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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学家风好 三个女人最重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局面最大的学者,也曾是影响至巨的思想家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梁启超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和一个红颜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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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梁启超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

梁启超的“学问”与“人生”

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优点缺点都很突出,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富于进取心,学识渊博,聪明过人,极其敏感,而且才气过人,锋芒毕露,热情洋溢富于活力。他的文章一度风靡天下,以至当时各阶层人士,都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他的文章气势一泻千里,笔端富于感情富有魔力和魅力,他勇敢、自信、率直、豁达,他敢于淋漓尽致地发表每一个意见,因而正像他在《答和事人》那篇文章里所说的:“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他把这当做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落落大方,他一生中曾与许多人激烈争论,如康有为、章太炎、杨度、孙中山等,但从不记私仇,从不斤斤计较于个人恩怨而纠缠不休,不以政见不合影响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和评价。

他对自己的缺点也颇有自知之明:“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当然,他的一生中稳定不变的另一面就是: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

梁启超性格很风趣,热情好动,他的风趣体现在他的全部生活之中。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这篇演讲中有一段风趣的论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

他的确是“除了睡觉之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他一生那些大量的著述都是他抓紧一分一秒积极活动的成果。

梁启超很重感情,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在文章《人生观与科学》中写道:“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详细]

02

良好家庭教育: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而没有成为方仲永

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曾作《变法通议》一文,其中《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三章,都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有深刻的认识。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衰,则国衰;教育亡,则国亡。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早期教育,更是根本中的根本。

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不同凡响之处。而在他的幼年,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培养他,爱护他,不使他中途夭折,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这些人往往就是他的长辈。我们看梁启超,在他的早期教育中,就有三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就是他的母亲。正是他们,呵护他、培养他、教育他,让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开创辉煌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的祖父,名维清,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可以说,在梁启超的生命中,第一个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记的,就是他的祖父。在一大群孙儿、孙女中,梁维清也最疼爱梁启超,看重梁启超。梁维清喜欢讲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故事给这个小孙子听,尤其喜欢讲宋代亡国、明代亡国的故事,对那些沉痛的往事,他总是津津乐道。

据梁启超后来回忆,他两三岁开始认字,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四五岁开始读书,则由祖父悉心指导。梁维清不完全是个读书人,梁家也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他要求孙子读书,固然有步步高升,光耀门庭的考虑,但也不排除他寄希望于孙子,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培养自身的道德情操,进而经世致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光绪十年(1884年),梁启超十二岁,这一年他再到广州应考,这一次他考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这是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童子秀”,也是梁维清一辈子所达到的最高功名,他感到非常欣慰!而此时任主考的广东省学政叶大焯也感到惊喜异常,特地把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找来“试以艺文”。几个人中,只有梁启超对答如流,有条有理,叶大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梁启超趁机求叶大主考为祖父撰写祝寿文,叶大焯嘉其孝心,满口答应。

当梁启超把那张祝寿文在家中悬挂起来的时候,祖父、父母都深深感受到了梁启超的一片孝心,不只看到了他在人格、学问上的长进,也看到了梁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未来。 [详细]

03

两位贤妻一个红颜: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梁启超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和一个红颜知己。第一位自然是他的夫人李蕙仙。这位李夫人可是大有来头,父亲李朝仪,官至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她有个叔伯哥哥叫李端棻,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李端棻担任主考官。年仅十七的梁启超名列第八。面对这样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少年才俊,李端棻马上想到了他的堂妹。本为一介寒士,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主考官的嘉赏,后者还主动提出结亲,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

在梁家,梁启超是一位慈父,李夫人就是一位严母,不仅佣人和孩子都很怕她,就是梁启超,似乎也要让她几分。当时外间便有“梁启超怕太太”的传言。梁启超属于双鱼座,据说,这个星座的男人总能保持一种天真、忠厚的气质,性格也比较温和,很容易相处,但却需要一个能指导其言行的精明强干的生活伴侣。看上去,这很像是一种巧合,而实际上,梁启超也确实离不开这位严谨而能干的主妇。

李蕙仙于1924 年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当即撰《悼启》一文回忆了婆的生平美德。次年又撰《祭梁夫人文》,以极悲痛的文笔尽情地抒发了自己对妻子的爱和悼念。这一年他的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万分,他生平最讲乐观,最讲趣味,此时却不能自胜了。五年之后的1929 年,梁启超去世,与李蕙仙合葬在一起,实现了“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的愿望,与婆李蕙仙“于此长相守”。[详细]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姓王,她没有大名,就叫来喜,王桂荃这个名字是梁启超给她取的。王夫人在梁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李夫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隐藏在幕后。王桂荃为梁家所生的孩子中,有六个长大成人。孩子们称李夫人为“妈”,称王夫人为“娘”。但在李夫人生前,梁启超似乎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王夫人。

“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何蕙珍犹如一颗耀眼而璀璨的流星,在梁启超的生命中轻轻划过,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作为梁启超的红颜知己,今天我们要了解她,以及她与梁启超的感情,似乎也只有梁启超写给妻子的两封书信以及他的二十四首诗作可以参考。

