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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书,系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该书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再现了预审、庭审、举证质证、终审判决等各个环节,资料原始,细节生动,国内罕见。本次编校整理,重版再现,并与该书英、日等文版本互校,厘正原书诸多讹误。不仅为研究提供难得史料,更希望世人不忘战争历史,共期和平未来![详细]

搜狐读书会

  6月27日,由九州出版社与搜狐读书联合主办的“从东京审判到伯力审判”读书会在北京彼岸书店举行。本次读书会邀请了荣维木先生,陈新宇先生和《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书的编者孙家红先生共同探讨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肮脏!首批28战犯实判25人 后多不了了之

孙家红:从世界的意义来讲,伯力城审判具有二战之后国际战犯审判的大背景。我们知道,二战后,最早开始的国际战犯审判是在德国的纽伦堡,是针对德国纳粹进行一系列审判。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大家历来关注最多的东京审判。然而,恰恰就是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当时对于日本“细菌战”的战争罪行和相关战犯的处理,其实很不尽如人意;或者说,造成了很大的遗漏。曾经有人写过一本书,将东京审判称为“未完成的纽伦堡”。的确,相对于纽伦堡审判来说,东京审判存在太多问题,或者说不足。

我们说,这样一场以苏联为主导的伯力审判,恰恰就是因为苏联发现,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美国出于它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考虑,跟当年日本的细菌战犯达成了一种交易。当然,我们也发现,苏联其实对这场交易也很感兴趣,他们也想从日本的细菌战犯手中获取相关材料,包括一些实验标本、实验数据。但是,它在跟美国的竞争中失利了。所以,在美国主导了东京审判之后,苏联为了形成一种对抗,就组织了这场著名的细菌战审判。

陈新宇:当时美国跟日本有一定的政治交易在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东京审判的时候,当时审判的主要是甲级战犯,也就是说对战争负有首要责任的战犯。第一批被起诉的有28个甲级战犯,但是,不是最后都有宣判。因为其中有两个人在审判的过程中病死了,还有一个被认为是有精神病。所以,首批宣判的战犯其实是25个。而其他后续的几批战犯则不了了之,后来被释放了。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当时这些细菌战犯是否符合当时东京审判时战犯的标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有一些政治交易的问题。[详细]

细菌战实验受害者超三千 烂脚病仍肆虐



日本细菌战用活人做实验

搜狐读书宋晨希:谢谢孙老师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和阐述。其实,大家对于当年日本的731部队早已有所了解,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细菌部队!那么,日本当年为何要建立这样一个部队,并进行细菌武器的开发与研究呢?日本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当时又是如何把细菌部队投入到战场中的?日本的细菌战又给中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荣维木:日本的731部队是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实际上,当时日本在中国的细菌部队很多,除了731,还有1855、1644等等,还有B100。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开发,杀伤力都比较大。至于细菌战的危害,我觉得,就日本全部的侵华史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细菌实验。细菌实验伤害了很多人,当然,具体数字是多少,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据伯力城审判所查明,当时有明确编号的受害者就已超过三千了。另外一部分是细菌战的实施。在中国有两个比较大的受害地区。一个是浙江的义乌。我知道有一个专门搞细菌战赔偿的女士,当时被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曾经代表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她就是义乌人,据说当地有不少人曾经遭到日本“细菌战”的危害。还有一个是湖南常德,也是一个危害比较大的地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说鲁西、云南等都有。

关于“细菌战”的研究,我们应该测算一下“细菌战”造成了多少人的伤亡、有多大危害,和这个“细菌战”究竟有怎样严密的因果关系。比如,我在这儿施放了细菌武器以后,也可能很快大面积的瘟疫就爆发了,也可能很长时间才会有。这个研究,和平时的研究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仍然危害着中国人民的炭疽,也叫“烂脚病”,有没有当时日本实施细菌战的可能性呢?不可能说没有。

