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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该如何看待奥斯维辛那段历史?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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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评图书:

 

  书名:《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作者:(英)劳伦斯·里斯

  译者:刘爽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建造了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等多个种族灭绝营与集中营,专司关押德国及德占区犹太人,还有苏联等国的战俘,屠杀了数百万人。仅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短短四年多时间里杀害了100万以上的在押者。纳粹德国的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在战后被一度解释为希特勒、希姆莱等纳粹高层有计划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的一部分,一些原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军官及德国平民则努力排除自己的参与责任。简单来说,集中营屠杀灭绝,被描绘成了希特勒那样的极少数丧失人性的变态者所实施的罪行,而其他参与者则是不情愿的被胁裹卷入其中。

  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查出藏匿在阿根廷的原纳粹德国高级官员、犹太人集中营大屠杀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秘密逮捕后运回以色列受审,最终将之处以绞刑。在审判席上,艾希曼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艾希曼的言辞,跟其他原纳粹官员、军官及部分德国平民的自我辩护逻辑如出一辙,即声称对犹太人并无仇恨,执行、配合屠杀都只是在完成上级指派。这种说辞当然没有被采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艾希曼的作恶,就是因为他本人是坏到极致、有着嗜血魔性、深受扭曲意识形态左右的狂魔。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她认为,艾希曼所为并不鲜见,他的罪行不容饶恕,但之所以会犯下如此惊人的罪行,不是因为艾希曼这个人特别有别于常人,而是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在特定机制和环境下发挥到了极致。“平庸之恶”论提出时引发了很强争议,但之后被一再验证: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一步加速了历史档案解密过程,人们惊骇的看到古拉格等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历史记录,这背后除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责任,“平庸之恶”也逃不了干系。

  ——拉美20世纪后半期长期处于频繁政变和军人干政,进步人士阵营被多次清洗,拉美国家国内国民的“平庸之恶”容忍了政客和军人的施恶,美国国内的一大批自由市场理论经济学家更是对政治恐怖熟视无睹,甚至以为在专制的拉美找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绝世乐土。

  ——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平庸之恶”历史片段,当然是文革。那段历史中比较知名一点的作恶者,也普遍被视为病态化、受权欲和意识形态驱使的“非常人”,至于更多的常人,都在诉说自己是受害者。

  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通过其所做的服从实验证明,最普通的美国人,也就是有一定几率成为美国法庭的陪审员的美国普通公民,心智健全且对美国价值观没有任何明显逆反的普通人,在实验中会毫不犹豫地向无辜受害者施加痛苦甚至可能致命的电击。

  奥斯维辛:累积式激进的产物

  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六集纪录片《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2005年1月播出后,引发强烈震荡。该部纪录片同时使用了英美苏德等国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量史料,并深入采访了部分集中营幸存者、原纳粹党卫军军官、二战期间德国及德占区居民在世者。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脱胎于纪录片《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书作者劳伦斯·里斯基于翔实的史料记载和解密档案指出,奥斯维辛并非最初就被设计用来杀人,只是作为战俘、社会隔离人群暂时关押的场所,功能在于隔离,防止相关人等危及纳粹统治秩序。这样的隔离营,本身属于纳粹开展的社会实验,但很显然,纳粹实验所换来的往往是问题所在,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跃进,恰恰就在于希特勒等纳粹高层克制了意识形态狂想,放手允许德国的产业门阀发展;纳粹德国的军备研发同样如此,一旦纳粹背弃规律行事,就会反过来产生阻碍。

  隔离营隔离了纳粹眼中的危险人群,却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德国需要拿出大量粮食来供养一大批非劳动人口,这在德国打响进攻波兰及后来的荷兰、法国的战斗,粮食供给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显得尤其不明智。

