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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中国经济》一书总结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活动的经验,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项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书中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系统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对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及我国未来改革发展前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预测。 [阅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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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7日上午,"2015经济中国高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次活动中,林毅夫教授围绕“中国奇迹的一般意义”进行了主题演讲,北大博雅讲坛独家支持。

中国36年经济总体规模扩大28倍



林毅夫演讲现场

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是是北大博雅讲坛的第一讲,同时也是2015中国高端论坛的第一讲。我希望在这个第一讲的时候,探讨一个比较严肃的课题,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经济奇迹,到底有没有一般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那时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从统计数字来看,1978年的时候按照当时美元汇率来计算,我们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而那时候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而且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把南非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排除出去的那些国家——它们的人均GDP是492美元,我们只有155美元,连它们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

在197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当时我们的出口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7%,我们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8%,整个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是206亿美元。当时我们台湾一个省的出口加进口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232亿美元。

但是从1978年年底开始,一件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从1978年到2014年,我们平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7%。在人类经济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可以说,这个高速增长任何人都没有预计到。即使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定下的目标是中国经济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2%。

当时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对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我当时是很难相信的。因为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理论叫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除了在战争以后的复苏,或者是在自然灾害以后的恢复,是不可能以7%的增长速度持续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际增长速度是9.7%,虽然它跟7.2%的增长速度每年只差2.5个百分点,但是经过30多年,它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以7.2%的速度增长,那36年我们的经济会扩张12倍,但是因为我们是以9.7%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是扩大了28倍。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500美元,从世界上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现在变成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这段时间不仅经济发展的速度快,我们对外开放的速度也非常地快。要衡量我国跟国际经济的这种互动,贸易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从1979年开始,到2014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率高达16%。按照美元计算的我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增加了209倍。

在这样一个高速的增长率和开放的前提下,2009年的时候,我们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我们超过了德国,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所以中国取得了一个“世界工厂”的名称。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超过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加出口国。2014年的时候,按照不完全计算,我们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高速增长,我们有6.8亿人摆脱了贫困线,也就是一天1.25美元的世界贫困线,对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国家都很穷,成立了很多的机构,像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等等,它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这些的贫困人口去掉,世界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机会在2008年的时候成为第一个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

经济增长不仅让我们国内减少了贫困,并且对世界经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明显的标志是在1997年的时候东亚经济出现了一个经济金融危机,当时大家认为东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方,但是受到那场经济危机的冲击,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可能要十年或更久的时间才能够恢复。但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人民币没有贬值,给东亚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安定剂,并且在其他国家身陷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高速增长,帮助东亚经济体从危机当中摆脱出来。原来可能要十年才恢复,到了2000年的时候,东亚经济体就开始恢复发展了。

第二个非常明显的标示是2008年的时候,美国引发的一场全世界从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以后造成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当时中国在在2008年年底审时度势,推出了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9年率先于全世界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增长,拉动了其他经济体从危机当中增长,并且也帮助发达国家稳住了政局。[详细]

奇迹的一般意义:其他国家可否借鉴?

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这30多年的意想不到的奇迹,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到底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能不能从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当中吸取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中国过去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增长。要想了解中国过去为什么能这么快增长,我们要知道1979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获得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人民还是中国人民,中国还是在这个经济体下。为什么1979年以后可以,1979年之前不可以?

当然大家都说1979年之后有改革开放,有经济转型,但是我们知道所有国家都在80年代的时候进行了转型。其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同样在进行改革开放,可是它们并没有取得跟中国一样的快速发展,原因到底是什么?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在取得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引起了不少社会经济问题,像收入分配、环境等问题。对于中国来讲,虽然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地有没有可能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呢?我想把这些问题都了解了以后,就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到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参考借鉴的意义。

为什么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能够有那样一种意想不到的奇迹?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像亚当·斯密在研究18世纪英国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所谈到的,我们必须先了解事物本质跟它背后的决定因素。经济的高速发展表现出来的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这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表象。那这个表象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要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包括现在在世界上收入水平最高的,而且最早开始发展的英国、德国、法国这些西欧国家,它们在18世纪以前,每年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说,要1400年人均GDP水平才能够翻一番,是非常缓慢的。我们知道一般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最高也不过是在30岁、40岁,那么要1400年人均收入水平才能翻一番,也就是说40代人才可以翻一番。所以可以说在18世纪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的收入是增长的。