对于我们来说,研究细菌战的资料来源很少。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一位作家哈里斯写过一个《死亡工厂》,他利用的国外资料就比较多。还有,后来美国把一些当时的审判史料又还给了日本。我们大陆学者为了研究细菌战,也有到日本去查这些资料。日本的吉见义明、近藤昭二这些人,也收集了很多资料。直到现在,还不断发现有新的资料。此前很多人利用《井本日记》做过研究,后来引起日本政府的关注,就给封闭了,也就看不到了。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人们不断的努力,包括国际审判及其他的一些史料,还是可以被逐渐披露的。我们对于细菌战期间实施细菌战的整个过程,一定会越来越清晰。 [详细]

活体实验细节:惨!极寒天冷冻活人用棍敲

搜狐读书宋晨希:进而,我们很想了解一下,当时日军所做的人体实验主要有哪些?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孙家红:对于一些细菌实验的具体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翻一下《伯力城审判》这本书,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在编校整理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恐怖。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在晚上看这本书,否则会做恶梦的。



冻伤实验 (《黑太阳731》剧照)

比如说,他们为了做冻伤实验,冬天的时候,在人的胳膊上浇上冷水,冻的邦邦硬,拿棍子一敲,完全像是敲在木头上。然后把他抬到屋里,用不同温度的水来解冻。就是通过这样的冻伤实验,他们发现,人在完全冷冻之后,再放到37度的温水里面,最有利于冻伤的恢复。但是,大家可别忘了:他们用作实验的对象可是人啊!而且基本都是中国人!关于这种冻伤实验,我记得以前有部电影叫《黑太阳731》,里面就有一些类似的镜头。还有,在安达实验厂——也就是现在的大庆,他们将人先是用棉花包裹起来,然后施放细菌弹,看看细菌弹对人体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在多长时间内发生不同程度的病变,最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能把他治过来。

总之,他们做了很多类似缺德的勾当。在这本书里面,有很明确的记录,大家可以慢慢来读。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惨不忍睹! [详细]

东京审判:日法学家上阵 中方以为走过场

搜狐读书宋晨希:东京审判自1946-1948年,一共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很多人表示不解,当时国内就有人说:为什么一个审判要长达两年多?而且让这些战争狂魔多活了两年多?我们知道,当时东京审判主要用的是英美法,跟大陆法是有区别的。英美法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程序正义。那么,请陈老师详细讲一下,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审判方式呢?这种审判方式会不会总是造成拖沓?



东京审判被告席

陈新宇:您这个问题提的很好。首先,关于这个审判模式的选择,背后肯定有大国因素的影响。在战后东京审判中,我们看到美国是起到主导性作用的。而当时参与东京审判的11个国家里,有7个是英美法系的国家。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选择英美法系的审判模式,与造成程序上拖沓,这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虽然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里面,是希望对战犯进行公正及迅速的审判,但实践过程中就像您说的,时间拖的很长。

英美法系有着无罪推定的理念,即任何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应视为无罪。在审判过程中,美国为当时日本战犯配备了熟悉法庭程序规则的美国的辩护律师,加上日本国内有一个庞大的一流法学家和律师组成的辩护团队,与各国检察官在法庭上展开了法律的拉锯战。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一开始的想法以为审判是走过场,在准备方面有不足之处。我们派的检察官团队仅有数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人力不足,曾经补充过4名顾问人员。比如倪征日奥先生,就是检察团的顾问之一。而当时苏联原来是要派七十几人的检察团队来,后来经过劝说,最终派了三十几人的团队过来。所以,在人手方面,我们确实是有不充分的地方。

除了审判模式严格地遵循无罪推定,设置了复杂的程序性规则。在这个过程中,战犯们配备的律师团队对这些规则加以利用之外,当时还有一些客观的情况。比如说,抗战时证据的毁失,当时中国正好是处在内战时期搜集比较困难等。当时我们有一些证据还是在日本那边找到的。所以,当时我们在证据搜索方面确实也有各方面的不足。

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审判要持续这么长时间。 [详细]

东京审判死刑投票:印法官认为战犯无罪?

搜狐读书宋晨希:我们知道,其实在很早以前,包括在19世纪的时候,以及后来的《日内瓦条约》,都明确规定过细菌战不允许用到战争。那么,为什么20世纪已经快到中叶的时候,日本还在中国进行这么不人道的细菌战呢?我们想请陈新宇老师讲讲,当时既然有了这些国际法的存在,为什么没法制止这些悲剧的发生呢?