  依照纳粹的种族理论,波兰人是必须从属于德国人的劣等民族。纳粹最初希望将这样一个民族变成文盲的民族、服服帖帖为纳粹战争机器服务的民族,包括希姆莱等纳粹高层在内,并没有想过要实施严酷的种族灭绝。而对于犹太人,纳粹给出的考虑是将之整体迁移到原属法国、二战期间归属德国的某个非洲殖民地去。

  二战初期,纳粹德国迅速攻占西欧,很大程度上压制了英国,而后发起进攻苏联也进展神速。战争供给的需要,使得劳动力资源尤为可贵,奴役犹太人、波兰人以及苏联战俘等在押人群从事生产,成为纳粹的现实选择。但随着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德国的粮食供给压力变得更大,在保留部分集中营人力、产能的情况下,杀掉对纳粹德国构成负担的更多在押者,希特勒、希姆莱等纳粹高层开始转向这一选项。为了更好的实施杀戮,包括对于大批无辜妇女儿童的杀戮,避免党卫军和德国国防军参与者产生过大的思想压力,纳粹从最初采用集体活埋、枪决的方式,转向后来更高效率的毒气室“清理”。集中营也就是这样从过去意义上的隔离营,逐步变成了吞噬生命的灭绝营。

  是魔头之恶还是集体罪恶?

  史学界的一种主流看法是,二战战后,德国曾深刻反思了战争责任,德国人洗心革面。但实际上,在二战期间曾经参加过党卫军、德国国防军而又没有在战后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很多人,并不是其自辩宣称的那样无辜。《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以大量个例为据指出,加入纳粹党及党卫军、德国国防军,认同种族灭绝理论的多数人,并非受到胁迫,而是积极主动为之。部分被安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党卫军军官,不仅接受命令完成了工作,而且还竭力“创新”杀人办法。

  书作者采访了一位曾参加过屠杀犹太人的前党卫军士兵汉斯·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对屠杀行为“并不感到抱歉”,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于犹太人的仇恨,因而成年后主动加入党卫军,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虽然他杀掉的是乌克兰的犹太人,跟德国本国的犹太商人完全不同,但这点差别被认为毫不重要。

  前党卫军少尉阿尔伯特·威德曼受命改良杀人技术,他先后试验过用炸药将在押犹太人炸死、一氧化碳窒息死亡、毒气室杀人等方式,毫无愧疚意识。前党卫军军官奥斯卡·格伦宁最初因目睹残酷虐杀犹太人而产生抵触心理,但还是很快的将屠杀现象进行了合理化解读。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书中还大量列举了集中营中逐渐形成的等级权力关系,以及党卫军看守者大肆腐败的现象。纳粹德国禁止所谓的优等种族人口与犹太人发生性接触,但集中营中看守性侵犹太妇女的现象屡见不鲜。奥斯维辛当局要求囚犯的贵重物品必须上缴充公,但集中营从上至下的看守都在打监守自盗的主意,纳粹当局竭力“反腐”,效果也并不理想。

  而那些并没有加入德国战争机器的平民,对于犹太人的态度也并不友好。书中列举了汉堡市民乌韦·斯托约翰的说法,当时16岁的他站在这边看着犹太市民从家里被搜捕然后押送到火车站(再送至奥斯维辛),“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还是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在波兰等国家,反犹主义迄今阴魂不散。

  对于那些处于半占领状态的附逆国家,如法国、匈牙利等,其执政者为了献媚于希特勒,主动清理国内犹太人并将之强制押送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对此给予了严厉谴责,并以丹麦(同为纳粹占领国)举国上下掩护犹太人撤离却未遭纳粹报复为例指出,如果法国、匈牙利等国不那么积极的扮演纳粹屠戮犹太人的帮凶,也不会换来多么严厉的报复。

  书作者说,二战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可能仅仅意味着历史事件中的一起,而奥斯维辛所上演过的可怖景象,也很可能被人们理解为历史场景中的一幕,“认为它不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如果历史的教训被如此轻慢的对待,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本应把握的价值——“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而那些旁观无辜犹太人受害的市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冷漠终将使得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族群承担厄运。“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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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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