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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转红轮》以俄国二十世纪几个知识分子代表和十九世纪几个知识分子类型为案例,描绘了俄国知识分子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了影响世界的“红轮”是怎样成型,如何以压倒之势碾压过来。金雁说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回到源头,“我想把历史书当中我们常见的有关苏俄的观点纠正一点。关于整个苏联历史或者俄国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常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阅读本书]

搜狐读书会

金雁:中国思想界特别关心俄罗斯思想界,但是得到的东西往往是不准确的,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倒转红轮

不择手段的斗争哲学让俄国代价惨痛



金雁教授

金雁: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我特指文化保守主义而不是政治保守主义。俄罗斯人把它叫做秋千效应也罢或者翘翘板效应也罢,老是你高我低,过去讲斗争哲学,学过政治课的人都知道对立双方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才是绝对的,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可是现在看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是双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同时精英阶层最后的结果还绑架了民众。这样来看社会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俄罗斯人也开始做这方面的反思,我就觉得中国思想界如果要吸收不管是成功的经验也好还是失败的教训也好,我们老说以俄为史以俄为鉴,都是把俄罗斯作为对照,如果不把俄罗斯的思想介绍出来就是我们这个行当的失职。

很多人都还问过我,什么叫第三种知识分子?我说就是在体制内和革命者之间的另外一种注重俄国社会建设的探索模式,在俄国叫做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后谈到俄国历史上一个被人忽略掉的但是实际上又非常重要的宗教分裂运动,在俄国从17世纪开始,基本上将近有三百年的历史。这么一个从来没有纳入到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当中,而实际上它的影响非常大。我的学生问过怎么理解,什么叫分裂运动?是一种民间宗教和官方的一种抗争。



索尔仁尼琴所著《红轮》英文版

红色专制的源头在哪里?包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理想主义,但是他们后来发现我们所说的按照这些人为了追求他们心中的理想做出很大的牺牲,最后建立的这个模式实际距离他们的理想不能说完全背道而驰,但是差异非常大。为什么会这样,它的理论上组成部分方面有哪些?现在在社会主义研究当中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可以说一说的,但是对列宁是神圣化,列宁是完全不能够触及。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很多问题的根子在列宁那里,你如果不把这个讲清楚的话,那么后面很多问题就无法梳理。这是我要考虑的一个。

90年代初的时候我正好在苏联,就买到了一些路标文集,俄文版的,包括《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全文读的时候对我震撼非常大,几乎把它颠覆掉了,这是一些讲道理的人,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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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好的制度约束再好的动机也会走形

马勇:大概我们不能妖魔化最初的动机。如果历史人物最初的动机是一种恶,那么很难寻找到追随者,最初当中我们看共产主义,我们不可能用一个恶的概念概括它,但是事实上由于它不是从恶出发,追求的是一种理想一种梦幻,因此在做的时候不择手段展现了恶。前面几章揭示的列宁负面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是基本上不会在文字上表述出来。这本书里面也不是金老师去正面表达的列宁,而是通过其它作品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恶和斯大林的恶。制度的东西,中国未来可能也处在这样一种改变当中,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不管怎么讲在苏联晚期,苏联的知识分子对它的体制近百年的历史道路有反省,《倒转红轮》本身是对百年历史的反省。



马勇教授

我们谁要是有这个力量去写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一个脉络从康有为、孙中山这拨人从1895年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追求自由到追求共和的这拨知识分子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另外应该反省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一直到瞿秋白这个脉络到后来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拨一直能够走到延安走到北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从这方面有所反省,可能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会有帮助。【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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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缺位



秦晖教授

秦晖:这本书里面提到路标时期有另外一支主张和政府合作的,金雁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寻人派”,当时并没有这个说法。文化保守主义是所谓的“寻神派”,不管暴民还是暴君都是应该否定的,能够拯救俄国的既不是开明君主也不是人民那是什么呢?当然只好是上帝,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但是当时俄国的确有些人是鼓吹应该支持政府改革,尤其在经济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这里面讲了几句。但是另外一本书《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讲的比较多,所谓的政治保守主义(马克拉科夫主义),政府应该压制老百姓,政府搞改革老百姓捣乱,应该用铁腕政治把老百姓压下去,呼吁一个强人,今天叫做“寻人派”。“寻人派”从始到终没有成为这本书的主角,原因是因为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当中讲了很多事,不是作为思想史上的人物出现,所以没有提。这里面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到分裂派,一直到索尔仁尼琴,政治反对派的立场上毫不含糊,他们并不主张搞暴力,但是绝对没有什么要和当权者合作乃至用支持暴君来镇压暴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在不妥协反对派的角色上比一般的反对派更厉害,不说别的就说索尔尼琴,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当年的分裂派也是一个典型。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中国真是很难对号入座的。

