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永远的文学情人-搜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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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少女时代在越南与30岁的中国情人为世界所共知的爱情故事在内，杜拉斯一生的每一段时间，都在欲望、爱情、激情和写作这几样内容上迂回、旋转着上升。
    1935年，21岁的杜拉斯在巴黎的法学院读书时就浪漫史不断，她当时正是个漂亮而放荡的少女。
    1939年，杜拉斯与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对方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兄长和朋友。
    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对他一见钟情，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她施展全身魅力征服他。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半年后，玛格丽特引见迪奥尼认识了昂泰尔姆，三个人的关系明朗化，从此和平相处了段时间。
    接下去的10年之内，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而她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充满爱情、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的生活。直到70岁依然如此。那一年她认识了不到30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很快成为她最后的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她曾经对最亲密的女友说：“真奇怪，你考虑年龄，我从来不想它。年龄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说同样的话，但那只是一句话罢了。对于杜拉斯来说却不。她的说和做，会真的是同一回事。

[阅读全文] [我来说两句]

杜拉斯相册

阅读中的杜拉斯

少女杜拉斯

在电灯光下阅读

与友人合影

在特鲁维尔（1963年）

《印度之歌》留影

与电影演员让那·莫罗合影

拍摄电影《在荒芜的加尔各答…》

《黑夜号轮船》（1979年）

和扬·安德烈亚（1984年）

在香烟中思索

在特鲁维尔（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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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杜拉斯——安妮宝贝

    基本上是不喜欢看外国文学的人。因为不喜欢中文译者的某些风格。总觉得翻译过后的文字，象隔在玻璃后面的花朵，闻不到它在风中轻轻飘散的气息。独特的。无法被视觉涵盖。比如川端康成。我觉得他的文字应该有一种冷寂的艳丽。
    可是每次在书店翻到他的作品，心里总是失望。很久以前看他的那篇古都。印象很深是那段描写两姐妹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夜晚，清晨的时候面对着分离。一段短短的景色描写。是清晨下起来的细细的雪花。看的时候，自己先把那段翻过来的中文改了一下。里面的意境，能体会的心，已经跨越了单纯的文字。
    但是我无法拒绝杜拉斯。她的两本情人是我喜欢的。比较偏爱的是纪应夫译的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视觉和想象都有。让人沉沦。
    重读杜拉斯，在一个下雨的深夜。
    突然想到有些东西是可以流传很久的。在一些相通的灵魂里面。它是生生不息的。
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他。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要死掉的。
他对我说，他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会忘记他的面容，他的姓名。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
    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变老了。
    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恻度的秘密。
    我爱他，也许永远这样爱他。这爱不可能再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
    那时我竟忘记了有死。
    湄公河。河水在稻田里蜿蜒流淌。[阅读全文]

杜拉斯死了，但还活着——徐和瑾

    1924年，杜拉斯的母亲玛丽·多纳迪厄（Marie Donnadieu）在柬埔寨的波雷诺买了一块土地。杜拉斯在1950年发表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叙述了她母亲的这段经历。这块地每年都受海潮之害，为抵挡海潮，她母亲修筑堤坝，但堤坝也被海水冲毁，她母亲身心交瘁，郁郁死去。
    过了半个世纪，这块地被找到，并于2002年10月在该地立下纪念碑。
法国文化广播电台的斯米特（F.Smith）先生借此机会制作了一套节目，分为两集，名为《混乱的金边》和《从金边到波雷诺》。他请来了杜拉斯的情人扬·安德烈亚，还请来三位见证，即杜拉斯的儿子让·马斯科洛（Jean Mascolo）、朋友多米尼克·诺盖（Dominique Noguez）和传记作家让·瓦利埃（Jean Vallier）。他们沿着杜拉斯走过的足迹，想要制作出“杜拉斯之歌”式的节目。
    节目中录下的话模糊不清，还混杂各种各样的声音，如海涛声、汽车声、船只声、电话声，另有《印度之歌》的背景音乐，总之是什么声音都有。诺盖笑着说，他在波雷诺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接着他又说出了该地的色彩和气味，发表了一些看法，并得出结论，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在法国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瓦利埃宣布，他撰写的杜拉斯传记，将于2005年交给法亚尔（Fayard）出版社出版。让·马斯科洛沿着母亲的足迹往前走，一面哼着他母亲以前用越南文对他唱的小调，并译成法文：“今天牛吃草，明天草吃牛。”
    参加这一活动的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说，他在拍摄电影《情人》之前就已发现情人的房屋。弗朗切斯科·焦瓦卢奇则详细介绍了今天如何建造堤坝。法国驻越南大使利布雷尔（Libourel）先生发表了讲话，可惜几乎听不清楚。这节目里还有杜拉斯喜欢的演员的讲话，以及过去采访杜拉斯的录音片段，如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于1984年10月制作的节目《玛格丽特·杜拉斯随心所欲》。[阅读全文]

不可模仿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南妮

     要做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读者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对语言的敏感，对激情的欣赏能力，怀有深刻而复杂的心理体验，对于异类形象的理解与包容……是，又不是。即使在那本轰动全球的《情人》出版以后，即使有大多数人终于认识这位晦涩难懂的女作家原来是当之无愧的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那种深情与多义性仍使透彻了解与评介作家的工作成为一种不可能。
     杜拉斯的文笔与独特风格使许多当代女作家为之着迷。她们拜倒在杜拉斯的脚下，把她的作品当作《圣经》，她们因为有一些令人心碎的感情经历与生活痛苦而自以为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源于女性的姐妹般的共鸣，她们写作时把杜拉斯的作品放在工作的桌子上，她们刻意模仿杜拉斯式的优美、绝对而神秘的句子：“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她们模仿的诸如此类的句子与腔调，事实上只是王道乾的译笔。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有足够的距离，语言的障碍更成距离。自始至终，杜拉斯是一个法语作家，一个典型的感性而又不可捉摸的法兰西女性。在阅读那些拙劣的杜拉斯文本的仿制品时，不由自主感叹：读懂她才是真正的敬佩。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称“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意指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老天，它怎么可以被随意模仿呢？[阅读全文]

