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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我和张允和的家族史 都跟太平天国有关

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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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周有光:我和张允和的家族史 都跟太平天国有关

  有人说,周有光之所以是周有光,主要有三点:1,半生研究经济,却改弦易张去搞拼音,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不可谓不奇。2,经历了晚清、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直到当下,风云际会,难以言传,年代不可谓不久。第三点也许最引人遐思——他娶到了中国最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女士,夫妻二人举案齐眉数十年,羡煞无数后辈,姻缘不可谓不殊胜。周有光先生和张允和女士的相识、相遇、相爱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周有光在《百岁周有光口述》一书中,对此有专门回顾。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解放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学那段时光,我们主要住在上海。她们家住在苏州,可是她的父亲常到上海,她的父亲比较有钱,在一个旅馆经常租了两间房子,家里人经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就经常到上海看戏。婚后,我的工作比人家紧张,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又在银行工作,银行界是晚上的宴会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参加宴会,晚上要准备功课。上一个小时的课,要有六个小时准备。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我认为,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的。兴趣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人不会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兴趣,玩是他的兴趣,这种推动力很强。兴趣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有目的的,兴趣用上去以后,就会对工作的意义更了解,这样子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

  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近年来才重新建设。比利时的首相从小在书上看到苏州怎么好,他到中国来,周恩来问他:“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看?”他说:“我要去苏州去看。”他到苏州,说:“不对,不对。”这里看也不对,那里看也不对,都跟书上讲的不一样。

  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桥。从辛亥革命以后,慢慢把河填了,水乡没有水了。杭州还有西湖,苏州就搞掉了。不过,现在苏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带、阊门一带好玩。江南只有几个小镇还保留了水乡的味道。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本文摘自周有光著《周有光百岁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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