陈新宇:跟国际政治中强权政策有关,即对国际法是否承认及付诸执行的问题。您之前提问为什么伯力城审判最高刑罚只判25年这样的问题,涉及到苏联当时国内法规定这个问题,引申开来,可关联到当时东京审判最后的量刑的复杂性问题。此前曾有一部电影《东京审判》,如果在座的各位看到过那部电影的话,印象最深刻可能是最终的死刑投票问题,其实这个电影里面表现的手法其实是比较戏剧化的,并不符合历史真相。

按照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当时法庭有权处以死刑或者其它适当的刑罚。当时法官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情况非常复杂。比如印度法官帕尔就认为所有的被告是无罪的,对于他的观点我觉得要一份为二的去看,这其实正可以说明当时的法官确实是独立做出裁判的。比如说法国的法官柏奈尔就质疑天皇尚且可以不被追诉,其他战犯是否应被处以死刑,最终他没有参加投票。比如说菲律宾法官他认为判决过轻。苏联情况比较特别,纽伦堡审判时,其国内法有死刑,因此纽伦堡审判战犯的判处死刑的人数要远远多于东京审判,当时在纽伦堡审判中苏联法官就认为希特勒身边助理赫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量刑过轻。到了东京审判,苏联正好处在废止死刑的时期,因此苏联法官认为按照苏联的国内法,没有办法判处死刑。



东京审判法官成员(前排中为韦伯庭长)

总之,国内法跟国际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因国而异,甚至因人而异的。我个人研究对东京审判死刑投票的推测是,当时7名被判处死刑的战犯,10名法官(排除没有参加投票的法国法官)的投票结果可能是两种,一种是7:3,一种是6:4。 [详细]

天皇未入审判战犯酿今朝日本不认历史?

搜狐读书宋晨希:天皇在东京审判中逃脱了审判,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天皇都没有罪,那么我们这些日本底层的军人,是为天皇打仗的,我们又有什么罪呢?这些可能都是战后日本遗留的问题。是否可以说,由于当时没有把天皇列入到审判罪犯之中,造成了今天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混乱?

荣维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先说第一个问题,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天皇的问题。日本当年发动对外扩张战争,侵华,侵略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他是当时日本精神的号召。明治维新以后,天皇的地位日益上升,这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天皇为什么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被免除了战争责任?原因比较复杂。既有美国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他有一个特别的文化,就是天皇崇拜。他们认为天皇是神,不是凡人。后来,天皇作了“人间宣言”,说他不是神。麦克阿瑟当时给美国政府报告说,当然在美国国内也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判处死刑,肯定是要用绞刑的,那么对于日本社会可能造成很大动荡。到那时候,美国不知要派多少兵力才能占领日本。所以,麦克阿瑟在东京接见天皇,明确说要免除他的战争责任。这是美国方面。

中国方面也是这样。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战后实行了一个政策叫“以德报怨”,不光对日本天皇表示宽容,对于很多日本俘虏、日侨,还有各种平民,也是这样,没有深究。而且,这一期间虽然国共还没有正式打起来,但内战一触即发,关注点集中在国内。原来盟国——也就是美国曾建议说,你们中国也出兵去占领日本,包括冲绳,都要占领。但国共处于内战的状况,也就没有办法。从共产党这方面来看,当时也有一些类似想法。毛泽东就说,要尊重日本人民的选择,也没有特别强烈要求使天皇成为一个头号战犯。所以,天皇被免除战争责任有一定的必然性。 [详细]

美保护战犯:20万日元获原子弹、细菌武器

孙家红:我们今天读书会的主题是“从东京审判到伯力城审判”,如果再往前追溯,应该是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审判,从东京审判再到伯力审判,这才是完整的发展脉络。东京审判采取英美法的审判方式,或者说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战犯审判格局,这里面固然有美国的影响。而且,我们很可以肯定地说,在之前的德国纽伦堡审判过程中,美国也起到了主导作用。



