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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美丽新世界:二战后人类社会命运解读

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英]阿道斯·赫胥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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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页 :五 我们怎么办

  五 我们怎么办

  在《重访》里,赫胥黎提出一个他认为非常紧迫的问题:“在这个人口过剩不断加速,过度组织不断加强,大众传媒手段越来越高效的时代,我们该怎样保持个体的健全,提高个体的价值呢?这个问题现在还可能被认真地提出并给出有效的回答。再过一代人,在未来令人窒息的丧失个性的氛围中,要想找出答案就太晚了,或者连提出这个问题都不可能了。”这确实是一个不提出就会晚了的问题,而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或许真的已经有些晚了,因为《美丽新世界》的许多景象和《重访》中的种种忧思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和遥远,而仿佛就是近在眼前的事情。

  我们该怎样保持个体的健全?如何提高个体的价值?如何珍视作为人的自己?如何反抗任何形式的奴役,不管是暴政的奴役还是天鹅绒监狱的奴役?这些问题之所以迫切,是因为,虽然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变成《美丽新世界》里那样的僵尸社会,但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通往僵尸社会的“笨蛋社会”。有人忧虑“低智商”社会状态,总结出“笨蛋社会”的八大标志:自虐倾向(身处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无脑娱乐(无文字阅读的图像消费)、词汇单一化(识字的文盲)、盲从“专家”(无条件信任)、弱智官员(不乏有高学位者)、肮脏语言(脏字流行)、恶搞成风(无厘头文化)、拿无知当个性(愚笨而不自知)。

  “笨蛋社会”是一个不思考、不说理、无信仰、没有未来理想,或者不知道怎么思考、说理、展望未来的社会。它的公共生活可以看上去色彩缤纷、幸福快乐、享受丰富、热闹非凡,却是无聊繁琐、浮躁浅薄、虚伪、犬儒、过一天算一天。“笨蛋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它缺乏与好社会相一致的公共生活。没有人会真的喜欢生活在“笨蛋社会”里,即使在“笨蛋社会”里,真正的笨蛋也只是极少数,即使笨蛋自己也盼望聪明起来,不喜欢被人叫笨蛋。“笨蛋社会”有自己的鸡和蛋问题:是先有“笨蛋”还是先有“笨蛋社会”?在赫胥黎看来,“笨蛋社会”和对“笨蛋社会”的专制统治都是在“非人控力量”—人口过剩和过度组织—的驱动下自动完成的。这是一种命定论的社会发展观,我们很难认同它,因为今天现实中存在的专制(开明专制也好,亚洲模式的强人政治也罢)都不是现代政治和社会组织化的唯一发展形式或方向。政治和社会制度都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认同赫胥黎对人的自由的见解—人天生是自由的动物,任何形式的奴役不仅会将人变成奴隶,而且会把人变成僵尸—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命定论,而是必须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尤其是民主化集体自由选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专制统治下的笨蛋是笨蛋社会弄笨的,先是不得不假装,后来便弄假成真,以致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成了笨蛋。理性、思考、判断、与他人交流和说理是反对笨蛋社会,帮助笨蛋变得聪明起来,学会珍惜自由和痛恨奴役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手段。赫胥黎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也可以担当起启蒙和教育普通群众的重责大任。他说:“和群众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爱好理性,对事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的批判思想让他们排斥那种大多数人接受的宣传。对于群众来说,‘本能是最重要的,信仰来自于本能……健康的普通民众本能地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而知识分子则像一群养鸡场里的鸡,东跑跑西跑跑。他们无法被用来创造历史,无法成为组成某个团体的一份子。’知识分子需要证据,不能接受逻辑混乱和谬论。他们认为简单化是错误思维的根源,他们也不喜欢使用宣传者们惯用的那些伎俩,比如口号、未经证实的主张以及笼统的归纳。”

  赫胥黎显然低估了美丽新世界能成功笼络、雇佣、收买、利用知识分子的手段和能力,也低估了知识分子为一己私利随时准备顺从、谄媚、投靠权力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选择。何况,知识分子对宣传洗脑并不一定具备比群众更强的识辨和抵御能力。法国社会学家埃吕(Jacques Ellul)在他的经典之作《宣传:人的态度形成》(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1965/1973)中指出,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现代社会中最容易接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第二,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第三,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独立判断”,自以为是,往往生吞活剥,食而不化, 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比起社会中许多别种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关注时事报道,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当这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分享体制内的利益和特权时,他们接受宣传就更不是因为上当受骗,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在乎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赫胥黎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许并非全无保留,因为他提到科学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可以在新世界的奴役工程中成为统治权力的共谋和共犯,“自由是美好的状态,宽容是至上的美德,组织化是天大的灾祸。出于实际或理论方面的原因,独裁者、组织人和某些科学家非常热切地想改变人们多样化的天性,使大家都归于某种便于管理的同一状态”。赫胥黎是个精英主义者,他似乎把改变不自由、不宽容现实的希望寄托于社会出现特别懂得自由价值,并积极诉诸行动的“伟人”。那么,在没有这样的伟人可以期待的今天,赫胥黎是不是也还给我们提出了某些有用的建议呢?我想还是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为了警惕和抵御宣传的洗脑和欺骗而增加对它的识别能力。正如赫胥黎所说:“自由之敌用他们反理性的宣传系统化地滥用语言诱惑或威逼他们的受害者按照他们这些头脑操纵者的意愿来思考、感受和行动。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也包括为了以获得爱和智慧为目的的教育,这些既是自由产生的条件,也是自由的产物)除了其他的任务外,必须是正确使用语言的教育。”

  这样的语言教育包括了用语言理性说理的教育,理性说理是识别和抵御宣传欺骗和脑控唯一有效的教育手段,也是赫胥黎所关心的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重要部分。赫胥黎说,宣传正在从四面八方渗透进社会语言里来,成为许多人思维和说话的方式。他们实际上已经像是新世界里的芸芸众生那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被控制、被奴役。《重访》就是要告诉读者,这样的宣传是自由的头号敌人。要战胜这个敌人,需要每个人都能保持思想的警觉,并让普通人都能够自由思考、独立判断,与他人平等而尊重地相互交流。赫胥黎说:“如果普通百姓都学会了仔细分析他们的牧师和主人说的话,这就可能具有颠覆性。在目前的状况下,社会秩序的延续取决于人们无条件地接受权威人士进行的宣传以及被当地传统神圣化的宣传。”抵御宣传,体现的是“智力的价值,没有了智力,爱就失去了力量,自由也会不可企及”。自由、爱、智力—美丽新世界里所缺少的那些属于人的意志、素质和情感—是人类保持意识清醒和神志健全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人类拒绝走上美丽新世界之路的力量和希望。

  徐贲

  2015年4月23日于奥克兰

  转载请联系出版方三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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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雅和 U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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