的孩子有几个能上得起学?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是富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穿着长袍丝带等当时很阔气的服装,而毛泽东经常穿着青色的短褂和裤子,只有一套比较整齐的衣服也是粗布做的。再加上湘潭、湘乡两县虽然交界,但口音不大一样。于是,很多同学都笑毛泽东是个“乡巴佬”。但他全然不去理会这些,把心思都用到了学习上,一有时间就往藏书的楼阁里钻,查阅报刊书籍。因为他有他的志向和抱负。他来这里是为了求学救国,而不是和人比穿戴比口音的。为此,他写成《咏蛙》一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对国家大事也更加关心了。学校里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员,也经常讲起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益富强,以及日本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毛泽东听了,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更加深了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新民丛报》已经在1907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不过,那时候毛泽东赞成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根本没想过要反皇帝,相反他读了一些古代贤帝尧、舜、文、武的事迹。可以说毛泽东对康、梁思想的崇拜是他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毛泽东进一步开拓了视野,开始在思想上接触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他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探求真理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还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同学萧三。有一天,毛泽东见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就非常急迫地借过来看。书中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和林肯等人的传记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世界伟人的历史功绩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他多么盼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伟人,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拯救国家的危亡。读着,读着,他禁不住用墨笔在书上涂画起来。过了几天,毛泽东把书还给萧三,深怀歉意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画得最密。毛泽东读书时的激动心情跃然纸上,他无限感慨地说道:“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了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他从新的知识中汲取营养,从中外历史的演进中探索着国家昌盛的道路。不久,毛泽东便给自己取了一个言志的笔名——子任,寓意“以天下为己任”。

  就读东山小学堂是毛泽东早年的大转折,不仅使他长了知识,而且使他在与闭塞的韶山冲的对比中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向往的驱使下,他投身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洪流中去。

  第一次发表政见

  在1911年春日里的一天,17岁的毛泽东挤进了一艘湘江小货轮的三等舱里,踏上了通往长沙的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省城,年轻的他既兴奋又忐忑不安。湘江的水滚滚地向前流去,踏着波涛,毛泽东步入了现代中国汹涌的历史大潮中。

  到长沙后,毛泽东想去驻省湘乡中学就读。但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他几乎不敢抱什么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他被顺利地录取了,成为被许多人羡慕的省城这所名校的学生。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激烈的斗争局势使毛泽东对政治更加关切。通过阅读由同盟会会员宋教仁、 于右任主编的有着鲜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报纸——《民立报》,毛泽东知道了黄花岗72烈士,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他为此而异常兴奋和激动,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贴在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墙壁上,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这篇文章里,他表达了对祖国兴亡的深切关心,痛斥了清王朝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并且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推翻腐朽透顶的清王朝,组织民国新政府,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来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文章贴出去以后,立即在全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热血青年受到鼓舞,反清情绪急剧高涨。后来,毛泽东曾就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道: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但是,由赞同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制,多少可以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康、梁的地位开始下降了。17岁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不反对帝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以实际行动站到了革命派的一边。

  由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全国各地反清情绪不断高涨。1910年的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一手向地方收回铁路主权;另一手又将铁路主权作为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大借外债。这样做的结果,铁路的主权,不可避免地要被帝国主义攫去。当时,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的人民,纷纷抗税、罢课、罢市、罢工,开展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也非常气愤。他们以剪辫子的手段,来表示反抗清朝政府。