纽伦堡审判

东京审判的这一套模式,其实都是从纽伦堡审判发展而来的,包括法庭组织、庭审组织和定罪规则。另外,东京审判的一些问题,其实在纽伦堡审判当中也发生过。最近我听一些国外学者讲,在纽伦堡审判中,美国也保护了一些纳粹战犯,包括当年参与制造原子武器和进行细菌武器开发的主要战犯。当然,也没有把他们送上审判席,也没有进行公开的审判。他们被美国弄到本土后,参加了美国的原子计划,并且帮助美国开发细菌武器。当然,这同样是不光彩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既然在纽伦堡做过,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就发挥得更为极致。

孙家红:东京审判过程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日本最有权威的人物是麦克阿瑟,他是远东盟军司令部的最高长官。学者近年发现美国一些军方机密档案,涉及到麦克阿瑟在远东司令部与美国政府就如何处理日本战犯的一些意见沟通。比如,是否将这些细菌战犯交给苏联人抓去审判,还是说跟这些人进行一场交易。有些文件是近年才披露的。但不管怎样,这些档案可是美国它自己公开出来的,因此也是没法赖掉的。其实,麦克阿瑟某种程度上代表的就是美国政府。并且,当时负责跟731部队的创立者石井四郎进行沟通和谈判的是美国军方的一个医学专家。也就是说,是由美国本土的专业人士,向石井四郎进行审讯的,以了解他们所进行的细菌武器开发究竟到了什么程度,都掌握了哪些情况。随后,他们就进行了谈判和交易。

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负责去了解情况的美国人后来汇报说,日本的731部队在1934年就开始建立了,在东北搞了很多年的武器开发,包括活体实验,大概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成本去做这些实验。但是,美国又花了多少钱,把这些材料从日本的石井四郎手中拿到的呢?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说,也就花了20万日元!所以说,美国花了一个极低的成本,就从日本手中拿到了他们的细菌武器开发成果。[详细]

伯力城:细菌战战犯为何最高仅判25年?

搜狐读书宋晨希:当我们从审判书(编者注:伯力城审判)中看到,这些细菌战犯最高的也只是判了25年徒刑,感到很是吃惊。731部队当年在中国东北做过那么多可怕的实验,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判他们死刑呢?当时判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什么?



伯力审判(左一:三友一男 右一:山田乙三)

孙家红:据苏联方面讲,伯力城审判的核心法律依据,是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在1943年4月19日发布的一项法令,大约属于特别法的性质。这个法令的俄文原件,我还没有看到,当然因为语言的关系,即便找到了,暂时也看不懂。但我从一个国外学者的论文中看到英文翻译,大约这条法令讲的是跟德国方面的战争关系,比如对德作战中,德国纳粹对苏联公民进行非人道的刑讯逼供和人体试验,以及针对苏联方面一些叛逃或者内外勾结的罪行,都要接受苏联的审判和制裁。这就是他们主要的法律依据。

但具体谈到苏联人为什么不将这些细菌战犯判处死刑?因为他们使用苏联的国内法进行裁判,而当时苏联刑法并没有死刑,因为他们此前将死刑公开废除了。按照当时的苏联刑法,最高的刑罚就是25年有期徒刑。但是,后来有的学者据此分析,为什么伯力审判会抢在1949年底进行审判,就是有意不想判这些细菌罪犯死刑,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已经决定次年就要恢复死刑了。

在此,我们再谈一下伯力城审判的情况。从目前《伯力城审判》这本书来看,它的审判准备工作从当年(1949年)的10月20日左右便开始了,因为要整理大量的日本细菌战证据。而这些证据很多是苏联在中国东北截获的。今天,这些证据应该还存在俄国的某个地方,我曾经看到过一些线索,但还没有机会亲见。这些当年苏联截获的文件证据,与后来在美国发现的那部分731部队试验材料,应该可以互作弥补,很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详细]

恰逢主席访苏 伯力城审判竟无国人出席

孙家红:伯力城审判、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一脉相承,也要追究战犯的个体责任,进行刑事制裁。我们知道,苏联在从中国东北撤退的时候,抓去很多日本人,还有伪满洲国的重要官员。对于这些人,苏联是否要进行军事审判,或者说,怎样处理他们,这在当时就存在很多争议。

