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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大战萨义德:第三世界有无知识分子?

来源:搜狐读书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小说家维·苏·奈保尔是一位备受攻击的人物。这是毫不足怪的。大抵特立独行之士,都逃不掉被孤立的命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攻击奈保尔的人中间,竟包括了向来以大胆批判著称的爱德华·萨义德。

  萨义德原是巴勒斯坦人,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幼年在开罗读书,1951年移居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任教。他一生勤于著述,并以此介入政治,批判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歧视与宰制,积极投身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为此,他曾一度被美国官方视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以致遭到抄家;但他不改初衷,一直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命,坚持一种责任感。《东方学》(1978)是萨义德的奠基性著作,《巴勒斯坦问题》、《文化与帝国主义》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批判理路的延伸。萨义德从福柯的关于知识、权力与话语理论中获得灵感,在书中重构国际政治的历史格局。他认为,东方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西方出于全面干预和控制目的的一种发明。所谓东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合法化的话语,也是强制性的话语。据此,他试图从政治到学术,从地理到文本,对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进行根本性的清理。无庸置疑,《东方学》本身包含了许多西方观念,话语逻辑和言说方式也基本上属于西方系统的,但是,萨义德的锋芒所向,毕竟刺痛了西方主流社会,所以随即引起争议。

萨义德(1935-2003),美国著名文学与文化批评家。
萨义德(1935-2003),美国著名文学与文化批评家。

  萨义德反抗霸权,反抗统治性,这在《知识分子论》中有着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界定,以独立、自由、批判精神为准则;强调说,惟有这种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书中第五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其中写道:“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但是,他接着指出,事情恰恰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环境的诱惑,摒弃个人道德感,局限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或阻止怀疑而讲求协同一致,等等,这是值得谴责的。其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极其严重的“腐化”心态;倘若这些习惯内化,必将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

  富于戏剧性的是,奈保尔没有放弃他的道德立场,他质疑,他讽刺,他批判,却因此构成了同批判家萨义德的冲突。

  同萨义德一样,奈保尔也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他比萨义德大三岁,于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家庭,18岁时入读英国牛津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毕业后移居伦敦,服务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从此,他成了印度的“浪子”,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由东方而西方,然而,对于东西方的任何一种文化,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他为这种“他者”的身份而深感尴尬,但这种无家园感无归属感,无疑同时给了他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批判的便利。他开始写小说,1959年出版短篇集《米格尔大街》,获毛姆文学奖;1961年出版长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被誉为后殖民文学名著,奠定了他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只从事文学方面的写作,他将不会遭遇萨义德,可是不然,他确认长篇小说已经过时,是属于19世纪的事物,于是进而从事非虚构类文体的写作。如果仅只写点我们惯见的游记之类倒也无伤大雅,他却把这种文体打磨成一种利器,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且不只是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最致命的是,它涉及更为广大的第三世界!而萨义德,正是第三世界的义务守门人!

奈保尔,英国移民作家。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奈保尔,英国移民作家。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奈保尔在数年之内,几乎走遍了特立尼达、母国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详细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历史,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遽变的创伤,尤其是构成为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以道德家的勇气和讽刺家的锋利,说出了这里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几次返回故国,写出《一个黑暗的地方》、《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印度:数不清的反叛》等纪实三部曲,描叙了其间的贫困、愚昧、落后、欺骗、混乱、杀戮、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现象;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批判了作为印度种姓制度意识残余的排外观念,“自我中心感”,狭隘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印度特色”的东西。印度知识界群起而攻之,奈保尔不为所动,甚至表示说:“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四个穆斯林国家,写了两部游记,即《在信仰者中间》(1981)和《信仰的尽头》(1998)。在书里,他谴责那里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用宗教对抗西方文化,刺激和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他还严厉地批评阿拉伯文化。他和萨义德以及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从而高度评价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时,他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明确指出: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在这些后殖民国家里,其实情形更为黑暗。他进而认为,这种黑暗的形成,完全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政府的极权统治,缺乏教育的大众,扼杀人性的传统文化,以及众多屈从或支持极权政府的文化人。当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辩护的声音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时,特别不满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诿罪于西方,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他抨击印尼的文化人,说他们在现代科技的发展方面虽然发挥了作用,却是苏哈托政权的帮凶;还谴责了一些西方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一方面无原则地极力美化第三世界。他甚至以极端的态度宣称: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奈保尔的批判当然要引起萨义德的反批判。萨义德在一篇叫作《智力灾难》的评论中说奈保尔对穆斯林抱藐视态度,是一个与穆斯林世界为敌的人。就奈保尔的《超出信仰》一书,他评论说,那是完全根据“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写成的,是“一本愚蠢而沉闷的书”,“一场严重的智力事故”,“某种精神式自杀”,“一场一级智力灾难”。他总结道,奈保尔早已停止了思想,变得没头没脑,惟靠声誉过日子,写作只能是浪费才能,更可怕的是沦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

  所谓“南橘北枳”,奈保尔和萨义德同属东方的根系,而且几乎同时移植到了西方,沐浴一样的阳光空气,并无地域的严格差异,为什么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会表现出如此的对立?在知识分子研究中,比较这两个批判家之间的异同实在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何为“左派”?何为“右派”?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标签,一切以当下的具体的态度为转移。批判精神不是惟一可靠的,只是问题的先导而已。

    

 

  (摘自林贤治散文随笔集《孤独的异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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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B004) 原标题:奈保尔与萨义德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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