从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在这些西欧国家突然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人均收入水平一下子从平均每年0.05%的增长变成了1%。1%就是如果一个人的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水平要翻一番,从1400年减少到70年。当时如果一个人能活到70岁,从他出生到死亡的时候,他能掌握的财富就是这样的。

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像西欧、北美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又翻了一番,从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变成两个百分点,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从70年降到30年,如果一个人有70年的生命,从他出生到死亡的时候,他可以支配财富的时间就有40年。

那么为什么原来1400年人均GDP水平才能翻一番,到后来减少到了30年呢?我想所有人都知道是因为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速度快。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在同样的产业上劳动效率会不断提高。工业革命以后,新的产品、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地涌现,让你可以把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像农业,配置到工业去。工业中开始是在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地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新的工厂里面去。这样生产水平才能不断地提高。

这种变化对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它要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收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同样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它的产业,一直都是在全世界前列的,它已经有最高的技术,已经有最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要继续转型,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展。我们知道发明新技术、发明新产品,如果成功以后你可以把你的产品卖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为了发明所从事的这些活动,比如研发等等,是不成功的。用一句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技术跟产业前沿面临的一个挑战。[详细]

发展中国家发展需依靠“后发优势”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系列著作

从现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人均GDP的提升水平是2%,也就是说,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每年是2%,再加上它的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所以我们看到,从19世纪中叶以后,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就是在2%到2.5%之间。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你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提高,除了技术创新也要产业升级。但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多是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有很多别人,尤其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可以借鉴。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或“后来者优势”。因为你的技术创新可以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已经用过的成熟技术。你的产业升级也可以看他们走过的产业升级路径。因为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在下一层生产的时候,你所用的技术比现在自己用的技术要好,你所进入的产业比你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要高,这就是技术创新,这就是产业升级。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风险以及它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低很多,那么你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提高的速度,以及你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多了。那么到底能高多少呢?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二次大战以后,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平均每年7%或者更高的进步,也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三倍或者更多,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是在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变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员。

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利用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了我们经济36年的高速增长。如果说后发优势是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那这就变成了一个谜,因为这个后发优势不是在1979年才在的,这个后发优势从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以后就有,它们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至少有一两百年的时间了,为什么1979年我们才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潜力呢?

因为我们在1979年以前的发展战略没有经过什么后发优势。我们知道,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中国人站起来的表现是什么?民富国强。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富起来,让我们国家强起来呢?当时的认识是你要富起来,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比发达国家高;你要强起来,必须跟发达国家有同样的工业和国防产业。因此在50年代,我们开始经济建设的时候,当时是希望中国马上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因为只有你跟它产业一样,你的劳动力水平才能跟它一样。只有你拥有它们这些先进的国防产业,那我们才能强盛起来。所以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但是当时重工业是全世界核心的产业,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马上去发展这种产业的话,首先这些产业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产业,因为它们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其次这些重要的产业都跟国防安全有关。在我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一定对你进行控制。如果你想发展那些产业的话,你就要自己研究跟发明,那你就没有了跟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那些产业的资本都非常密集,资本需求量非常大。而我们在5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体,资本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根本不可能。因为你的资本短缺,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因此,即使是保证了产业发展起来,你的成本还会是你的问题,那么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也没有自己生存的能力。如果没有自己在市场上生存的能力,那只好由国家给予很多保护和配套政策。从国家动员资源来配置这些没有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

依靠国家的强力动员,产业能够搭建起来,但是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国家给它的保护就是各种要素的价格,像资金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把这些能降的资金,能降的外汇,全都配置给它们。同时优先发展的产业不仅生产成本可以低,而且产品价格可以高。靠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把这种很先进的产业,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来。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有原子弹,7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人造卫星就上了天。但我们同时也付出了代价。代价是什么?由于这些价格的扭曲,资源配置就变了,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且实际上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尤其是人均GDP还是不断落后。所以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所利用的发展战略没有去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白白把后发优势浪费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效果就差。