何蕙珍是檀香山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保皇会的会员。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儿,英文水平很高,而且她有很好的学问和见识,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很有大丈夫的气概。何才女的父亲在家中摆下宴席,请梁启超赴宴,席间,大家邀请梁启超演讲,并请何蕙珍做翻译。告别时,她和梁启超握了手,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面对姑娘大胆的爱情表白,梁启超只有“唯唯而已,不知所对”。

过了几天,梁启超送给何蕙珍一张自己的照片,何蕙珍则回报他两把折扇。后来,有朋友又来试探,梁启超说:“我非常敬重她,喜欢她,也非常思念她。尽管如此,我却不能背弃曾与同志们一起创立的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原则。况且,我如今还是个亡命之人,人悬赏十万要我的脑袋,我的生命时常处于危险之中,家中有一个妻子,也是见面的时候少,分别的时候多,不能常常厮守在一起,怎能再拖累别人家的好女子呢?再说,我如今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行,天下的人都看在眼里,如果做出这样的事,人们岂能原谅我?”[详细]

04

满门俊秀:优秀的家教和家风

梁氏一族拥有非常优秀的家教和家风。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杰出报人,就得益于他的家风、家教。同时,他在整个家族链条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他有九个儿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其中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

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成功实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提升和转换。

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和思路,有些具体做法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百余年前就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梁启超恐怕是第一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参加会试落榜。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试,此后,他便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了变法维新的大事业。作为过来人,他自然不肯以科考和功名再来毒害自己的儿女。而且,由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梁启超的儿女们并没有赶上从小读经作八股文的时代。 [详细]

05

政坛角力:梁启超与袁世凯的恩怨纠葛

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在梁启超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与袁世凯的交往,甚至合作,但是,都未能善始善终,后一次,几乎搞得梁启超身败名裂。

梁启超第一次与袁世凯打交道,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在北京发起创办强学会,袁世凯亦参与其中。康梁等维新人士最初对袁世凯是有好感的,以为他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新式军人。所以,戊戌年(1898年)变法进行到紧要关头,他们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能有一支军队是支持变法的,于是想到了袁世凯。

八月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如果说初六日慈禧还仅仅是想“训政”的话,那么,当荣禄将袁世凯所言汇报给慈禧之后,戊戌政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残酷而又血腥的政治清洗。

此后,袁世凯就成了康梁及维新党人不共戴天的仇人。戊申年(1908年)十月,光绪与慈禧死后,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梁启超非常了解以载沣为代表的年轻的满洲权贵对袁世凯的态度,他以为倒袁的机会终于来了,除了利用各种关系,挑拨当权者对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外,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

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武昌起义之后,围绕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康梁一派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争论。实际上,民国初年的党争,争信仰,争精神,争纲领的很少,比较多的还是争人事,争权力,争地位,争势力,围绕梁启超的或归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迟,人们争吵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党争之一斑。梁启超深陷其中,感觉自然是不很受用。

梁启超是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在顺境中或情绪激动时,往往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而遇到挫折或心境不佳时,又容易灰心丧气,表现得很消极。但他又是个自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有责任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常常就显得很纠结。他回国之初,国会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竞争异常激烈,舞弊、贿选的现象很普遍,操纵选举、雇人投票,甚至军警到场百般威胁,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各地还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这些都给了梁启超很大刺激,使他对国事、党事都深感失望。他的性情中常有一些天真烂漫或涉世不深的单纯,这种性情,作为朋友也许很难得,但作为一党领袖、政治家,有时就显得很幼稚,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京发起筹安会,大规模开展请愿及劝进活动,鼓动变更国体,恢复帝制,推举袁世凯做皇帝。梁启超随即写出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抵制。不久之后,梁启超借口出国治病,于十一二月间乃与蔡锷相继南下。12月16日,他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赴上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将要在他的领导下拉开序幕,袁世凯的末日也已经不远了。 [详细]

06

“自有勋劳垂学史”

梁启超主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等文章,主办湖南时务学堂等,竭力用西方资本主义之法来维新救国,促使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他大量介绍西方学说,直接或间接地“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对长期闭关锁国知识窒息的中国人来说,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尤其是爱国的青年们。当时,他的文章、言论、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那时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

梁启超十分爱护青年,鼓励他们进步,在时务学堂、大同学校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培养了蔡锷(松坡)、唐才常、蔡尚思、谢国桢等许多的学者和英才。他逝世后,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公祭,祭联、哀章约有三千余件。梁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

熊希龄写一挽联: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蔡元培挽: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章太炎闻讯后,哀叹“平生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极”。 杨杏佛挽: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杨度一联: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929 年2 月17日在北平公祭时,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到场者有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等团体代表,社会名流熊希龄、丁文江、胡适、袁同礼等,学生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共五百余人。这么多人缅怀他,可见他的功绩,他的思想、精神影响之大。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