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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谈两会:资源畸形布局会引发恶性循环

来源:搜狐读书

  两会期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财政专家刘尚希做客搜狐演播室,接受搜狐读书独家专访,今年3月,刘尚希的新书《财税热点访谈录》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财政改革的思考和研究。访谈中,刘尚希就改革的风险导向、房价与城镇化和公共资源布局的关系、2.7亿流动人口落户等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刘尚希在搜狐演播室
刘尚希做客搜狐演播室

  以下为访谈实录:

  改革不能靠倒逼:从问题导向到风险导向

  刘尚希:其实很多事过去是问题导向,问题冒出来了甚至成为危机了,我们才去改它。我觉得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应该从过去的教训中去学习,得要有一种新的思维,不是等问题冒出来了才去改,而是在问题没出现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叫风险。风险就是一种可能性,有可能带来的损害,像环境问题、地下水污染,一旦污染很难治理,甚至要花几百年时间靠自然去解决这个问题,人是没有办法的。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不能让它既成事实后再去处理,要有风险导向。对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无法挽回后果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管制,这就是一种风险的理念,或者是叫风险的思路。我们整个社会发展都应该以风险思维去考虑问题。

  我们现在谈到的供给侧改革问题也要从这些方面去考虑问题,哪些要改?哪些不要改?不改会发生更大的危险,甚至出现严重的危机,这些领域、环节要首先去改,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为预就是事先考虑到它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比如说疾病问题,是预为主还是治为主?过去有种说法叫,没钱买药有钱买棺材,这就是说很多工作要往前考虑,不能到了末端环节再去考虑问题。环境问题也是这样,环境的治理要放到预防角度去考虑,生态一旦破坏了,真正治理起来很难,它要靠自然恢复,那是需要时间的。

  再者,我们现在处在全球不确定性较大的一个新时期,内外风险交错,这个时候不仅政府的决策应当有风险思维、风险意识,其实对每个人、每个企业来讲也是一样的。

  房价与城镇化:要平衡房价应先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

  搜狐读书: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不断加热,北上广深房价飞速走高,市场火爆。同时也有一些悲观的想法,认为实体经济疲软,就业率压力上升,您觉得这种现象反应了什么样的财政问题?

  刘尚希:这些问题都与财政有关联,因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对财政的重新定位。财政涉及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就业的问题,现在去产能就面临着一些企业工人怎样重新就业的问题,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安排一千个亿解决人员安置,让下岗员工重新就业,比如说原来从事产煤、炼钢的工人,他们不经过培训就没法就业,这是需要政府财政发力解决的问题。

 

  刚才说到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也与政府有关,尤其是和地方政府有关,房地产既不能崩盘,因为崩盘以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也不能让房价一个劲地猛涨,把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一旦泡沫破裂,造成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可能造成的损害就是全方位的。那么怎样形成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这与地方政府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地方政府不能只考虑眼前,认为通过房价上涨可以卖地增加税收、增加GDP,拉动经济增长。还得从长远考虑,如果没有风险思维,就满足于眼前,那是把风险隐藏了,推到以后去了。让下一代人,或者让下一届政府去承担,这样的话风险就越积越大,问题就越积越多。房地产必须要和城镇化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出现泡沫,城镇化又要有规划的进行,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脚踩西瓜皮,房子盖哪儿算哪儿,是会造成沉痛后果的。

  所以当前的就业的问题、房地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从整体去考虑。房地产的发展现在提出要去库存,现在房价上涨主要在一线城市,当然要去库存了。但三线、四线城市的房价有的不但没涨,反而在降,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差,就说明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在涨,三线、四线城市房价反而在走低呢?这和我们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流向有关系,大家都愿意流向一二线城市,现在对去三四线城市的愿望不强。它没有人气,所以房子价格才起不来,那大家为什么都愿意往一二线城市走呢?这又与我们公共服务的配置有关联,我们优质的公共服务往往都是在一线二线城市,三线、四线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弱一些,这就引出了新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怎样均等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一二三线城市之间怎么样均等化?

  2.7亿农民工咋落户 资源畸形布局会引发恶性循环

  再从空间、区域角度考虑, 这还涉及到老百姓流动的问题,包括农民进城、农民生存的问题,现在农民流动性太大,其实对给企业、个人、家庭和国家都带来了成本。因为农民工不稳定,企业招到人干半年走了,又得招人。工作周期太短,就给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增加了难度,别说技术工人,连培养个熟练工人都不容易,对工人来讲也有损失,收入很难提高。对于国家呢,劳动力没有专业的积累,导致供给质量很难提升,间接造成了我们生产的产品很难达到一流水准,实际上也给整个社会增加了成本。

 

  我国现在有2.7亿人处于流动的状态,怎么让这些人尽快地落户、安定下来,让他们在城市里沉淀下来,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既涉及就业,也涉及到长远的民生改善问题。尤其要关注2.7亿农民工生活的改善,如果他们老是漂泊着,就很难产生安定感,又何来幸福感?这种情况下,不仅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利,对城镇化也有负面影响。

  这就涉及到我们整个城市布局的问题,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民工挤破脑袋往大城市去,我们要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大家觉得在哪个地方待着都能享受到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现在好的医院、学校都在大城市里,结果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布局,这种畸形带来了恶性循环,这样下去会带来很多我们无法解决的难题。

  解绑一线城市 需弱化行政权力对资源干预

  搜狐读书:您曾提到过,调节贫富差距的关键不应该通过税收,而是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机会的平等,如您所说现在一二线城市发展迅速,而资源过度集中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应如何去控制呢?

  刘尚希: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京津冀一体化,把北京的一些工人疏解、转移到天津、河北去,让城市朝城市群的方向发展,都能有功能上面的分工。使大家不至于都往北京拥挤,而是转向其他城市。

 

  这首先是一个空间规划问题,空间规划涉及到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布局,我们的公共服务的资源如何布局,这些方面是首先要考虑的,然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去引导人员的流向。人往高处走,哪个地方有机会大家就会往哪个地方走,那为什么一线城市机会多,三线、四线城市机会少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行政机构在这儿,企业总部在这儿,高端的公共资源,优质的服务也在这儿,大家觉得这里的机会更多。

  我们曾经去德国,那里的大中小城市在功能上差不多,都非常地便利,很多企业的总部并不是设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反而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也给当地带来了很多机会。我们现在企业总部还是北京最多,要么就是在上海,这反映了我们资源配置上存在很多行政性的行为。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往北京挤?因为中央机关在这里,这里的信息最多、最便利,所以大家都把总部设在这里了,如果说我们弱化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这种状况可能就会大大地改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真正去引导,还是得通过政府制度的改革,减少干预,更多的放权,让社会化改革进行到底。

    采访\撰稿 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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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倩倩 U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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