分裂派的抗争中国人一般很难理解,甚至西方人都很难理解,东正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不同,带有强烈的神秘性隐喻性,既没有托马斯-阿奎那,也没有马丁-路德写的那种带有很理论化的神学著作,就是阿瓦库姆他的著作基本都是一些自传,讲的都是感悟的东西。里面提到尼康改革和分裂派的区别,也和原来旧教的区别,表面上看我们不太理解这种非常形式的比如两个手指头画十字还是三个手指头画十字,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冲突呢?两个手指头或者三个手指头画十字并不是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两个指头画十字的禁止别人用三个指头画十字,三个手指头画十字的人是一些多元论者,本来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决定,你不能强制我去做什么。这个东西说穿了就是文化资本主义,坚持文化评判的主体在于我自己。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分裂派不满意中央集权的三俄专制从尼康以前的其实也是比较分散的封建的状态去寻找资源。为什么那种状态能够引起大家的一种好感?其实这里面有一种人类历史上善的来源的规律性的现象。封建时代的一个特点,不管在中国、俄国还是在西方,我们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里面提到基本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状态,这种社会是有依附,如果用今天的观点看,谈不上是个什么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等,但是它有温情脉脉,那个时代都是熟人社会,所谓依附是依附于我们认识的人,比如说依附于父母,依附于我们直接认识的邻居比如毛遂依附孟尝君,这里有直接的人际关系,这是熟人社会乃至亲人社会的依附。这种依附其实是天然带有道德色彩的,这种依附带有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这些人当然这里面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个不平等带有父母对我们在传统的关系中传统的夫妇父子的关系当中是不平等的,一般来讲父都是会关照子女的包括具有直接人际关系的那些邻主和依附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发展成大帝国的专制那情况不一样了,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且其实像元代中国人讲的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陌生人的专制和那个时代不一样。【详细】

倒转红轮

过于强调细节对历史研究不是好事

王焱:我们把知识群体定位在恰当的位置上,在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它既不是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不重要,一大功能就是知识阶层赋予政治,可以看到很多历史上专制者对知识分子的杀戮压制,好像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什么能力来左右历史的。但是另一方面又看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具有给政治权利赋予正当性的功能。



嘉宾主持:王焱

金雁这书有一些社会学的意味,不是就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里面三大流派:一个是列奥-施特劳斯的这一派,和剑桥学派的脉络主义,还有萨拜因的美国政治思想史的标定教科书。列奥-施特劳斯过度强调思想家的重要作用,比如现代性、三次浪潮、霍布斯又怎么样了、整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实际历史的脉络要比这个复杂多了,可以说是内在脉络的研究方法,把思想产生的背景虚化掉了,好像历史是由哲学家定的,但是实际不是这样。另一派剑桥学院比较强调历史脉络主义,这个思想家所以这样讲那样讲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才能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正确的诠释或者了解。可能剑桥学派有些地方也说过头了,好像两个思想家他们俩不和,这个人发明一个范畴来压制你,过度还原主义了,但是大体方向是不错的,人既有社会与历史脉络的这一面思想家、知识分子,也有力图超越历史脉络的一面。

以往研究知识分子容易把他孤立化,某人就在那儿突发奇想提出这么一套说法,实际上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网络里面活动的,它的思想也好生活也好,有一种写传记或者历史的方法过度重视那些历史细节了,比较极端的拿破仑得了痔疮,他一疼指挥就乱了方寸,乱了方寸法国就败了,欧洲的复辟势力起来了,拿破仑的痔疮影响了历史,这个有点过甚其词了。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家的行动没有关系。比如有一种像拿破仑时代斯塔尔夫人说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她是拿破仑时代的生活,她要倒转这个历史去追溯法国自由时期的状态来批判拿破仑专制,离开语境就不好理解了。中国人说怎么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是现代的,现在应该越来越好,离开那个语境就不好理解了。金雁这个把俄国知识阶层放到当时的俄国具体历史脉络里去诠释它说明它,里面有很多不同出身的人生活处境不一样,僧侣知识分子很多是平民出身的,和贵族自由派贵族知识分子不一样。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有的生活很优越,我有时候想,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那种状况,可能也不讲什么自由民主了,大庄园、农奴什么的,他们也有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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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行动是不能用道德衡量的

网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之间有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比较正常的施特劳斯理论?