只有到了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放弃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我们开始推动承包责任制,同时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老工业,这些发展起来的产业通常劳动力很密集,技术相对落后,产业规模较小。但是这些产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因为我们是一个劳动力多的国家,如果你发展的产业是大量利用劳动力的,那它的成本低,就有竞争力,就可以占据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好,外贸就多。因为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这些企业就可以创造很多利润,有了利润就可以积累资本。资本逐渐地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我们再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和已经成熟的技术,利用后发优势。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发展才可能更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的一个模式,就是优先用政府的力量去支持重工业的发展,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不仅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那些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它们取得政治上的独立,摆脱了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的地位,也都开始了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在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代领导人,其实跟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一样,都希望赶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的国家可以并列世界强国之林。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发展战略跟中国基本上一样,也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名称方面可能不一样,但其实内涵是一样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开始时都是农业经济,都是劳动力过剩,但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认为自己收入水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高,产业水平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高。这些产业的资本能力都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只有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通过各种保护、各种补贴才能建立起来。[详细]

八九十年代被称为"迷失的20年"

推行这样的战略会出现一个现象,开始的时候会有五年或者十年的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过了五年十年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停滞,然后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而且是越来越落后。因此在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其他国家同样也在追求改革开放。我们知道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其他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是这样的,它们在80年代经济开始转型以后,每年的人均增长率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低,而且经济发生危机的频率比60年代和70年代还高。

有些经济学家会把80年代、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这就是一个谜,不管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它们开始转型的时候,要解决的问题跟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时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原来有很多政府干预,去支持一些先进的产业的发展,造成了经济当中有很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所以发展差。这些问题都一样,那为什么同样的转型,我们是稳定跟快速发展,而其他国家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呢?我想这里面有一个转型的战略问题。因为在80年代开始转型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各种价格是扭曲的,产权以国有为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跟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

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呢?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政府这么多干预造成政府的问题,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所以根据80年代流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好,就要把政府的这些干预消除掉。因此根据这种意识,就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发展中国家要赶上经济发展的增效,必须把原来的都市场化,应该取消政府对各种价格的扭曲,并且要充分用国内国际的市场,所以叫自由化。

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前社会主义跟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推行这种思想以后,它们的经济崩溃停滞了,而且危机不断。同样是转型,要解决的问题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稳定跟快速发展,而它们是经济崩溃跟危机不断,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就是当时在转型的时候,它们没有认识到原来的这些扭曲确实会造成经济效率的压力,确实造成了危机,但是原来的这些扭曲是为了保护和补贴在政府过去的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者是进口替代战略中所形成的一大批资本非常密集的、先进的产业当中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这些干预和扭曲都取消掉,这些企业在市场当中是没有支撑能力的,所以就垮了。

那么所有转型中国家普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话,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要崩溃,那就造成大量的失业,而那些失业人口可能占总劳动力的30%、40%甚至更多,而且集中在城市。如果你允许一个城市里面有30%到40%的人失业,那一定是社会不稳定,政府不作为。如果那样做,马上就有社会动荡。这是第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产业还是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定的需要。比如说今天的俄罗斯,它从发展水平来讲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但它为什么是世界八强之一呢?为什么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那么强硬呢?最主要的就是它有一个重工业先进的国防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产业还是被认为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甚至跟国家现代化有关的。因此即使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还是引进了补贴。比如说国家原来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各种保护补贴,那这些企业也需要。但是如果说我们来比较,同样是一个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国有的时候跟在私有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有保护补贴?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只要它们没有自生能力,就必须有保护补贴才能生存,那么在私有的时候比在国有的时候保护补贴还要多。原因是什么?当它是国有的时候,会说你如果没有保护补贴我不做,但他拿了保护补贴以后,他顶多能多吃,他不能放在口袋里。反过来变成私有的话,因为私有企业不会补贴国家,它会有同样的理由跟国家要更多的保护补贴,它要了保护补贴以后会放贷,这是合法的。90年代的时候我说那些国有企业,实际上落后的原因是所在的行业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在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己生存的能力,所以要有保护补贴。在这种情况下,私有的时候,保护补贴会比国有的时候的保护补贴多,效率跟国有的保护补贴比还要低。但是现在来说,在前苏联,在东欧,还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实际上是在私有化以后,对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保护补贴比在国有的时候还要多,效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转型中国家,它在转型的时候。刚开始转变的时候会有一个紊乱的经济波动。波动以后,虽然政府干预开始稳定,但实际上给它的保护补贴比他的效率要低,因此它的发展就比原来差,而且危机发生的比例就多。[详细]

中国凭"最糟糕"双轨制获稳定快速发展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解决这些问题,还能稳定快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了解到这些国有企业如果不给它保护补贴,他马上破产,继续给它必要的转型的保护补贴,这样子我们就维持了稳定。

