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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师大新推出的“新民说”品牌,取自《大学》和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作者均为中国近三十年法理(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无论是思想随笔还是学术作品,均集人文性、思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即便学术著作,也深入浅出,通俗易读。搜狐读书邀请学者吴稼祥、王人博与仝宗锦在字里行间书店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个人与时代变局的对话...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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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写于1902年,至今110余年,它是承接戊戌、辛亥与五四乃至今天的关键,中国的近代正是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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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分裂与民族分布有极大关系

吴稼祥:美国政治史学家萨贝因写过一本《政治学说史》,说过人类历史到现在为止,最伟大的政治变革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公元前500年,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年代;第二个是公元后洛克、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我相信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到第三个哲学国家创造的时期,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强权政治加上一个大的民族国家无法治理那么多民族,所以带来全世界的痛苦,从苏联东欧剧变一直到中国,我觉得这个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多个民族条件下,应该贡献什么样的政治哲学,不能糟蹋历史上已有的东西。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国家多个民族有两种不同的分布状态,一种叫做沙拉,每一个盘子里面搅拌着不同的水果,每一个水果是一个民族。美国每一条线上都是一个沙拉,什么人都有。这样的国家不容易分裂。另一种民族状态是按照拼图状态分布的,不同的民族,按地域去住。每个地域都是一块拼图,加拿大的魁北克、英格兰的苏格兰,俄罗斯现在一百多个民族一百多个拼图,这样的国家无论什么政治制度都有分裂倾向。



希腊古城米利都遗迹

西方的道路变化,先有活力,然后寻求规模,人类最大的政治体制需要既有规模,也有活力,但是没有一个人类的政治体制是一开始就既有活力又有规模,这只有上帝能做到。古希腊人,一个民族不同国家,那是非常有活力的,人类历史上可以说现代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所谓上层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包括它的美学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萌芽于这个时期。那么小的民族,雅典五十多万,这样创造的文明,更不用说它的规划、雕塑、各种学说了。为什么活力非常大?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配到极限状态。这个国家你们都知道,真正没有雄心,对外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现在希腊完全像一个很有活力的鱼群变成的鱼化石,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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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模非实现民主充分条件

仝宗锦:孟德斯鸠分析古代希腊罗马的规律和中世纪一些共和国的问题,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国家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一个国家如果小的话,就亡于外力。一个小的国家,它可能就会被外面的力量给灭了。如果大的话,外面没有把你搞败,内部把你自己搞得四分五裂。研究古代罗马为什么覆灭,都有一个共识:它的规模使得它的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是古代希腊罗马被后代学者最津津乐道的两个时期。而这个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孟德斯鸠的判断。



《联邦党人文集》第1版

仝宗锦:说美国找到了一个大规模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这样一个途径,那就是《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个所谓大,所谓党政,好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民主。我们可以发现吴老师这本书是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个思考,因为中国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我们没有很快迈上民主之路的有很多种理由。例如我们说今天有人把归结为我们民众的素质。吴老师这本书,不仅回应了从古代希腊、罗马,到民主国家时期的一些思想家,他们领导人,他们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在大规模国家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同时他很重要的提取的是中国自己的一些思想资源,包括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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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进程与个体生活息息相关



朝戈画作《敏感者》

王人博:我本书取名叫《孤独的敏感者》,我既不孤独,我也不敏感。2006年我在电脑上看了一幅画,这幅画作者是内蒙草原画家朝戈,诞生在1990年,名称就叫《敏感者》。我看那个画,好象我是模特,长得也跟我这样。所以我说从这一幅画解读了自己给它的自我意识的一种相似性,我刚才讲了既不孤独,也不敏感,但是看到那幅“敏感者”的画想到自己而已。所以看画也能看到自己,当然你看电影也可能看到自己。我最喜欢读的书是鲁迅,喜欢读鲁迅,这个书里面写鲁迅的有几篇。大家可能不知道瓦尔特-本杰明,他本来是一个文艺批评者,但是后来成为一个非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他自杀死在了西班牙的边界小镇。他能打动我,鲁迅能打动我,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闲逛的方式。

王人博:我认为中国不管怎么变,往哪走,一个成熟的人,这个人必须具有尊严,具有独立的人格。首先他有一个德性,就是负责任。你不能光享有权力,不承担义务。当你享受权利的时候,首先想一想,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制下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个体,可能首先要承担这样一个目标。闲逛归闲逛,想归想,说还是要说。你说一个人叫你教宪法,一个宪政问题一个治理之道不思考那是骗人的,闲逛那是没有办法的闲逛。谁不愿意给国家出一个好主意,咱们国家拿着这个好主意走,但是咱们做不到。再说即使是好主意,政府也不会按你这个好主意走啊。所以说还是闲逛吧!【详细】

