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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毛泽东:毛新宇赞扬爷爷骨头和鲁迅一样硬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第8页 :舍家为国满门英烈

  正在毛泽东等人着手准备在长沙同张敬尧作斗争之时,昏庸腐败的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进行抗议示威。很快,在北京爱国学生带动下,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在湖南的毛泽东听到巴黎和会的消息后,陷入了极端的痛苦和愤怒之中。他迅即找到周世钊,希望把新民学会的会员全部组织起来,参加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去。于是,在毛泽东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1919年5月7日,也就是4年以前袁世凯签署出卖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长沙各校的学生们挥舞着旗帜,高呼着口号,慷慨激昂地走上了街头。他们沿途散发传单,为围观的群众讲演,为山东的人民请愿。

  看到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湖南军阀张敬尧坐不住了,他唯恐湖南的学生运动掀起更加强大的浪潮,动摇他在湖南的统治。他于5月9日当天召集长沙各学校的校长开会,警告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同时,他还在长沙城内实行宵禁,并勒令长沙各报不得登载有关山东问题的一切消息。面对张敬尧的种种压制,毛泽东认为湖南学生运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应为此积极地活动,联合各校学生尽快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以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并配合全国的学生运动。

  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北京就认识毛泽东的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运动骨干邓中夏被派到了长沙来与毛泽东取得联系,进一步鼓动湖南的学生奋起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

  5月28日上午,长沙各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在省教育会,在逐条对学联的章程进行讨论后,开始了学联代表的选举,经过推选,湖南法专的夏正猷、湖南商专的彭璜为正副会长。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它崭新的姿态宣告成立了。于是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湖南学生奋起救国的行动得到了湖南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湖南省教育会为支持学生罢课,特意发电报告全国各省教育会,并建议组成教育联合会代表团赴京请愿。湖南省工商界、银行、社会团体纷纷捐款捐物给学生以支持。湖南的爱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这下张敬尧恐慌了。他下令手下要严加镇压,凡“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察觉,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准备对学生进一步施加迫害。6月11日,为使学生上课,张敬尧又气势汹汹地发布了《告诫学生训令》,威胁学生“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

  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照样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照样宣传爱国,抵制日货,与张敬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5日,学联同湖南工商界人士共几千人举行游行,喊出了“一致对外,大家努力;勿忘国耻,坚持到底;提倡国货,莫置日货”的口号。学联还动员商号的工人积极地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到了7月初,湖南的爱国运动已发展成为由学生、工人、商人等联合行动的声势更大的抗议运动。

  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领导下,湖南各界的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1919年8月中旬,学联还会同国货联合会联合组织了烧毁日货游行大会,他们高举着“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在长沙教育会坪将日本的布匹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焚烧了这些布匹,围观的群众都拍手称快,此次行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敬尧知道此事后,竟狗急跳墙,不仅强令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而且闯入印刷厂查封了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他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的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6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也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7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驱张运动也产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20年6月,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张氏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湖南。

  后来,毛泽东曾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地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的确,经过“五四”大潮洗礼的毛泽东已经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萦绕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主办《湘江评论》

  1919年5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当时为配合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宣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大多由各地高、中等学校的学生组织主办的刊物在全国不下400种之多,仅长沙一地就出版了10多种刊物。它们虽然对新思想的传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有特色有深度的很少,不仅缺少见解,而且锐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深感创办一种刊物,以发表自己政见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向学联负责人建议:由学联发行一种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来担当这一重大任务。学联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推他以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的身份担任该刊物的主编。

  经过10多天的紧张工作,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问世了。这是一种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每周一期,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生动活泼。其中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也有三言两语的匕首投枪;开辟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杂感》、《简讯》等专栏。它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长沙的街头巷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在第一期刊登的《本报启事》中,《湘江评论》明确指出“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泽东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了整个第一版。这篇文章的思想新颖,热情奔放。在文中,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世界革命”冲击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在这种急流狂转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世界形势面前,毛泽东以战斗的姿态向同胞们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评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他在《创刊宣言》中还深刻地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创刊宣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大无畏的革命家品质,敢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高昂革命气概,雄辩的政治家才能。