我们推行的双轨制,放开了那些拥有比较优势,在市场上能够形成竞争力的产业的引入。如果允许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去符合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劳动资源丰富的优势,它的生产成本就低。改革开放的时候,如果你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仅要素的生产成本要低,还要有比较好的经营环境。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很差,我们的环境很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个经济特区,或者是工业园,或者是开发区。在特区、工业园、开发区里面,把基础设施搞好,集中起来。而且在这些经济特区、开发区、工业区里面实行一站式的服务,所以行政效率就高。因此我们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较低的生产要素的成本,我们的竞争力就强。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仅成本要低,交易成本低,还要有国际买家感兴趣,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要价格低,而且质量还要有保证,并且能够按时交货。开始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就招商引资,把台湾的、香港的、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到国内来生产。然后这些已经在国内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管理有保证,质量有保证,国际买家也满意,从而我们就把我们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快速了。于是我们就可以积累很多资本,产业就能不断地升级。产业不断升级也给我们解决了原来这些重工业的企业里面没有支撑力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转型策略跟当时国际上的主流不一样,所以我们是稳定式发展的。

90年代的时候当时国际学术界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认为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像中国这样推行的渐进的双轨制的经济。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中国有渐进双轨制方式取得稳定快速的发展。在转型过程中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国家,像越南、柬埔寨、老挝,推行的也是我们中国双轨制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从中国最早开始的,最早开始的是1970年非洲的一个岛国毛里求斯,它原来推行的效果也非常差,经济发展非常不好。它从1970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跟中国不一样,是渐进双轨,它是在出口加工区里面做好。它同样跟中国一样,实现稳定快速的发展。[详细]

发展的代价:腐败与环境恶化

中国这种稳定跟快速发展,取得我前面所描述的那些成绩,到底有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付出的代价是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还有腐败的问题,大家现在关心的环境雾霾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收入分配的问题跟腐败的问题是转型的问题。

为什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每个人如果跟过去比,应该讲收入水平高了。但大部分人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他老觉得别人收入增加得更高,收入差距过大。还伴随着很多腐败,造成腐败背后的原因跟收入分配相关,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造成大家对经济体系不赞同,对制度不认同。为什么在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有这些问题?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推行的是渐进双轨制的改革。这种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为了让那些有比较优势,为了让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存在,要给它们各种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非常明显的就是金融方面,我们在金融方面是以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因为我们在转型之前,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很担心,当时是不用钱的。在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83年,我们把拨款改成贷款,当然要点利息。可是在当时为了保证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能够获得贷款,我们就保留大银行体系,中介,有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了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给大企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大企业都是国有,现在因为30几年的快速发展,很多私企也变成大企业。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金融发展之下,大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它才有可能从银行或者是股票市场融到资。它融到资,这个资本的成本对我们发展还有一段话,有压力。然后就怎么样呢?谁能拿到这些银行的资金,或者股票市场的资金,谁就拿到了补贴。拿到补贴的是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大型企业的这些企业家,他们都是相对好的。谁补贴他们?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然后不能得到金融服务的这些一般的中小民营,微型企业,这些小型、中型、微型企业,他们的收入水平跟大企业来比相对较低。这就造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人跟富人的收入差距水平比较大。而且不仅是这样,因为是钱拿到银行,这涉及经济学讲的干预的问题。这样就给能够分配资金的政府官员极大的权力,就造成了腐败。

不仅在金融体系是这样的,在资源税费上面也是这样。按照我们的《宪法》,资源是全国人民所有的,但并不是全国人民一起开采的。在1979年以前,原来的矿产企业都是国营的,卖的资源价格都是低的。为了补偿他们,所以他们取得开矿权。1983年以后我们做了一些改革,让外资跟民营的矿产企业也可以去开发,开始时没有太大的问题,开始的时候价格很低,让你解决开发权所需要的资金各方面都低。然后到了1993年,改革是把这样的价格跟国际接轨。取得开矿权的时候,所需要的费用就是两三千万,但是他地下的矿产资源的价值几十亿,几百亿,我们对这个开矿的税跟费基本上没有什么。两三千万块钱就可以取得几十亿,上百亿的资产,你可以想象,首先谁拿到这个资产,谁马上变成亿万富翁。那么这样就会造成想得到这些开矿权对政府人员的寻租,一个煤炭司的副司长,家里面有两亿人民币的现金。我们也看到山西的一些县委的局长,都可以有十亿二十亿的存款,这就是造成收入的差距。

