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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美丽新世界:二战后人类社会命运解读

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英]阿道斯·赫胥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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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 :一 美丽新世界的“幸福工程”

  一 美丽新世界的“幸福工程”

  赫胥黎在1946年序里说,《美丽新世界》最严重的缺点就是低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书中的野人约翰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乌托邦中定型的僵尸生活,另一种是部落村庄中的原始生活。一个是“心智不正常”(insanity)的,另一个是“精神错乱”(lunacy)的—“后者虽更接近人性,但也同样奇怪反常”。赫胥黎说,如果他重新写这本书,他要给约翰一个“心智正常”的选择(choice of sanity),他的意思不是说在原来的两个选择之外再给约翰一个选择,约翰因此便有了三个选择。赫胥黎是个用字很精确的作家,从他的用字来看,他给约翰的还是两个选择—在“心智正常”和“心智不正常”之间的选择。“精神错乱”不算一个选择,因为在现代世界里,回到部落村庄的原始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心智不正常的新极权却不仅可能,而且是现实的危险。心智正常也就是选择一种与这样的新极权不同的生活方式。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之所以只是给了约翰“心智不正常”和“精神错乱”这两种选择,他解释说,是因为当时他认为,人之所以被赋予自由意志,就是为了让他在两种疯狂中任选一种。这样的选择叫作“两害取其轻”(the less evil)——在两个魔鬼中选择较不魔鬼的那一个。一直到今天,这仍然似乎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所能进行的唯一能展现他们“自由意识”的选择。这是一种鲁迅曾经说过的奴隶选择,“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鲁迅说的是,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不就等于获得了自由。

  不能获得自由的解放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解放会带来新的、看起来不像是奴役的奴役,那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那种奴役。这是一种犒赏型控制(control by reward)的柔性奴役,它对人的自由形成了比暴力和恐惧更致命的威胁。它所营造的快乐感可以让人在失去自由的时候感到安全,在被奴役的时候庆幸有主子可依靠并享受他的关怀。与必然引起反抗的残暴强制和惩罚不同,柔性奴役不会遭遇反抗,因此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接受和拥护,常态化地永远持续下去。

  赫胥黎在1946年序里说,他不再认为“心智正常是不可能的”。他说:“虽然,我现在和过去一样都很悲哀地肯定,心智正常是很罕见的现象,但我还是相信,心智正常是可以获得的,而且我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心智正常。”心智正常的选择才是真正自由的选择,它指的是寻找一种与美丽新世界仁慈专制(benevolent tyranny)不同的社会形态。赫胥黎自己的构想是,“在这种社会中,经济上是分散和亨利-乔治式(Henry-Georgian)的。政治上是克鲁泡特金式(Kropotkinesque)和合作互助的。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像是安息日,它们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让人为了它们改变并成为它们的奴隶(现在是这样,美丽新世界里更是如此)。宗教是人类对终极目标、对道或逻辑的知识以及超然神性有意识有理性的追求。人们普遍信奉更高层级的功利主义,最大快乐原则将服从于终极目标原则—在每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被提出并回答的问题是:‘我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思想或行为将对达到人的终极目标有何贡献,有何干扰?’”

  这个社会里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都是以人的自由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政府是由人民自己缔结的,经济政策受公民选择的道义而非天然弱肉强食定律所指导,科学是人的自由知识探索,宗教体现人自由的精神向往。赫胥黎的经济和政治思想明显受到亨利•乔治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这两位思想家在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亨利•乔治是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认为土地占有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提倡征收单一地价税的主张。这个主张曾经在欧美一些国家很有影响。他主张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废除一切其他税收,税收用于减少贫困,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与亨利•乔治有密切关系。克鲁泡特金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他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应该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取消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 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罗曼•罗兰以著名的格言对克鲁泡特金做出评价:“托尔斯泰追求的理想,被他在生活中实践了。”

  赫胥黎在1946年序里提出的经济和政治理想,以及他所设想的造福而非奴役人类的科学和为人类提供终极信仰而非迷信崇拜的宗教,构成了一幅与《美丽新世界》中的那个乌托邦完全相反的景象。《美丽新世界》是讽刺小说,不是未来学的科学预言,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全面成功的“幸福工程”,一个“普遍幸福”(universal happiness)梦想的荒诞象征,不是未来世界某个地方的确实社会景象。在象征和非写实的层面上,今天世界上不少地方的读者会对美丽新世界的种种现象和特征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虽觉得新鲜,但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他们生活世界里的权力统治逻辑和手段与美丽新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美丽新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是高度组织化和极权管制的,保障它长期稳定的三个支柱是定型教育、种姓制度和消费满足(幸福的主要来源)。首先,它通过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优生工程和定性定量生产,以及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教育定型(包括无意识的“睡眠教育”),规定了每个不同阶层(种姓)的人如何扮演好为他们编好程序的固定角色,让他们安分守己并非常满足地发挥好螺丝钉的作用,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和越轨行为。这是一个实现了最大化稳定的社会,对“全体幸福”社会的全面统治是一种无须可见暴力但不放弃暴力的统治,也是一种能让几乎所有人觉得舒服快乐,并愿意享受顺从之乐的统治。

  在这个制度中,幸福来自对消费的充分享受,享受的是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香味和颜色并茂的音乐、障碍高尔夫、感官电影、离心汪汪狗游戏,尤其是性放纵的滥交和保证供应的“索麻”。赫胥黎对“快乐药品”(hedonic drugs)有着特殊的兴趣(他自己也依赖一些这样的药品),在《重访》第八章里有许多具体的讨论,也是他社会理论中颇有争议的部分。在《美丽新世界》里,他讽刺那个世界的药品天堂(drug-assisted paradise),但是,在他晚期的著作《岛》(Island,1962)里,从他自己服用麦司卡林(mescaline)和D-麦角酸二乙胺(LSD)的经验,他的理想社会图景有了变化,转而接受药物作用的可能。《美丽新世界》里的“索麻”——一种并不令人亢奋、没有副作用的镇静剂——除了可以是一种真的“快乐药品”,还可以是任何令人容易上瘾的廉价享受、肤浅快乐和暂时满足的象征。

  索麻提供的是一种逃避主义的快乐,它既不给人带来崇高精神和智力的愉悦,也不能使人获得自由思想和艺术创造的丰富感受和智慧满足。这种快乐让人在没有自觉意识的状态下,因受周围人群的感染而愉悦和陶醉,使人更容易接受外界的暗示(suggestibility):“列宁娜和亨利跟其他400对舞伴一起在威斯敏斯特歌舞厅里一圈圈地跳着五步舞,他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是索麻给他们带来的温馨友爱、色彩绚丽的假日世界。每个人都那么善良,那么漂亮,那么快乐风趣。”

  赫胥黎在1946年序里说,他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这是一种通过人们幸福幻觉而非恐惧压迫来进行的统治,它比旧极权主义更有效率。在讲究效率的新极权社会里,“低效是一种罪恶。在一个真正高效的极权国家里,应该由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来控制根本不需要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被奴役的感觉”。“索麻”不只是一种“幸福药品”,而且更是一种利用幸福感进行的奴役和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统治手段。

book.sohu.com true 搜狐读书 http://book.sohu.com/20161109/n472700090.shtml report 20100  书名:重访美丽新世界作者:[英]阿道斯·赫胥黎(AldousHuxley)译者:章艳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三辉图书出版时间:2016年7月内容简介
(责任编辑:樊雅和 U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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