  为了使人们真正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清它们强权政治的险恶目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写了许多杂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国际关系,一针见血地指出:“满嘴正义”的英、法、日、美等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吵吵闹闹,无非是谁能多“得到若干土地,收获若干金钱”的分赃。在鼓吹“文明”、“富足”的口号下,列强诸国实际上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在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强权的同时,毛泽东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也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中国的危险不是兵力不强和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真正的危险是在于全国人民思想界的空虚和腐败透顶。而湖南思想界更是黯淡已极。虽然也开办过时务学堂,倡导过变法自强。但轰轰烈烈过后,却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束缚根源在于几千年封建礼教的专制,在于迷信孔孟之道,迷信纲常礼教。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上海《民国日报》于同年11月首次对此作了报道。接着,湖南《大众报》也先后刊出《俄京政变记》等十月革命的消息。随着中国“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湘江评论》上,他开始以热情的笔调对俄国革命和各国人民反抗强权的斗争给予了支持和赞扬。毛泽东在其连载于《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的最重要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并认识到改造国家的途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号召学生、教员、妇女等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并且他预言,中国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联合都先告成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写道:“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由于《湘江评论》以它大无畏的反叛精神,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从而受到了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被抢购一空。随之又加印了2000份,依然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第二期起,《湘江评论》每期印5000份,不仅行销湖南,而且很快传播到武汉、广州、成都、北京等地,反响强烈。李大钊、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后评价它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胡适也在其主编的《每周评论》第36期上著文,予以专门介绍。他称赞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全国各地的重要期刊也纷纷全文转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和《湖南》还特别推荐了这篇文章。一时间,《湘江评论》以它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反帝反封建探索中国未来命运的著名刊物之一,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据当时住在他隔壁的周世钊后来回忆说:“他很忙,日里除教课外,时间都花在推动学生运动的活动上面。他要到很多学校去联系,要和很多来访他的人交谈。还要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为刊物写文章常常在夜晚。他要写的文章既多,要谈的问题又复杂,每每写到午夜以后还没有睡。我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子里灯光荧荧,知道他正在振笔挥写。有几次他睡得太晚了,早晨没有醒来,等到第一堂课铃声响后,才起床穿衣,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忙拿着教本、粉笔到教室授课。我们劝他晚上应该早点休息,他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一点,少睡几点钟没关系来回答。”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他身兼几任,既当编辑,又管校对,还亲自执笔为《湘江评论》写了40余篇文章。有时,他还上街卖报。毛泽东此时的生活也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但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由于《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它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引起了以张敬尧为首的反动军阀统治集团的恐慌,他们诬蔑《湘江评论》为“怪人怪论”、“异邦邪说”,不断地派人到印刷厂捣乱破坏。1919年8月中旬,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气急败坏的张敬尧狗急跳墙,派军警包围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不仅强令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而且闯入印刷厂查封了《湘江评论》,刚刚印好的《湘江评论》第五期也被全部没收。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战斗。毛泽东和学联的其他负责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不久,毛泽东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出自毛泽东之手。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新湖南》同样刺到了军阀的痛处,不久,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此后,毛泽东就利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文章,揭露和抨击张敬尧的黑暗统治,唤起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觉悟。

  舍家为国满门英烈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几个月后,他的父亲也因伤寒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间,此时,毛泽东正远在长沙,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小弟毛泽覃从1918年起跟着他在长沙就学。这样,上屋场那栋房舍、祖上留下来的农田、毛家所入股的店铺的管理经营担子全部落在了大弟毛泽民和大弟媳王淑兰的肩上,帮手就是堂妹毛泽建。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1921年2月,农历正月初七,毛泽东带着“五四”运动的一身征尘回到韶山。他先来到棠佳阁的外婆家拜年。第二天,就和表兄文东仙、表弟文南生一起来到上屋场。

  正月初八,是毛泽东母亲的宴寿。这天晚上,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王淑兰、文东仙、文南生围在火塘边,一边吃着韶山的土果品,一边烤着火。毛泽东对大弟和弟媳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一席话,勾起了毛泽民艰辛的回忆:是啊!这些年来日子真是不好过。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了几次;民国八年母亲、父亲相继去世,民国九年安葬父母,还给泽覃订了婚。毛泽民一边讲还一边核算着家里的钱产,实在是有点入不敷出。

  “是不是欠人家的一些钱啊?”毛泽东问。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义顺堂(即毛顺生做生意的对外招牌)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家在喂;可欠人家的票子,总得钱还啊。”

  “能抵消的有么子东西?”

  “能抵消的是家里还有两头肉猪和仓里还有两担谷子。”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讲的是实际情况,但是,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国败民无安嘛!”一席话说得大家直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的意思是把屋里收一下场,田地也不做了;这些田你们两口子也做不了,还得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安生的地方,润莲(毛泽民)细时在家里搞劳动,没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连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毛泽民和王淑兰都瞪着惊疑的眼睛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继续开导说:“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嘛!”

  “哥哥说得有道理,可我们都走了,那田怎么办?屋子怎么办?账目又如何办?”毛泽民还有疑问。

  “好办,好办得很!”毛泽东笑着说,“家里发出的票子,就贴一张广告在外面,凡有义顺堂票子的限几天来兑钱。你把栏里的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你如果向别人要钱,除非他把牛卖了才能给你,现在快要搞春耕生产了,不能逼人家卖牛啊;别人欠我们的账就算了,仓里剩下的谷子就不要动用了,最好到春荒时平价卖给上下屋场的人吃;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用。至于房子嘛,就给没有房子的人住。”毛泽民、王淑兰都点点头,虽然他们对这所房子——这个家,种过的田、喂过的牛有着依依的深情,但哥哥那“舍小家为大家”的话使他们坚决地剪断了这情丝。再就是对这种新生活的向往,使他们无比的兴奋,他们终究是年轻人,是深受毛泽东影响的人。毛泽民沉思了一会儿后,赞同了哥哥的意见。