距离或绝望——洁尘

    Ｊ·贝尔沙尼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说：“不管玛格丽特·杜拉斯搬上舞台的是一个什么家务都做的女仆或一个工业家的妻子，一个副领事，一个年金收入者或一个‘左派’小知识妇女，她给我们叙述的始终不是一次恋爱的故事，而是爱情的故事。……玛格丽特·杜拉斯写道：‘世界上没有一次恋爱能代替爱情。’”
    这提示我们，杜拉斯的小说恐怕应该是另外一种读法；而我们往往把她写的
“爱情”看成“恋爱”了。所谓爱情别有意义。在她的所有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被视为主体的东西，就是距离。这是一位关于距离的作家。她的人物永远停留在起点，无论经历过什么，人物之间都不可能相遇。杜拉斯的《情人》出版之后，“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的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见上海译文版译者前言）我觉得正因为这一笔似乎意味着有缩短距离的可能，所以她才感到遗憾。
    杜拉斯小说中总有一个“他”和一个“她”。“他”并不是某个男人，甚至不是作为整体的男人；“她”也不是某个女人，譬如说，杜拉斯自己，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女人，他们是这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个点。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绝望。因为距离的一端或两端，总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结果总是徒劳的，所以是绝望。这也就是杜拉斯意义上的爱情。爱情，距离和绝望，是一个意思。我们也可以说，爱情，这是她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基质。杜拉斯关注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人的存在。
    杜拉斯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在目前所能读到的译本中）是《琴声如诉》、《长别离》、《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和《蓝眼睛黑头发》。不妨以《长别离》来做代表。书里真正的人物只有两个：黛蕾丝和流浪人。流浪人丧失了记忆，而黛蕾丝试图唤醒他丧失的记忆。这里她做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恢复记忆。杜拉斯的小说没有事件，也没有过程，事件和过程都是虚幻。前面我们讲到人物，然而他们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一出戏里的两个戴面具的角色。
    [阅读全文]

杜拉斯作为一个情人的历史——佚名

    对于杜拉斯，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他与她的情人们的关系上。其实，在杜拉斯传奇的一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往往被人忽视。它也许是最神秘、最隐晦、最骇人听闻的。这就是她和她的“小哥哥”保尔的关系。
    畸恋：与“小哥哥”的神秘关系
    杜拉斯有两个哥哥。大哥皮埃尔，是个浪荡公子，好吃懒做，尽管母亲处处护着他，但杜拉斯很讨厌他。二哥保尔，比杜拉斯大3岁，杜拉斯亲热地称他为“小哥哥”。他是杜拉斯年轻时的守护神，也是她的崇拜者和爱慕者。在年轻的杜拉斯眼里，“小哥哥”是男子汉的象征。他勇敢无畏，敢于独自到森林里去打黑豹，并且很关心小妹妹，经常带妹妹去游泳、散步、玩耍。晚上，他们往往就睡在一起。
    不知不觉，他们都长大了。但妹妹对哥哥的依赖和亲密依然如故，于是朦朦胧胧发生了一些至今难以启齿的事情。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爱着保尔。大哥皮埃尔离开越南后，保尔是杜拉斯生活中唯一的男人。她像爱未婚夫，爱孩子，爱不允许她爱的情人那样爱她的“小哥哥”。她称保尔为“亲爱的小哥哥”，而越南人正是这样称呼年轻的情人的。 [阅读全文]

杜拉斯:话多的女人——车前子

当代西方女作家中，法国的杜拉斯是最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位了。在《情人》走红图书市场之前，她的《琴声如诉》等作品已有相当大的读者缘。杜拉斯的小说，相对于我们的阅读传统，可读性并不强。阅读是一种传统，力量比写作传统更大。那么，杜拉斯对我们的魅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肯定不是来自于她小说的陌生感。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在文本上比她更具创造性，也就是说更具陌生感。我们的阅读传统恰恰并不把这些看得很重要，甚至还要因此而排斥与拒绝。杜拉斯小说的魅力，在于她的自传自叙的色彩、氛围和品质。自传自叙的色彩、氛围和品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有，郁达夫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叙传”。而杜拉斯的不同是她罩住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欲望———她的欲望，我们的欲望，让它们彼此交换，又交织在一起。她想做个暴露癖，而我们则有刺探隐私的爱好。她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们既满足了欲望，又觉得安全。只是欲望的满足意味着更强欲望的出现，更强欲望的出现使我们一下子暴露在明处，杜拉斯反而在暗处了。这是杜拉斯更不同的地方，几乎是天赋———漫不经心地就控制住我们。看上去漫不经心。这其中不乏智力游戏，也是杜拉斯的魅力得以放电的手段。因为她感性的文字，有身体的线条、状态，也有身体的温度。阅读过程中，你会冷不丁地觉得，你已被带到颇具神秘的是非之地；在一所空空荡荡的大房间里，你与一位坏女人面对面坐在一起。杜拉斯的作品，透着股坏劲。迷人的声色，想想真迷人。当然，我站的立场是男性读者。[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