金雁、秦晖夫妇

金雁:在马克思的年代,反馈和理论大师是分开的,马克思自己说,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整个运动的指导这些方面不管具体的事物,在列宁身上这两个人就合二为一了。列宁一个最大的改变,其实马克思主义里面有很多空想的成分,我们所说的傅立叶、欧文他们反倒是实践者,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传统里面就是后来民粹派里面的很多东西加以填充,如果说到这儿对列宁主义熟悉的很多人说列宁在反民粹主义,的确列宁很多在批判民粹主义,1893年俄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怎么说列宁用民粹主义填充呢?这就是列宁高明之处。1919年列宁整个一系列政治观点包括很多理论问题发生了一个突变,包括农民问题、封建问题、专政问题一系列问题都有了突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后来列宁谈的非常多的一个策略、转变、转换、辩证法,这个方面把原来理论先行的党变成一个实践的党,这里面谋略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秦晖:有一种政治保守主义完全没有立场,只要掌权的人就是好人,这就有点过分了。比如所谓通三统的说法,古往今来一切得势的人都认为是对的,哪怕就是两个得势的人之间的距离非常大非常敌对的,他也说都是好的,只要你得势就好了。如果你是一个儒家,不管任何意义上的儒家,什么不是儒家可以说得清楚,至少全世界如果60亿人中有59亿99998个人是儒家,剩下两个不是儒家的人,我觉得第一就是毛泽东,第二是秦始皇,这两个人无论如何你不能讲他是儒家的,如果这两个人都还能说是儒家,那世界上够没有不是儒家的人了。我们现在就有一些人把这两个人捏在一起,反正掌了权的只要大权在握你就是伟大的,孔夫子是伟大的,毛泽东也是伟大的,秦始皇也是伟大的,这样讲不知道你到底要保的是什么东西,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这样一种状态就很糟糕,而且我觉得这种保守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就变得很庸俗,好像就是成王败寇,只要成了王你就是伟大的,你只要失败了你就是寇就是我要否定的。【详细】

网友:俄罗斯的贵族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反对沙皇专制?别尔嘉耶夫说过所谓共产主义只是俄罗斯民族的欺世大梦,为什么这个民族会像犹太人一样有一种神圣的天职认为它就能救赎全世界,甚至把全人类的苦难扛在自己身上进行反思,这种情结是因为东正教特制的文化因子造成的特点吗?



别尔嘉耶夫与《路标集》

金雁:俄国早期也是有挨打的历史,还有历史的不断中断性,俄国五次历史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一直到沙俄一直到红色俄国一直到当代俄罗斯,每次的间隔性颠覆性非常大,归零,前面所有的积累到了这儿全部归零从头开始,再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归零。俄国人有自卑的一面也有非常自尊的一面,他们失败的时候说我们在趟路子,我当时在俄罗斯说弥赛亚说到底不是一种阿Q精神吗?当时跟俄国学者争论,我们这个70年所有的人都在学俄语所有人都跟着走。现在俄国的民族主义,有时候开玩笑说,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国家主义好像有点夸张,但是的确可以,民族主义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能够有很强凝聚力的东西,他们历史上各自的中断导致文化传统全部前功尽弃,现在把有些大国帝国情结民族凝聚作为一个国家认同非常重要的方面。【详细】

网友:斯大林主义泛滥的时候,怎么从理论或者实践层面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公众的道德,在期间又怎么倒转对道德的影响?

金雁:车尔尼雪夫斯基建立了一个理论,目标是高尚的话,手段就可以忽略不计,恶不能用善去反对,为了善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用道德衡量革命者。我们的思想就是为行动来准备的,这个东西导入到这个轨道以后,再后来他们掌权以后党内斗争当中以及在自己人斗自己人当中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到了知识分子阶段,尤其到1924年的时候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知识分子质疑政府,思想反对派、天然反对派,这些人才叫知识分子,不是文化程度的多少,无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网友:斯大林用四五年的时间动用强大的力量实现集体化政策,在中国农民表现非常弱势没有抗争性。高尔基和郭沫若两相比较有何异同?这两种不同的背后是什么制度原因?



高尔基与郭沫若

秦晖:俄国的地主和农村不是一回事,俄国的地主就是贵族,不属于农民的。苏共后来在农村制造阶级斗争也不是让农民反地主,而是在农村中制造所谓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苏共主要的功夫是下在这方面,但是这个事情是他一直到集体化的时候才搞成大规模的运动,在农村中挑动贫农反对富农,以前搞过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搞过一阵子,很快搞不下去了。【详细】

网友: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历史方面非常丰盛的国度,近现代史在什么时候成为最大的显学?

马勇:中国是一个对宗教淡然的国家,知识阶层基本上都会相信历史,中国人的宗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因此过去的知识精英也好还是政治精英也好,最害怕的是(被)记入历史。过去两千年的史官制度是很严格的,君主没有权力改变已经走过的历史,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未来中国无论是体制性的转轨还是体制内的往前走,大概中国历史学的兴盛应该不必怀疑的,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这几年大家也能感觉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家都重新在解读。一个王朝到了60年之后一般来讲对前朝会很温情的,我们去看清代历史到康熙年间修明史的时候,不愿意用贰臣处理那些投诚过来的人,鼓励贰臣是对我未来是不是要鼓励?另外不愿意妖魔化晚明的政治家。【详细】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与思想变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新饿乡记程》、《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等。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五四新论》、《田园诗与狂想曲》、《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市场的昨天与今大: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等。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国近代通史》等。

王焱:1953年生于北京,现为《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社会学家茶座》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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