另外同样为了保护补贴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在一些服务业,像电力,通信产业,维持着这些产业在市场上的垄断,这样的垄断就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的扩大。而且为了取得进入这些垄断行业的特许权,那就会去找政府官员。

所以讲起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出现那么多收入分配的差距,实际上是我们双轨制改革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维持稳定,跟我们快速发展。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这些保护补贴,对这些大型企业来讲是雪中送炭。因为我们还是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你如果不给他补贴,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紊乱。在那种情况下,给他保护补贴,应该讲是对的。我们在1979年改革的时候是低收入国家,现在我们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很多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有比较优势了。比如说像一些装备业,现在我们的装备业像山西重工,或者是国有的装备企业,他的产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竞争。这样的竞争是有支撑力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给他保护补贴,那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对企业来讲保护补贴当然越多越好,他造成的是我们社会因为这些保护补贴,造成收入分配相对过大,腐败的现象不断地蔓延,造成了很多的社会影响。

所以我们的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根据条件的变化。现在既然有比较优势,他就有自生能力,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就应该取消掉。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内部去自己运作,这种要素价格应该由供给跟需求竞争来决定价格,不再用人为的方式去扭曲这些价格。也应该在竞争当中来决定他的布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首先来讲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做到,那么我们现在存在的腐败跟收入差距的问题,就能够釜底抽薪把它改掉。这是我们现在社会所关心的第一类问题。

第二类问题就是环境恶化,雾霾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是事实,大家有目共睹,我们跟它是在一起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对症下药,才能够解决掉。[详细]

环境问题严重可以怪发展过快么?

对于环境恶化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种看法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我们发展太快了。但是这种看法我觉得并不完全正确,跟发展有关,但不是因为我们发展太快。我看过一个比较,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是155美元,印度是209美元,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们高35%,我们是他的三分之二。经过这36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印度只有1600美元,它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没达到。也就是在过去这36年,我们平均每年的增长是9.7%,印度的增长还不到1%。但是我想作为领导人,从2012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数字,印度雾霾跟环境污染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从这里比下来看的话,确实在我们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加重了环境的问题,但不能说是跟我们发展快速有关。

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这些问题?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跟我们发展的阶段有关。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以农业为主的,跟制造业的差异是什么?因为制造业排放比农业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老工业化国家,像英国、德国、美国,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它们也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伦敦,德国和美国都有这个问题。新工业化国家中,日本也是,韩国在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想这是跟发展阶段有关系。

第二,雪上加霜。我们中国跟印度一样,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这个能源比石油污染更加严重。

第三,跟各个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不严有关。按照我们国家的环保政策,任何企业在投资建厂的时候都应该有各种环保设备。但是这个环保设备要开动的话是有成本的,因此有的企业有这个设备,它可以不开就不开。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

知道这三个原因以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短期来讲应该增强环境思路。从中期来讲的话,应该多使用一些清洁能源。但这些措施应该讲起来是缓解环境问题,并不是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如果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如果我们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我们的产业就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那环境的压力就会小。而且当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高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过去发展过程当中,环境问题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的发展过快造成的,我想这个看法不正确。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把发展快速减缓,只会让我们更加严重。那环境问题会跟我们更久,所以实际上解决环境的问题,除了我刚才讲的执法的问题,以及多使用清洁能源的问题。另外釜底抽薪,同样要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让我们能够比较快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详细]

“奇迹”是否可以继续延续?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经过36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保持?新常态提出中高速的增长,7%左右。这是现在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对这个问题国内确实有不少学者感到非常悲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已经保持了36年,平均每年保持9.7%的增长,其他发展比较快速的国家,一般在8%到10%的增长维持20年,20年以后发展速度降到7%或者更低,甚至5%。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没办法维持,我们没办法违反历史规定。你已经是36年的高速增长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掉到5%以下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说法好像也有一些佐证,因为我们同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到今年一季度7%,而且下行压力也很大。

