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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中国从这一刻起 进入“麻木昏睡”阶段

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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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雷海宗:中国从这一刻起 进入“麻木昏睡”阶段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书是史学大家雷海宗先生的代表作。本文范围以内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兵制是制度和文化变化的产物。作者尤其强调,秦汉交替时的大乱,是中国之后几千年“麻木昏睡”的主因。

  秦在战国时代行征兵制,大概是无疑问的。情形特别严重时,甚至连童子也上阵。例如长平之战,秦王亲自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不过天下一统之后这种制度就不便不加修改,而仍全部地实行。前此征兵制是因各国竞争,需要人人当兵。现在天下一家,内战理当消灭,对外也不一定需要天下人都去从军。并且六国虽被武力统一,很少一部分人仍有旧国的留恋,秦始皇对这般人也不敢轻易信任,所以即皇帝位的当年(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221年)就大规模地缴械:

  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锯,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这几句轻描淡写的文字所讲的是当时一件富有危险性而办理十分敏捷的大事。秦汉时代平时禁止人民聚饮: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汉制多承秦旧,这条汉律一定也是秦时的旧法。秦方并天下,于是就表示庆祝,特别许人民随意聚饮。这是很自然的事,人民当然不疑有什么作用。始皇暗中摆布,很容易地就把民间所藏的军械查出没收。虽然全部检出是办不到的事,被没收的一定要占很大的部分。因为前此民间都有兵器,并无禁例,所以军械一定都公开地摆列,没有藏匿的需要,检查没收并无困难。

  不过有一点《本纪》中没有言明,却是很重要的事,就是所谓“收天下兵”的“天下”是否也包括秦国旧地在内。按理秦国人民对新局面不至不满意,无需缴械。若秦人也缴械岂非国家就要无兵可用?所以十二铜人与铜器所用的大概都是六国的铜。

  但无论如何,天下的重兵都驻在关中,兵士大多必是旧秦国人。此点由秦始皇的驰道政策可以看出。秦始皇并天下的次年,二十七年,就开始治驰道。驰道的形势,据汉初人的传说:

  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文中“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两句话极可注意。只讲东与南,不提西与北,可见所有驰道的路线都以秦,尤其是咸阳,为起发点,直达六国的各冲要地,以便秦兵随时能迅速地开出平乱。这证明天下的重兵驻在关中,其他各地只有轻兵镇压,或者只有郡尉所领地方的保安兵,并非正式的军队。始皇相信民间兵器大部分没收,又有驰道可任秦兵随时开往各地,六国的旧地不致有大问题发生。若地方有兵驻守,我们很难想见秦二世时各地起兵何以那样容易。

  秦代当初要将军队限于秦人,但事实上不免有很大的困难。内战虽已停止,边患并未消灭。并且从前各国分担的边防现在归秦独自担当,同时关中所驻以防六国复起的重兵也不见得比战国末期秦国所需的兵少许多。所以按始皇原来的计划,一定要有感到兵不足用的一天。尤其四边用兵,与边疆的防戍,规模太大,只靠秦国人绝难办到。所以始皇三十二年: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这里并未说所发的限于秦国,并且秦国逋亡人等恐怕是原有当兵的责任,无需特别征发。所以这次所发的一定是天下各地的人。此外还有一个证据:秦二世二年,天下大乱,李斯等谏二世: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由此可见边疆戍转是关东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证明边疆上的兵并不是秦人,至少秦人不占多数。由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所发的人,我们可知戍边人的成分:逋亡人是流民,赘婿都是贫困无赖的人,贾人是抑商政策下所认为卑贱的人。总而言之,所发的都是社会所认为下流的人。这些下流人大概没有留恋旧国的思想,所以将他们发到边疆并无危险。这是后代只有流民当兵,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的变态局面的滥觞。同时,良家子弟渐渐不愿当兵恐怕也是秦代不得不发流民的一个原因。缴天下械,征发流民,一方面是与秦有利的政策,一方面恐怕也正合乎一般厌战人民的心理。在这种两便的局面下,古代健全活泼的社会就被断送。