  在清朝,男子留辫子是归顺的象征,是清朝皇帝统治的象征。剪辫子还是蓄辫子,被人们看做是对皇帝的态度问题。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彻底决裂,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剪掉辫子,且鄙夷地讥称长辫子为“猪尾巴”。几个月前,毛泽东还把剪了辫子的人称为“假洋鬼子”,而现在自己也一跃成为坚决主张取消辫子的人了。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带头剪掉辫子,以示自己拥护革命和反对清朝的决心。可是10多位原先同意剪掉辫子的同学,见毛泽东剪掉辫子后的模样,却犹豫起来,迟迟不肯动手。毛泽东对这种不守信用的行为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是思想动摇的一种表现。搞革命就要有决心,有勇气;剪掉辫子是有决心的一种表示,应该坚决、果断,不应该只说不做。于是,他和另一位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一面鼓励他们与清朝决裂,一面则以遵守诺言为由,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强行剪掉了10多个同学的辫子。这也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由一个留长辫子的人,一跃成为坚决的反对清政府的人。这表明,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他很快地抛弃原来的观点,自觉地涌进革命的潮流中去。后来,他自己也感叹道:“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革命军里秀才兵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每一次升华都是和他生活环境的不断拓展有着直接关系的。社会生活的大变革,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他期待着能遨游其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随着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推翻清王朝的战斗打响了。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形势极度紧张。巡抚杨文鼎马上宣布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秘密频繁地活动。对此,毛泽东激动不已,他看到一个旧的腐败的王朝即将结束,一个新的更加民主的政府即将成立。这激起了他参与其中的强烈愿望。

  一次,一个革命党人得到了校长的许可,到湘乡驻省中学来讲课。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20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对于这场革命,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当时,清王朝还在做垂死的挣扎,派遣军队,围攻武汉,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革命需要更多的人加入战斗,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当时,一些立志革命的学生已经武装起来,在长沙组织了学生军。有的朋友来劝毛泽东一起参加学生军,但毛泽东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武昌起义刚刚爆发,既然要投军报国,就应当到浴血奋战的第一线,就要到正规部队去打硬仗。于是,他决定到武昌去,到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部下去当革命军。

  但是一个偶然的变故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当大家做好一切准备,正要出发去武汉时,一个朋友告诉毛泽东:武汉街道十分潮湿,布鞋、草鞋几天就得沤坏,非穿油鞋不可。而毛泽东却从来没有穿过油鞋,马上去买,钱又不够,再说商店也未必就有卖的。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住在长沙城外一个本乡的朋友。这个本乡朋友,现就在新军里面当兵。毛泽东便风风火火地朝兵营奔去。但此时长沙城外的新军响应了武昌起义,正大批地朝长沙城开进。毛泽东立即返回长沙城,亲眼目睹了起义军攻打长沙城的全过程。毛泽东感到很新鲜、异常兴奋。既然起义军就在眼前,他又何必舍近求远。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年近18岁的毛泽东,一下子就被招兵的军官相中。于是,10月底,毛泽东穿上了军服,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驻在当时长沙审判厅的附近。

  毛泽东参军以后,一如他童年的禀性,热爱劳动、办事认真、待人忠厚,很快赢得大多数士兵和长官的赞赏。那时候,新兵除了日常的操练外,还做些杂事,如打扫营房,为当官的搬住房、抬铺板、捆背包等等。此外,每天还要到长沙城外白沙井去挑一担泉水回来,供大家煮饭和当官的泡茶用。在那个班里,大多数士兵同毛泽东一样,都是吃过苦、受过累的,具有共同的感情基础,说话也能合得来,他们间很快地就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因为毛泽东能写文章,可以帮助大家写家信,讲解报纸上的新闻,大家都很尊重他,敬佩他有学问,称他为“秀才”,把他引为知己。

  毛泽东在这里不但将学到的文化知识派上了用场,而且更多的是学到了不少军事常识。别看他平时喜欢说说笑笑,似乎还比较马虎,但在操课的时间内从不马虎,每个动作都做得非常认真,正副目(正、副班长)看他身材魁梧,单个动作也比较标准,经常要他做示范。他后来在提到这段经历时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相当可以。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

