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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主义实验为什么难以成功?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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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威权政治》

  作者:(美)威廉·伊斯特利

  译者:冯宇、邓敏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什么未能振兴经济,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不谈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被动,只从经济视角出发,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中后期聚集了当时世界顶级知识精英的政府,在金融、贸易、农业等领域都无法做对该做的事,相反不断丧失民众信任?

  一直以来,在军事因素之外,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会主要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治国无能,以及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等等。

  还要看到,蒋介石政府的治国失败,跟1930-1940年代全球经济环境的特殊性相关。美国在内的西方工业国家一改贸易自由的政策导向,推行贸易和金融上的保护政策,这加大了日本经济的困难,后者军事冒进的冲动使之(提早)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外部经济环境也使得这期间国民政府管辖区域面临经济困难,产业凋敝,再也没有一战期间、20世纪20年代那种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良好空间。

  蒋介石政府在解放战争中成为战败者,逃亡至台湾地区,发起的改革获得了极大成功,这除了其充分吸取了过去教训,借鉴了共产党的管理经验之外,也跟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东亚地区地缘政局和产业分工格局的重新划定有关(台湾地区成为前述格局的受益者)。

  著名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就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失败,与在台湾的成功,提供了一种颇具新意的解释。威廉·伊斯特利曾著有全球畅销书《白人的负担》,曾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发展研究所所长。

  威廉·伊斯特利在其所著的《威权政治》一书中指出,中国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发展经济学的实验版。美国在巴黎和会上主导否决了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要求,为了安抚日本,又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转交日本。美国的这些举动,让巴黎和会之前对美国寄以厚望的中国知识阶层深感失望,直接影响美国战后在华利益。此时的美国还进一步巩固了针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移民的歧视法律。威廉·伊斯特利认为,孙中山1918年出版的《治国方略》,就是最初版本发展经济学政策纲要,并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国家权力是否应该高于个人权利。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就曾引发争议。

  为了巩固在华利益,美国官方和宗教、公益组织开始筹划跨太平洋的多国发展会议。中国被认为是最适合推行国家主导的发展路线的实验品。《威权政治》一书将方显廷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本土发展经济学家,此君的导师何廉曾长期出任蒋介石的首席经济顾问。方显廷本人提交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工业化规划方案,强调了“中央集权的、协调有序的经济规划和经济控制的必要性”。威廉·伊斯特利解释说,美国慷慨赞助中国国民政府的发展计划,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间巨大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在这里得出的研究结果可推广应用到全世界范围。”也就是说,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技术官僚,以及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对于落后经济体摆脱贫困,形成了接近一致的认识:将落后的经济体认为是一块白板,极富可塑性,可以依照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进行塑造。

  蒋介石本人接纳了方显廷等本土经济学家,以及一些美国顾问的建议,因为技术官僚型发展无疑将发展经济的资源和权力都集中在了政府手中。威廉·伊斯特利谈到,尽管民国时期,中国本土仍有学者提出,政府主导发展,希望以高度精密确切的规划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思路,不仅不现实,而且必然为腐败创造巨大空间,“可能会催生出由‘规划者’构成的精英阶层”。

  不幸的是,美国主导的在中国国民政府统治全国期间,所展开的威权主义(技术官僚型)发展实验,尽管导致了经济凋敝、金融崩溃的严重后果,但这些结果却被仅仅解读为政治结果(即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以及国民政府当局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正因为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一边与苏联对抗,一边大张旗鼓的展开威权主义实验。

  威权主义实验的重要特征,就是允许新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威权政体,然后依照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美国援助支持的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发展建议,对经济发展作出科学规划。这项实验被预期认为能够带来高速发展成果,因此必须作出阶段性的牺牲(如保留威权政体,剥夺民众权利)。《威权政治》一书谈到了亚非拉多个国家威权主义实验案例,指出这些实验中强调的白板论是完全错误的。白板论的逻辑一直延续到当下,具体表现为比尔·盖茨等富豪开展的慈善实验。

  为什么白板论是错误的?书中回顾了中世纪以来多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实践,指出威权社会因为压制和剥夺个人权利,很难真正意义上形成市场主体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加大了交易成本,从而让大规模贸易必须要付出更高成本、面临更大风险。这种情况下,投资和创新都成为了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将面临无法控制和估量的外在风险。

  最近三四十年以来,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似乎证明了威权社会也可以创造繁荣发展,尽管持这种论调的人会有意忽略更多的威权实验早已被证明失败。威权主义实验过度强调国家发展高于个人权利,由此驱动的发展往往会人为的(放大市场作用)形成贫困,这对于穷人群体等于双重剥夺(既剥夺了生存资源,又剥夺了个人权利)。一些取得了积极发展成果的威权主义实验,其实跟国际产业分工带来的机遇有关,例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上世纪70-90年代的成果。

  《威权政治》书中对照了“有意识的设计”(威权主义实验)与自发性的解决(市场驱动)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的结果,指出政府应当努力促进劳动分工、专业化收益、交易收益依照市场逻辑形成或分配,提供基本质量的公共产品,但不应直接替代市场机制和技术逻辑。直接替代的结果,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美国等西方国家,比尔·盖茨等富豪带领的慈善组织,最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各地开展的不成功发展实验。

  当然,在技术快速进化的背景下,威权政体的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跟随战略,迅速脱离落后状态,但随后又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创新之路充满意外,创新需要充分的释放人的创造力和创造实践,而这与威权社会的特征是恰恰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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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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