我们看到,1949年底苏联伯力审判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进行访问。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中国政府,明显知道伯力审判。但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方面的参与。这里所涉及的731等细菌部队犯下的主要罪行,主要案发地在中国,中国人民是主要的受害者。而在伯力审判中,并没有中国人出庭作证,也没有中国方面的法官,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而且,苏联在审判当中,不断强调日本进行的实验和准备,主要针对的是苏联。包括之前他们实施了两次局部战争,比如在诺门罕战役中,日军投放了一些细菌武器。但据说当天风向逆转,结果毒气吹到日本士兵身上,日军反受伤害。虽然这是苏联主持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但我觉得,就此我们可以展开更多的讨论。至少对中国方面来说,这场审判并非完全的公平和正义,而应该有中国的参与,由中国自己表达正义的诉求。[详细]

周恩来优待在华战犯:多鱼肉 为中日友好

孙家红:后来,1956年中国开始在沈阳和山西两地组织特别军事法庭。第一场在沈阳审判的时候,战犯一共有28名。这个数字很有意思,苏联的伯力审判只有12名战犯,而中国的第一批战犯审判就是28名,正好跟东京审判人数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对于战犯的选择,已经是范围缩小又缩小的。加上后面三次开庭审判,包括伪满政府官员在内,一共是45名战犯。其中大约30名是日本战犯。最后,我们也没有判处死刑,而且量刑是很轻的。据说,最开始提交审判的战犯名单共有100多人,但周恩来说:太多了,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第二次报了几十个人,周恩来还是觉得很多,往返几次,才最后圈定了这45人。对此,不仅当时负责审判的同志觉得很意外,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意外,包括日本战犯在内,他们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原本很多人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觉得迟早要被中国处死,所以开始的时候,惶惶不可终日。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则充分贯彻的是“以德报怨”策略。说实话,我觉得按照传统儒家精神,“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孔子曾讲“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以德报怨”,“德”就没法回报了啊!这可是孔夫子教导的话。但是,可能因为某些特殊的考虑,当时就是特别强调“以德报怨”,不仅二战后国民政府放弃对日索赔是这样,我们后来的战犯处理,也采取的是同一种宽容策略。

我们知道,当时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战犯的生活条件是相当好的。有的材料说,当时给每名战犯配备的基本口粮标准相当于三个中国平民的水平。每顿都要有鱼有肉,逢年过节,还要按照日本的风俗习惯调整饮食。中国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战犯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开始的时候,日本战犯还怀疑中国人会在饭菜里面下毒,不敢吃,后来也不知道中国人将来怎么处理他们,觉得早晚都是死,索性就吃吧。所以,经过战犯管理所几年的“关押”,很多战犯的身体被调养的很好。

相比之下,他们在苏联的时候,要服沉重的劳役。苏联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和中国的处理政策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苏联从东北掳掠了将近60万日本战俘过去,到西伯利亚做苦工。在冰天雪地做苦工,去伐木啊,去修桥啊。其中有一些日本战犯是从西伯利亚直接回国的,他们将西伯利亚的痛苦回忆写下来。有人讲,当时他们饿的不得了,在干活的路上看到一个圆圆的东西,以为是马铃薯,就偷偷揣到口袋里,想回到俘虏营里可以吃一吃。结果,到了房间里,在炉子的烘烤下,那个东西慢慢融化了,原来竟是马粪蛋!可见,当时的劳改营特别艰苦。后来在日本有很多文学作品,包括回忆录,记录了这段经历。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苏联当年怎么对待日本战俘了。苏联对日本战犯,基本就是严酷的折磨。