  当时新军每月发给士兵7元的军饷,有些士兵就拿它大吃大喝一顿,改善一下生活;有的就寄回家以贴补家用。而毛泽东则与众不同,除了每月伙食所用二三元外,其余的全部用来订报纸,一有空闲,就认真阅读,从而培养了他注意研究政治问题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辛亥革命前后,新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各种西方思潮和学说潮水般地涌来,中国的思想界一时颇为活跃、解放。有一天,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此后,他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的报刊和文章,并读了江亢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些小册子。当然,那时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介绍是很混乱的。那时所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根本不是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即使如此,对于满怀革命热情关注中国出路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学说依然具有新鲜的诱惑力。他和士兵们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和一位士兵对此的争论还招来了副目(副班长)的批评,说他太争强好胜。他还热情洋溢地给几位同班同学写信,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他的热情并没有唤起别人的热情,在给毛泽东回信的同学中,只有一人同意社会主义的学说,大多数人表示不能理解。然而“社会主义”一词却深深地留在毛泽东的脑海里。

  时局发展之迅猛,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1912年1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无不认为革命已大功告成。毛泽东当时也以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于是在1912年3月退伍,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军旅生涯。

  坎坷求学路

  辛亥革命的洗礼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民主革命运动的轰轰烈烈。然而,半年的军旅生涯并没有使毛泽东学到更多的救国救民的理论。1912年春,毛泽东走出兵营,决心继续求学。

  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各类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些广告对一般的青年确实富有吸引力。翻来覆去选择的结果,他决定报考高等商业学校,同时写信告诉了家中的父亲。父亲向来赞成儿子经商,在毛泽东小时候还曾打算送他到米店当学徒,接信后自然满心欢喜,大力支持。但事情不像毛泽东想象得那么顺利。他进入商业学校不久,由于学校半数以上的课程都使用英语教学,教科书也是英文原本,而毛泽东对英语所知甚少,学校又不设英语课供英语不好的学生补习,毛泽东难以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入校不到一个月,他决定退学。

  离开高等商业学校后,毛泽东继续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中寻找适合于他的学校,最终,毛泽东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入学考试那一天,毛泽东以《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为题,用康梁维新派提倡教育的理论,娓娓道来,文风颇受梁启超影响,受到考官的好评,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学校录取。这所中学的校长符定一先生和教员们都很重视考取第一名的新生毛泽东,特别赏识他的文章,甚至怀疑应试的文章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因而再次进行了面试。结果面试成绩和上次考试一样,毛泽东的文章的确写得很好。大家对毛泽东更加器重。

  省立第一中学当时是湖南省一所规模很大的中学,学生众多,声望也很高。在这里,毛泽东写了不少作文,其中有一篇是《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就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外竖了一根木桩,宣布谁能把它搬走,就赏他10两金子。这根木桩很容易搬动,但赏金又这么多,刚开始谁也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没人敢去搬。商鞅见没人响应,又宣布,谁能搬,赏金50两。后来有一个胆大的人上前搬走了木桩,商鞅当即发给了他赏金。人们这才相信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商鞅随即颁布新法,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借用这一历史故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失信于民和愚民政策的本质。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

  毛泽东这篇文笔犀利、言简意赅的600字的短文,深得老师的赏识。国文教员柳潜阅后,拍案叫绝,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他给这篇作文打了100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圈阅过后仍不尽兴,他又为文章写了一个150字长的批语。其中写道,这篇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他感叹:“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他赞扬这篇文章“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最后,他感叹此文: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全校上下的关注,他良好的国文基础和高超的写作能力很快就在学校传开了。很多教师在看过《商鞅徙木立信论》后都很欣赏。柳潜由于赞赏毛泽东的才华,特地借给了毛泽东一本叫《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书。这部辑录了上自黄帝,迄于明末,编年纪事,纲目相从的史事书也确实吸引了毛泽东,通过阅读这本内容丰富的书,他从中得到了不少教益,但也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再加上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于是,在入学6个月之后,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省高等中学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毛泽东在图书馆自学十分刻苦,一坐就是一整天。从酷暑到严冬,毛泽东凭借着他强烈的求知欲,刻苦地、日复一日地发愤自学。毛泽东曾生动形象地比喻自己:“那时,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深入细致地思考,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受到了重大的启示。