  毛泽东转问毛泽建打算怎么办。当时毛泽建还只有15岁。毛泽东的父母去世后,毛泽建的姑妈打算把她接走,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正在茫茫苦海不知何处是岸的毛泽建,听到哥哥的亲切询问,马上回答说:“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接着又说,我要跟你去读书。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

  正月初十那天,毛泽东走了。一个星期后,毛泽民、王淑兰带着孩子来到长沙,毛泽民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不久,毛泽建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解除了与杨林乡肖家的包办婚约,也来到了长沙城。韶山,毛家的房子住进了当地最穷困的农民彭桂宇;田,交给穷人种;家具也让人搬走了……从此,毛泽东全家都踏上了漫长而艰苦、随时都可能掉脑袋,但却充满光明的革命征途。后来,他家先后有6位亲人——他的结发爱妻杨开慧;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和堂妹毛泽建;他的爱子毛岸英;以及他的侄儿——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都在不同时期为革命英勇牺牲,真可谓舍家为国,满门英烈!以下就是有关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和毛楚雄的一些革命事迹。

  为革命理财——毛泽民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字润莲。少年时代毛泽民是在韶山度过的。1921年春天,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来到长沙。他先在一师附小搞校务,具体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1921年秋,毛泽东在长沙办起自修大学,并附设了补习学校,毛泽民就参加了补习学校的学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通过“自己看书,自己思索”,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学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澄清了自己过去很多的模糊认识。1922年,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培养,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冬,毛泽民跟随毛泽东来到上海,当时党中央为了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统一领导全国发行党的刊物和内部读物工作,决定成立出版发行部,他就被委派担任出版发行部经理的职务。为了充实印刷力量,做好发行工作,毛泽民成天奔波,废寝忘食,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种任务。

  1931年7月,毛泽民来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担任了军区后勤部长、后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为筹措红军供给呕心沥血。长征开始时,他担任十五大队负责人。到达陕北后,毛泽民担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陕北地广人稀,加之连年灾荒,红军的物资供应很困难。毛泽民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经常亲自带着部队到新开辟的地区发动群众,筹粮筹款。1936年秋,国外工人阶级为了支持我党我军抗战,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寄到上海。党中央决定让毛泽民带几个同志去取回这笔款子。他接受任务后,便立即化装,经西安赴沪。冒着一片白色恐怖,一年后成功地将几十万美元外汇分批兑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并安全地带回解放区。由于毛泽民长期积劳,本来身体就不好,在长征路上又染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加之这次劳苦奔波,身体越来越坏,这时支气管炎又发作起来。从上海回到西安时,身体已经支持不住。经请示党中央,组织决定送他到苏联去养病。

  1938年初,毛泽民准备经新疆去往苏联。当时,正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竭力伪装对外亲苏,对内亲共,愿与我党合作抗日,并要求我党派干部到新疆去协助工作。我党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联合抗日,答应同他建立统一战线,并派了以中央委员陈潭秋为代表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开辟工作,其中就包括将要去苏联疗养的毛泽民。毛泽民留在新疆后,参加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领导工作,由于有长期理财经验,他担任了新疆财政厅厅长。当时的新疆财政极为混乱,官僚、地主横征暴敛,贪污成风,伪币泛滥成灾,物价一日数涨,人民生活极其困苦。面对这个局面,毛泽民一边大力整顿,一边着手拟订新疆经济发展的三年计划,开始建设新疆。这样,仅一年多时间,就出现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比较稳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的局面。一些工矿企业如新疆独山子油矿、阿勒泰金矿、头顿河铁工厂,也在毛泽民的直接关怀下开创起来。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4年多,条件极为艰难,斗争极其复杂。他经常带病工作,自己虽身为厅长,但在生活上却从不搞特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抽烟,也不喝酒,每月的薪金绝大部分交作党费。他戴着一顶旧皮帽,从内地戴到新疆,一直到入狱就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期,国共两党关系愈加紧张,蒋介石接连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土皇帝盛世才也撕下了亲苏联共的伪装,暗地与蒋介石互相勾结,对新疆的共产党人动手。顿时,新疆的上空布满了阴云。

  1942年9月的一天,突然一部小车开进办事处,盛世才的一个副官从车里钻出来,说要请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去“开会”。大家深感“请”得蹊跷,毛泽民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依旧镇定自若。在嘱咐留下来的同志要相互照顾、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后,毅然上了车。党中央得知我党在疆工作人员被捕的消息,立即正告新疆政府,要求他们马上释放我被押的全体人员。盛世才反诬蔑我驻疆办事处要在新疆搞“叛乱”,对中共中央的电报置之不理。

book.sohu.com true 搜狐读书频道 http://book.sohu.com/20131211/n391619068.shtml report 117030 书封 书名:爷爷毛泽东作者:毛新宇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内容简介: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他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他们生活的欢乐和痛苦、事业
(责任编辑: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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