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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上海“打老虎”失败经过:老虎都是亲兄弟 苍蝇飞过不留影

习近平总书记讲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抓”。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恶性通货膨胀爆发,民怨沸腾,官员腐败横行。蒋经国受命下重手“打老虎”,却遭遇来自各处的阻挠,甚至包括下达反腐令的蒋介石本人。自此国统区各个阶层都对蒋氏政权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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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01

反腐阻力竟来自国民党内部令蒋经国震惊不已,上海经济此时已崩溃至不可逆转的地步。收拾不了杜月笙之子,怎么收拾这个腐朽的蒋氏政权?蒋经国愤而辞职。

缩水十倍:民国末期教授工资没女工高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大江南北,烽火连天,大量的社会财富消耗在战火之中,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当局供养着几百万兵力,财政上已经不胜负荷。据当时统计,1947年财政总收入为13万亿元,而支出则达40万亿元,赤字为27万亿元。其中军费达213,10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2%。要消灭赤字,就必须开源节流。而在战乱中,军费有增无减,难民则大量从战区流入后方,当局也不能坐视不管,否则后院失火,比前线吃败仗还要可怕,因此开源办不到,节流更不可能,要消灭赤字,只有滥发钞票。1948年与1937年相比,法币贬值400万倍,相当于战前一元法币可值现币400万元。

通货恶性膨胀,使得法币的印刷费用超过了法币面值。印小额法币不合算,于是印大额钞票,以致后来有25万元一张的关金大钞问世。随着钞票的贬值,物价不断高涨,甚至出现早晚时价不同,一日几次涨价。工人、城市贫民、工薪族群和其他一切无产者,苦不堪言,一位国立大学教授说:“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1/10。以银元计算,约等于15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了。这份薪金比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

法币已经一钱不值,大城市的大宗买卖早已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则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恢复银元来往,甚至退到原始的物物交换阶段。民生多艰,人心惶惶。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没有实物,更没有美钞和黄金,他们不得不忍受物价飞涨之苦。忍无可忍之际,不得不呐喊、抗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呐喊抗议给国民党造成的巨大压力和恶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到了16日,交大、上医、沪江、之江大学等校学生教师开始举行罢课罢教,要求改革学制,增加待遇,改善生活;19日,复旦、同济、暨南等15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京、沪、苏、杭地区大专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停止内战等等。

军事形势经济形势,都已面临崩溃边缘,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国民党被迫将改革提上日程。 [详细]

02

钱是王道:上海商人早已忘却经商道德

王云五对这个方案很乐观,他设想方案实施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36亿金圆券,财政税收经过整理后总收入可达到25亿金圆券,收支两抵,赤字只有11亿金圆券。这个数目可用出售公营企业、美援物资和增加侨汇来弥补。

要使方案行之有效,首先要稳定物价,因此政府同时公布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物,必须冻结在8月19日的市价上,不许超过,这就是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更是金融中心,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大商贾、买办、大亨不仅在上海称王称霸,而且与南京的高层官吏关系密切。当局考虑再三,把这个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蒋经国。由于“经济管制”是币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它不但足以决定币制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稳定经济的命运。政府便在行政院之下,专门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派王云五、陈启天、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蒋经国为委员。经济管制委员会之下,又设置上海、天津、广州等3个督导区。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督导区的督导员。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价格涨得很历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非常困难但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价格涨得很历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非常困难但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

上海是我国最大都市,也是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经济管制的成败,关系全国经济管制的成败,也关系整个币制改革的成败。

上海的商人,受了百余年来海派作风的影响,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商业的道德,他们所看到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许多商人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他们从无中生有,破坏政府,动摇民心。

上海人说:有条才有理,所谓条,是指金条,理就是道理,所谓有条有理的意思,就是说有了金条,就有道理;这种黑暗的现象,是造成社会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主要原因。 [详细]

03

杀鸡儆猴:杜月笙亲戚首当其冲被逮捕

他首先整合自己的队伍,仍然由几个志同道合的留苏同学担任智囊团成员,其中经济学家高理文是他的主要顾问。他调来“戡建大队”的队员1,200人作为基本力量,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后来又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员人数1.2万人,明确任务是:一、打祸国的败类;二、救最苦的同胞;三、做艰巨的工作;四、尽最大的义务,协助“勘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工作二周后,他总结道:“半月来的努力,虽可自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责任之重以及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拚命以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我应当拿一切的精力,放在这个工作上……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人民的拥护。”

“戡建大队”和“服务总队”的人马都年轻肯干,在蒋经国的热情鼓舞下,无不信心百倍、勇敢向前。他们负责检查市场、仓库,宣传政策,接受密告,工作积极,雷厉风行,几乎要把上海翻个底儿朝天。

蒋经国是个激情派的政治强势人物,也确实有喜欢说大话的毛病,但是此番“打老虎”、“打祸国的败类”,确实不是仅仅喊喊口号而已。

第一个碰到他枪口上的是南京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因违反经济紧急处分命令而受到了严厉惩办。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工作的机密,串通上海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利,事发后认罪服刑。

随后又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敲诈勒索罪而被严惩,他们虽然称不上是大老虎,却绝对称得上是恶狼。他们都是有权有势的“坏头头”,直接危害着已经病入膏肓的社会。有人劝蒋经国手下留情,他却说:“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谓与其让他害得众人都哭,不如任他一家人去哭!坚决将他们处死。这句话成了传诵一时的蒋经国名言,赢得了民众极大的信任和支持。