当年周恩来讲:你们现在可能不理解,但相信20年后你们就会理解的。我觉得周恩来的长远战略眼光还是对的。这些经历过中国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包括被判过刑的人,绝大部分最后都被遣送回去了。后来,又成立“中归联”这样的组织,在中日友好和推动民间互动方面一直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很有意义的。而苏联当年对日本战犯苦役折磨,在他们回去后,是不可能感恩戴德的。曾经历过伯力审判的战犯三友一男,回到日本后写了一本书,回忆当年被苏联俘虏,直到辗转回到日本的过程。其中就充满了对于苏联的抱怨,他觉得苏联人太恶毒了。另外,他对这场伯力城审判也有他自己的意见,他觉得这场审判完全是被迫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才认罪的。因此,中国的战犯改造,包括战犯审判,从长远来说,的确有优胜之处。虽然我们当年花费了很大的成本,感情上一时之间没法接受,但从长远来看,毕竟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未来前景。我们没必要将我们的民族仇恨延续下去,我们真不需要这样。[详细]

48年后甲级战犯被释放 安培外公在其中

但我觉得,这些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在东京审判期间,1946—1948年,这个时候战后秩序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1947年冷战开始了,这是战后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两个阵营开始出现,首先在欧洲,除了苏联以外,又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1947年内战爆发,国民党肯定不行,美国也看到了。但美国可能害怕,两个阵营出现以后,共产主义阵营在东亚会成长,如果国民党不行了,共产党取得中国,对他来讲,在战略上必须要有所考虑。于是,当时对于日本的惩处力度也就降低了。

我们知道,最后的判决非常轻微,前后形成非常大的对比。并且到1948年以后,很多甲级战犯被释放,并没有进一步追究。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安倍首相的外公,当年就是甲级战犯的嫌疑犯。不仅他是这样,很多的甲级战犯不光没事了,而且后来又从政。一些过去侵华的人,经商的那些日本人,转而支持国民党。有的日本战犯甚至加入国民党的军队,参加国共内战。最有代表性的冈村宁次,说他是当时侵略中国的一个甲级战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日本投降以后,由于出现国共战争的状态,他不但没有受到制裁,反被聘为军事顾问。战后,他给日本军队下命令说:你们只能向国军投降,不能向共军投降。如果共军来的话,你们要继续抵抗。虽然现在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号,是因为9月2号签订盟国协议,但事实上,我们共产党军队和日本人打仗,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包括一些战犯在山西加入阎锡山的部队,协助他和共军作战,就是这样。



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左)

我想现在日本还不断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当时的这些情况是有关系的。因为对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没有做一个彻底的清算。这和德国完全不一样。德国清算的非常彻底,德国总理可以在犹太人的纪念碑面前下跪。在德国,你要是宣扬说希特勒好,说法西斯好,那是要判刑的。日本却从来没有清算他们的战争责任。还有,战争责任的承担,有一个非常必要的手段,那就是战争赔偿。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虽然是一个受害最大的国家,却没有得到赔偿。甚至于旧金山和会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参加,不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参加,就是当时败逃台湾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参加,这就造成了一种战争责任追究的不彻底。具体就不展开说了。这些问题对于造成今天日本右翼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详细]

国共两党为何均放弃日本战后赔偿?

搜狐读书宋晨希:我还是想问一下关于战后赔偿的问题。现在有人说,日本曾经打算过赔偿,但是被中国很豪迈很大度地放弃了,不要赔偿。所以,现在有些人到日本去打官司,索要战争赔偿,是否在法理上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造成了现在后来败诉的原因吗?

荣维木:先说这个赔偿问题。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台湾国民党方面首先和日本签订了一个和约,叫日台和约。在这个和约里,明确地说放弃索赔。那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说: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到了1972年的时候,中日邦交正常化,发表共同声明。在共同声明里面,我们也表示放弃国家赔偿。当然,放弃国家赔偿有个前提,就是说,日本必须要承认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很大伤害,你要承认这段侵略的历史,这是一个前提。当时放弃对日索赔,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比如说7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不是很好,和苏联关系就十分紧张。当然,这不能作为一个公开的理由,也绝不是主要的理由。那么,公开的理由是什么?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分开。第二点就是日本的年轻人,没有替他们的父辈承担战争责任的义务。第三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教训,就是俄国要求赔偿,于是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第四点就是说,台湾当时放弃了赔偿,我们不能比他们更小气。就是这样。