  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有一件事使毛泽东感触很深。它使毛泽东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而且也使他想了许多许多。这个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的世界大地图。从这张地图上,他看到世界很大很大,中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40年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曾详细地向人们讲述了这件事情:“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他想,世界如此之大,人口一定很多,人生在世,都希望过得幸福一些。但是,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联系在湘乡、韶山一带的所见所闻,觉得一般人的生活都过得并不好。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现象。那么,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毛泽东深深感到自己和所有的青年肩负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正当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的自修道路上出现了问题。因为父亲毛顺生觉得儿子在省城既不进学校,又不谋职业,他一心想让儿子经商的愿望落了空,便决定不再接济这个“逆子”,毛泽东没有了经济来源。而此时,湘乡会馆又住进了不少被遣散的士兵,他们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搞得会馆不得安宁,毛泽东也不能住下去了。继续自修的路是走不通了,毛泽东必须另想办法。对于这段自修经历,毛泽东曾说:这是他学习的历史上“极有价值”的半年。

  为学之道

  1913年春天,年满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在入校之初,就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校长在看了他的作文之后,十分感慨地赞叹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有趣的是,毛泽东除了写自己的论文外,还替两个好友各写了一篇。结果3个人全被录取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多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这件事,还开玩笑地说他自己考取了三通。

  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这样,一年前考入第四师范的毛泽东随之就读于第一师范,被编入一师的本科第八班。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有利的学习环境,刻苦学习,探索为学之道。这时候,他读书的目的已经十分明确,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储能,就是要探求人生的真谛和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这也恰如当时一师校歌所唱:“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具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志向。他和同学们共勉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为此,他和朋友约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而真正应当关心和谈论的是“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事。一师期间,毛泽东的学习十分刻苦认真。每天他都早早起床,做完运动之后,就开始读英语,从上午8时至下午3时都在教室听课学习,课余时间也没有丝毫的松懈。晚上熄灯之后,他就到茶炉室或走廊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为了看书方便,他还自备了一盏灯放在床头,下面垫上一节竹筒,常常坐在床上看书,有时甚至彻夜不眠。

  毛泽东不仅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刻苦认真,而且创造了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在学习中,既要注重自己看书,独立钻研,独立思考,也要注重讨论和交流。而在研讨学问时,要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既不要怕伤和气“取同于君”,也不要怕丢面子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要畅所欲言,广泛交流,通过讨论使大家都取得“真知”、“真理”。在各科知识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遍而后专门。”只有各科知识都具备了,才能做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学习的顺序上,他认为,应该是先学一般知识再学专门知识,先学中国的再学外国的。在学习中,既要学习外国历史,更要学习中国历史;既要学习西洋科学,更要学习中华国学。他特别强调,读历史古籍,必须联系现实,掌握要领,抓住重点。在积累知识的技巧上,毛泽东认为,学科多如繁星,知识浩于烟海,有志之士应博览广学,日积月累。但仅有“博”还不能深入,还必须学得“精”。而要学得精,关键是要有条理,这样就便于掌握了,而要学得既博且精,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对于恒的问题,毛泽东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还非常推崇当时教育学老师徐特立提出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本,后来都送回韶山老家珍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住在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统统搬到后山烧毁。一位曾在私塾教过毛泽东的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至今。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面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长沙第四师范时听杨昌济和袁仲谦讲课时所录,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其中有许多处评论历史、政治和人物。有几处记载自然科学常识,间或杂以议论,穿插些自己对这些文章的意见及看法。这一切充分显示毛泽东学、思、记结合的特点。

  毛泽东读过的书,都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索所得。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画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等语。他读过的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一书中留下的笔墨,表现了他当时不动笔墨不看书的独立思索和分析批判精神。

book.sohu.com true 搜狐读书频道 http://book.sohu.com/20131211/n391619068.shtml report 117030 书封 书名:爷爷毛泽东作者:毛新宇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内容简介: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他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他们生活的欢乐和痛苦、事业
(责任编辑: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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