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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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留影于桂林,时年50岁 |
梁漱溟的禀赋在更大程度上适合去做一个宗教家而不是学者,他热衷于成为一个信仰者和实践者。他并不在乎有什么新的学说或者创见可以归在自己的名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的态度,典型的儒者满足于“述而不作”,他们把“为往圣继绝学”视为人生的重要使命之一。
梁漱溟最佩服的中国人,他提到一个叫伍庸伯的,这是一个军人,这个人想睡就能睡着,想醒就能醒来。“他是真正能够在他的生命上自主自如。这个学问不是书本上的学问,不是随便讲一讲、说一说的学问,这就是孔子的生活之学。”所谓“生活之学”,不是“我知”,而是“我能”。
同样,梁漱溟最想追随的古代思想家是王阳明。梁漱溟认为王阳明做到了“明心见性”,就是说进入到了“彻悟”的境界,“他的这个生命已经远远高过我们”。梁漱溟推崇王阳明是圣人。这个圣人不是学出来的,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是生命本身已经具有了一种功夫,一种能力。梁漱溟推崇的是这个,他大略地说到了“戒、定、慧”,说到通过“习静”的练习可以抵达彻悟的境地。
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或者说,在思想上,是佛家,在生活上,则是儒家。在北大,梁漱溟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此奠定了他的哲学家地位。但是,梁漱溟对自己的这一哲学家的身份一向并不大看重。
1974年批林批孔时,在那样的氛围里,只有梁漱溟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他遭到围攻。当别人问他,你对大家的批判有什么感想和意见时,他引用了《论语》里面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当然,在重压之下呈现儒者的风骨并非是梁漱溟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惟一姿态。梁漱溟相信,“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梁漱溟一再回答了他父亲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起来。【阅读全文】【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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