仝宗锦:王老师这本《孤独的敏感者》,既关心这个国家,又无能为力。事实上他内心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他尽管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在黑夜里面看电影、听音乐,看鲁迅,但是他又有一个类似鲁迅对国家一样的状态,对这些所教的宪法命运又很关心。我们尽管是安顿自己的灵魂,但是我们又不能够说我们是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只满足于自己的灵魂,只满足于自己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过好私人生活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民主和每个个体是无关的。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国家不是你的时候,或者你没有这种非常明显的主人翁意识感觉的时候,你依然去关心它,它不是你的,但是你又去关心它。我们有的像吴老师所说公天下情况下,我们每个个体从一个真正的所谓有德性公民视角出发,关心国家的宏大叙事,一个前途命运,我想这也是我们,包括吴老师,包括王老师,他们这两本书的一个共同的主题...【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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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普世价值近代中国都玩的很糟糕

仝宗锦:王老师说到不继承古旧先生,也不取法西来先生,甚至自己都无法掌控自己,但是人得活。王老师怎么看这个?似乎是人得活,活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足球带给大众的,永远是一声叹息

王人博:本来是一个挺私人性的话题,在这个公共场合讲私人话题挺不搭界的。有人说中国出现什么情况呢?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笑话,四个人说假话,五个人说屁话。有一些话题不可能不好在公共场合来分享,但是既然提到了,我还是想说两句。后面的话,人得活着,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有两个人曾经表述过这个话,这个话第一个表达的是鲁迅研究者,叫李长之,他第一本书写的《鲁迅批判》,写这本书的时候他26岁,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这本研究鲁迅的书,是我们世界上唯一一本经过鲁迅本人批阅过的书。给鲁迅看了,鲁迅寄了两张照片给李长之。他读鲁迅他认为鲁迅最伟大的思想就是人得活着。

西方的那些普世价值,中国近代历史都玩过,而且玩得都挺糟糕、挺失败。我举一个例子:足球,是最符合西方普世价值的体育运动。那些规则,类似于西方的宪政,必须要有一个裁判。作为队员,轻的犯规出示黄牌警告你,重的出红牌把你罚出场。中国人把它引进来了,按照西方的赛制和职业化的组织方式,结果把中国足球玩死了。

吴稼祥:这个足球问题,不能说你穿了一身白衣服,到酱缸里游泳,结果变成酱菜了。指责是衣服错了还是酱缸错了?因为在中国大酱缸里面搞一个比赛,整个外部不是宪政环境,小宪政环境怎么能成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自主设计,有壁垒条件。比如我穿得很干净的一个衬衫出去,但是外面烟囱冒黑灰,一会儿你的衣服就脏了,不能说我穿的衣服不对,或者不该穿,两个都有问题。你在冒黑烟的地方穿这个衣服确实不对,但是不能说穿白衣服就错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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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成为信仰的前提是遵守规则

网友:怎样让法律成为我们的信仰?

王人博:伯尔曼说过,法律跟宗教一样,一定要有信仰。但是咱们中国你说你信仰法律,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就有点不可思议。这不就这么简单吗?怎么叫你成为一种信念,或者一种信仰。又回到吴老师那个话题上去了,就是一个政治结构的大的变动,可以谈判,达成一个协议。不按照这个协议来办,我就起诉你,来判你,有这么一个前提,法律才成为法律,信仰才成为信仰。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1918-2007)及其代表作《法律与宗教》

仝宗锦:我基本上倾向于先通过法制迈向民主这样一个路子。因为民主我们不可能指望一批躁动不安,不遵守规则的人去达成这样的协议。假定我们都是不遵守规则的,或者不想遵守规则的,如果我们能和一个政府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呢?我觉得不太容易。这个里面就会存在一个究竟是规则先行,还是民主先行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民主很重要,但是民主是从上而下呢,还是从下而上呢,还是上下合并呢?可能又很头痛。很多人认为,有的一些学者认为应该通过法制来迈向民主。我们大家先尽量的依法办事,哪怕那个法律是不完美的,不完备的,是制定得不那么好的,执行得不那么好的。但是在慢慢的在这样一个规则之下,慢慢的大家在寻求这个规则的正当性、合理性。这是另外一条路径...【详细】

吴稼祥,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现为独立研究者和撰稿人。1989年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开启了非官方主导的理论与思潮平等竞争的先河,第一次用真正的中国话语讨论中国的问题,是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新权威主义述评(1989年)》《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1997年)》《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2005年)》。

王人博,生于1958年,著名宪政学者,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其代表著作《法治论》(与程燎原合著)是1990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本学术著作,其《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

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大法学博士,师从贺卫方教授,哈佛法学硕士。2004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北大法律评论》创刊编辑之一,主要著作有《布莱克斯通法律思想引论》《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和他的〈英格兰法释义〉》《重温托克维尔》等,译有卢埃林《普通法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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