  六国遗民的复国思想,秦代用民的过于积极,是秦亡的两个主要原因。各地起兵叛秦的多是乌合之众。例如陈胜起兵的基本队伍就是发遣屯戍渔阳的人,彭越起兵时所领的不过是些强盗与流浪少年、黥布也是强盗头目,郦商是流氓头目。《史记》中常常讲到这些人到各处“略人”“略地”或“徇地”。所谓“略人”云云就是到各处招募流氓的意思。这些初起的都是流氓集团。在起事的人中,只有项羽、刘邦两人的兵比较可用。两人起事的地方(沛与会稽)都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旧地。楚在战国末期是秦以外最强的国家。各国在亡国的前夕抵抗的能力已经消灭。缘故虽然不很明显,但秦的奖励战杀与大规模坑杀降卒恐怕是使列国的青年与壮丁日益减少以致抵抗力几乎消灭的重大原因。所以五国最后吞并时,秦国反倒不觉特别费力。只有楚国情形不同。李信当初率二十万人攻楚,为楚所败。后来老将王翦用六十万兵才把楚国解决。可见楚国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六国虽都有散兵游勇,恐怕只有楚国余的退伍士卒比较盛多,因为《史记》与《战国策》中都没有亡国时楚国军队为秦国大批屠杀的记载。在以前二三十年间,秦国的兵力多用在北方,无暇顾到楚国,在别国大受痛创时楚国的元气仍得保全。所以楚国虽亡,可能的实力还是很大。“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意义虽不清楚,必有事实上的根据。当时的人恐怕都觉得只有楚国将来或有翻身的能力,甚或将秦推倒。所以北方起事的军队都不值章邯所领的秦兵一击,只有楚军可与秦兵一拼。太史公将这种情形描写得极为透彻活现: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巨鹿之战虽有善战的项羽为将,但若无比较强悍的兵,也决难与历来有胜无败的秦军相抗。这次战争的结果极为重要。当时秦国最大的一支军队由章邯率领,驻在巨鹿附近的棘原,与项羽有过几次小接触,都不利。但两方大军若背水一战,胜负正不可知。所以项羽虽已击破巨鹿的秦兵,对这支大军能否应付还是问题。章邯若能败项羽,秦朝的寿命或能延长下去也未可知。章邯与项羽的相拒是历史上一个紧要的关头。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出乎意外的荒谬可笑。因为后方有赵高作祟,章邯于是不经大战就带二十万的劲旅向项羽投降,并为诸军的前导向西攻秦。然而项羽对这支强大的秦军终不敢信任,于是乘夜把它全部坑杀。这是战国以来最末次的大批坑杀降卒。这支军队代表当时秦国实力的主体,从此秦的命运不卜可知。同时这支军队又可说是最后的一支国家军队,代表战国时代所遗留下来征兵制度下有训练、有组织的正式军队。从此以后,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各地起事的人虽都打着六国的旗号,实际他们谁都不代表,只代表他们自己。军队并不属于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只属于他们自己。此后的军队都是个人的军队。军队的品格、纪律、战斗力等等都靠主帅一人。主帅若肯忠于国家,他的军队临时就是国家的军队。主帅若要反抗围家,十有八九他的军队是牺牲国家而拥护主帅的。列国并立时所激荡而生的国家主义到统一之后渐渐衰弱。用六国的名义推翻秦朝,可说是旧日国家主义的回光返照。

  在这次的大混乱中,旧的爱国思想就寿终正寝。汉代虽常有内乱,但绝不是由地方爱国思想所推动的内乱。爱国思想本由列国竞争所产生,天下一统之后爱国思想既然源泉枯竭,当然要趋于消灭。同时将当初狭义的爱国观念崇高化,推广于天下一统的大帝国,在理论上当然是可以办到,但实际只有极少数想象力较大、信仰心较深、知识较广的人或者能了解这种大而无外的理想,大多数人对这种观念根本不产生兴趣。爱国观念中消极的成分较积极的成分浓厚得多。爱国志士与其说是爱本国,不如说是恨别国。恨恶别国,轻视别国,是爱国观念的必需条件;要不然,爱国观念就必渐渐衰弱以至于消灭。秦代与楚汉之际就是中国历史上这种大转变的时期。爱国的观念消灭,爱天下的观念流产,人民渐多不愿入伍,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麻木昏睡的社会。

  本文摘自雷海宗《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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