9月3日,上海最大的商人,如荣鸿元、詹沛霖、吴锡龄、黄以聪、杜维屏之类皆被扣押。被送法办的五大不法商人当中,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血亲、姻亲以及表亲,就占了3位。蒋经国对这些事的初步评估是: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

据统计,因为违反经济管制法令而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在内共达60多名。其中最轰动的是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凭父亲的威势,在市场上投机倒把,无所不为。一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多股,被“勘建”队员报告给了蒋经国。蒋经国随即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将他和同犯逮捕送法院审理。

此举赢得了普通市民的齐声喝彩,是这场打虎武戏中的一个高潮,真刀实枪的架势,一时震慑了上海滩。”[详细]

04

家贼难防:党内要人争相拆台积弊难返

到上海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虽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则很愉快。今天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

他的大无畏精神,和努力到底的决心,以坦白恳切的笔触表露无遗。这一番话,也说明他确实认清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质。

在蒋经国的强力推动下,经管工作从8月中旬到10月初初见成效。物价暂时稳定下来,上海中央银行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373,000,000元,其中包括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3,894元。事实上,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私有金银外币远不止这个数量,把金银外币交出来的人都是普通市民,真正有钱的巨商大贾、玩套汇的老千一直在观望不前,等待限价失败。

其实,即便上海物价真正稳住了,也于大局无补。因为低价商品往高价的地方流动是商品社会的基本规律。到处都涨水,上海怎么可能不陆沉?物价低,商品就不会流到上海来,物资一旦短缺,又会引起物价上涨。而且,改革还必须做到金圆券发行量合理,这需要政府做到收支平衡。王云五原来设计的增加收入的几个办法,个个落空,而军费开支却越来越浩繁,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要消灭赤字,只有扩大金圆券的发行量。金圆券一多,又造成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平头百姓手头持有的货币极少,为免受损失,只有将货币换成实物才放心,于是抢购风潮势所难免。

何况那些对限价一直怀恨的奸商大亨之流,为赶快冲破“八一九”防线,便指使手下前往抢购,使得形势越发紧张。担任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长的王升曾经回忆:当时武汉、天津、广州的经济都没有人管,督导人员形同虚设。由于局势恶化,国统区日益缩小。当时到处都涨价,唯独上海不准涨价,如此的艰难困苦之中,蒋经国仍然取得了上海市民的信任与合作,是极为不易的。

蒋经国顽强顶住外部形势的恶劣,可是难以提防国民党内部要人的拆台。名记者曹聚仁,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揭发了这种令人齿冷的内幕:

真正的敌人,却是那位兼任华南经济特派员的T.V.S.(宋子文)。他首先敞开广州的闸门,让金圆券的币值,一泻千里。金圆券对港币的黑市比值在华南发疯似的低落;东南地区的币值,就无法维持了。T.K.(孔宋)两家的财富,跟东南地区是分不开的……牵及“断人钱财,杀人父母”,他们就把蒋经国当作眼中钉,四行总处形式上该帮助他推行政令,实际上,在T.K.的紧急通知下,却在拆他的台了。 [详细]

05

老虎难打:蒋介石夫妇亲来上海开释人犯

宋子文在暗里拆台,蒋经国还可以明里努力,最令蒋经国受打击的是自己人明里唱的对台戏。扬子建业公司一案使他大伤脑筋,最后迫使他不得不从上海尴尬退场。

关于扬子建业公司一案,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自从蒋经国抓了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后,杜月笙不动声色,悄悄吩咐手下向蒋经国的“打虎队”透露了一个情报:指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蓄银,请打虎队从速采取行动。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也即宋美龄的亲外甥。杜月笙是存心要看看蒋经国是否敢打真正的老虎。

9月30日,蒋经国立即亲率干员直奔扬子公司,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品,他这种就事论事的执法勇气,使得杜月笙倒吸了一口冷气。正当杜月笙对自己儿子被抓的事感到棘手时,他手下送来一封机密电讯,说是蒋经国搜查扬子公司后,孔令侃立刻向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已专程赶到上海,要蒋经国撤销这个案子。蒋经国对宋美龄解释说,我是奉父命而为,撤销此案如何服众?对父亲的威信又如何维护呢?宋美龄救孔令侃心切,强硬地表示:“你父亲那边我来解释,你只管放人好了!”蒋经国依然坚持:“这不是向父亲解释的问题,因为这事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前途,我向全国民众如何解释?我对上海市民如何交代?”宋美龄见蒋经国这样不给面子,不高兴地说:“那好!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蒋经国也不示弱:“我正是执行父亲的命令,父亲也不会答应孔令侃的无理要求!”宋美龄气得迅速离开蒋经国处,立刻拨电话找到在北平开会的蒋介石,要他从速赶回上海处理孔令侃的事,因为此事已经威胁到蒋家与孔家的关系,而且孔令侃对蒋家底细一清二楚,如果事情处理不好,孔令侃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蒋介石听完宋美龄的电话,脸色非常难看,指示侍卫人员,准备回上海。 蒋介石的专机一到上海机场,宋美龄一个人率先登机,将孔令侃的事详细说给蒋介石听,然后蒋介石由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同到下榻处。

翌日一早,蒋经国独自去见父亲蒋介石,出来时就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回到办公室,对亲信表示: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

事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照常经营,杜月笙的少爷杜维屏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社交场合。

另一种说法是,虽然外界舆论认为因宋美龄干预此案,蒋经国迫于压力,最终纵虎归山,但蒋经国自己则一直说这是外界在夸大其实,他在日记中,说“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还说:“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