对于遗留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中国放弃索赔以后,日本通过无息贷款等其他方式,做了一定的补偿。这里面造成了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最后放弃的是什么赔偿?对此,有不同的解说。有的说,整个战争的赔偿责任,包括国家赔偿和民间个人赔偿都放弃。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国家放弃赔偿是国家之间的事情,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受害者作为个人,从人权的角度,仍旧有权利要求赔偿。当然这个问题如果解释不清,可能造成一些被动。虽然我们国家层面的赔偿放弃了,但是对于民间受害者,我觉得还是应该进行赔偿的。

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战争性质的认定问题。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日本右翼每年靖国神社,都要闹事的。还有一个就是教科书的问题。教科书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是应该警惕的。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中日关系总还是有些困难。[详细]

日细菌武器4次实战:英美战俘亦做实验体

搜狐读书宋晨希:感谢今天三位老师围绕《伯力城审判》这本书,从国家到个人,从历史到现在,对于中日关系,对70年前那场战争所做的精彩讲解。正如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所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不会把帝国主义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是忘记历史,可能在未来会招致灾难。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下面是开放提问,不知在座各位有没有问题向三位老师提问。

提问:我想问一下这本书的编校者,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日军731部队,苏联认为它的建立以及细菌武器实验,主要针对前苏联的,并且在诺门罕战役中,有使用的先例。但是,当时日本有北进和南进两个策略,从这个层面上看,似乎又不仅仅是针对苏联的。那么,从您的研究角度来看,731部队是不是主要针对苏联的呢?

孙家红:首先,我们从这本书原来的书名来看。这本书原名叫作《前日本陆军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之所以将“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交付审判定罪,其实就是来源于“纽伦堡宪章”。我们一般讲的犯罪,往往侧重于已经发生结果的犯罪行为,追究其罪责。但在纽伦堡审判中特别规定,准备和进行某些战争犯罪,若有可靠证据,即可以进行追责。所以,731部队等进行的所谓细菌武器的开发实验,也是战争犯罪。而事实上,通过苏联的伯力城审判已经查明,731部队至少还有4次“远征”,也就是正式投放细菌武器,在湖南常德、浙江丽水等地方。这与我们今天的调查也十分吻合。另外,审判中发现,当时日军进行细菌战的过程中,还拍摄了一些录像资料,可惜这些资料现在找不到,有可能被毁了,也有可能现在存在某个角落里面。

我们今天讲伯力城审判所揭露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主要案发地都在中国。他们在中国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规模是最大的,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接受实验的“马路大”,经过特殊移送渠道送到731部队以后,每个人被编上号,当时发现的就已经有3000号。这意味着,至少3000个人通过实验被杀掉了。在杀掉之前,都经过各种痛苦的折磨。当然,说到细菌战的受害者,包括细菌实验和战争中损失和死亡的人数,肯定远远不止3000。有的学者估计,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几十万人。我认为,未必有这么多,但应该至少数万人。因为当时在南京、广州、北京等地,还有其他一些日军细菌战部队,乃至在新加坡,他们也做这些实验。所以,受害规模是相当大的。

我们发现,在731等细菌部队的实验对象中,也有苏联人,以及那个时候形式上已经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人。后来在沈阳发现,还有英美战俘被抓去做实验。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和活体实验,也在中国的战争中投入使用过细菌武器。苏联则特别强调,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一个重要对象,是为了将来跟苏联决一死战。所以,苏联对这些人进行审判,我觉得在法理上没有太大问题,因为犯罪事实基本是成立的。另外,日军也拿英美人作细菌武器的实验对象,可见他们是有长期战略考虑的。

但从整体来看,自“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便开始在中国东北组建细菌战部队,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整个细菌战过程中,主要的受害者当然是中国的老百姓。而苏联的伯力审判,竟没有中国方面的参与,这的确有点不太公平。所以,我分析,后来苏联把一些日本战犯移交中国,交由中国政府审判,有点补偿的味道。而从中国自身来看,作为新建立的政权,也有宣誓国家主权的必要。

搜狐读书宋晨希: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场如此精彩的讲座!非常感谢在座诸位朋友来听讲座!非常感谢大家![详细]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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