同样我们再回来看看,一个发展中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并不是说你过去的发展怎么样。靠的是你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数差距还有多大,你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通常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比较这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水平,跟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GDP,我刚才谈到代表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而平均劳动力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的技术水平,平均的产业框架。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比较低,代表它的技术跟产业水平比较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水平高,代表他的产业和技术水平高。从这种发展中国家真正快速增长的机制的依据,要判断中国未来有多少年的快速增长,最重要的是判断我们的后发优势,在经历了36年以后,这个后发优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我们看到最好的统计数字,历史比较的是2008年。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人均GDP的水平是当年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1951年的时候日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实现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我们的台湾以同样的水平,实现了20年从1975年开始,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开始维持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也就是说,利用跟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降低产业技术差距,这个后发优势让日本跟这些东亚经济体维持20年7.16%到9.2%的增长代表。所以我认为我们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是根据增长的机制跟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道理,也就是后发优势来判断的。

当然这是一个举例,这个举例能不能实现?拿一个具体的事来讲。一个植物能长高大,是由于它的基因决定的,但也决定于外部的气候条件好不好,决定于土地和阳光,或者外部条件不好,或者吸收阳光不够,即使有基因的增长潜力,它也不一定能够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把我们8%的增长潜力发展出来,必须看我们的外部条件,以及我们的内部条件是不是有。

从外部条件来讲,前面我们谈到从2008年开始,出现的国际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然后到欧洲、日本,然后全世界。那么发达国家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出来。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率都是慢的,有的时候到3%这样的水平。那么在经济增长慢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多的出口跟生活有关的,他的经济增长慢,我们的出口增长就很慢。以去年为例,去年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增长目标是7.1%,但是去年实际实现的是3.4%。我前面提到从1979年到2014年我们平均每一个贸易增长是16%。现在只有3.4%,少了十几个百分点,当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慢。

那么今年一季度是一样的,今年我们对外贸易增长目标是6%,实现了4.7%,而且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对外贸易是不增长的,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后发优势。[详细]

展望未来:实现增长要靠内需

那么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现在跟日本一样,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的平稳。所以在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外需这一块就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高速的增长。那么实现我们增长的一个前提就要靠内需,靠内需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从投资来讲的话,我前面谈到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既使是现在产业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好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指标。那不仅是说产业上面可以有投资,基础设施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在过去这些年基础设施做的相对多,但是过去做的基础设施一般是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还有飞机场。但是我们城市内的基础设施还是一定要布局的。另外像北京这个地方是全国的首都,下场雨就会淹死人,那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严重不足,这方面的投资,经济就会拉动很高。第三个就是环境的问题,环境改善也要投资,还有城市化。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挖掘增长潜力,当外需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从内需来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发达国家当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他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因为他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领先,即使是他的产业很难,但也是一个新技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产业升级在这里潜力很大。第二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已经完善了,对老旧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跟我们没有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第三是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第四是它们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在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经常很难找到投资。

要投资的话也要有钱,在我们国内还是相对好的。首先来讲我们政府财政状况是相对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中央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占国内资产的总值只有40%多一点,不到50%。发达国家现在政府积累的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是240%,其他发达国家也是,普遍超过100%。因此在这个情况下,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很难推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因为它们没钱。我们国内很多人对政府很担心,但是我们国内政府的负债大家主要关心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地方政府负债的平台,最主要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借银行的短期债务。所以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他的回报是30年、40年,也就是短债长投的问题。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是引起地方政府发行城市建设公募债,我们已经从去年开始这项工作了。所以我想我们政府在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确实就像我们政府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可以使用的手段非常多。那么不仅是说政府有钱,我们还有民间的利息高达全世界的5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还有外汇储备我们有3.8万亿,你要搞建设和投资,你要进入机器设备原材料。所以在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一样,他也有好多投资机会,但是他受限于政府财政状况不好,或者是民间的储蓄率低,或者是外汇储备不足,我们这方面的条件非常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当我们的经济下行到一个程度以后,那对于利用我们跟发达国家不同的机会来改变。政府也可以利用他相对优越的财政状况,来进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那周围就会投资,民间的投资就会被撬动。这样有投资就能够创造就业,就业增高了,收入水平就增高了,消费就增加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今年以及在以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去充分挖掘这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我相信很可能实际的结果是在7%之右。如果能这样的话,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是4400美元,到2020年的时候翻一番是8800美元。我们维持7%左右的增长,这在全世界是高速增长,所以我相信人民币会升值,即使是现在人民币跟2010年的时候比已经升值了将近40%,那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很可能就会超过12615美元。因为现在一个经济体,当人均GDP达到或超过12615美元,就被称为是高收入经济体。所以很可能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会从低收入进入到高等收入,这很可能是2020年实现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里程碑。[详细]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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