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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中的虚构》一书围绕着16世纪法国赦罪书的制度运作展开。作者娜塔莉·戴维斯是在世的历史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对于新文化史深具拓荒与奠基之功。在历史学界之外,她也吸引了一般知识精英的广泛关注。

 16世纪的法国实行皇家赦免制,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而免死脱罪,赦罪书是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文献。赦罪书的制度运作,讲述者、书写者、审阅者的种种表现,求赦故事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以及其中女性的声音,这些都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精心分析的对象,将16世纪法国社会一幕幕鲜活的画面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阅读此书]

搜狐读书会

2015年6月19日下午,“档案,故事,历史——新文化史三人谈”在首都师范大学文科楼举行。“三人谈”的主角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俞金尧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岳秀坤老师主持了本次沙龙。北大博雅讲坛独家支持。

历史写作:叙事史的回归与革新



读书会现场

程美宝: 我这个学期开了一门叫“海外中国研究”的课,最后两周读的是沈艾娣的《梦醒子》。一般读到这本书时我同时会让学生读Lawrence Stone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叙述的复兴》(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档案中的虚构》这本书也是题献给Lawrence Stone,所以我们不妨从Lawrence Stone谈起。

Lawrence Stone是英国一个做家庭史的大家。在1979年写这篇《叙事史的复兴》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讲,他只是想讲近年来他能够看得出来的在历史学家当中兴起的一个现象或者一种潮流——我们要记住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也说明,讨论“叙事史的复兴”,并不等于说历史的写作只有一种方法,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种方法,也不等于说新的就必然完全取代旧的,它的兴起不等于它就取代了以前很多种东西。往往一个新的东西的出现是对过去某些情况的反弹,或者某些情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有人会去思考和反思,希望走出另一些路子来。

Lawrence Stone那篇文章说,“叙事史的复兴”的背景是史学界对当时三种主要的历史写作潮流有所不满:一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型——所谓的马克思史学有很多种他所指的是基于企图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达致通盘理解的宏大的分析框架;第二是年鉴学派——我们今天还是奉其为一个重要的潮流,不觉得它应该过气或者已经过气,但在70年代末这个学派已经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抨击;第三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我们知道计量历史学也不只是美国的,但他特别指出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这些简单来讲,都是带有追求庞大的结构性分析的色彩,或者很容易推向某种功能论的分析,进而衍生出来的历史学的各种潮流。这也是更早的历史学非常希望跟社会学“结婚”或者合流这一趋势的结果。所以Stone注意到,似乎是针对这三大股潮流,而出现人们试图“回归”或者“复兴”叙事史的一种趋势。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归,这当然与历史学继续和其他学科结盟或者合作有很大关系,在这些学科当中他特别点出人类学——有趣的是,人类学本质上也是追求结构和倾向于功能论的解释的,而当时的历史学恰恰是反对或者针对刚才所说的那三种过于追求结构性分析或者功能主义解释的史学趋势,而跟人类学结合,并且是希望产生出一个既不完全是结构性的、又针对功能论的解释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个本身是相当有意思的。

现在所谓叙事史的复兴,或者旧的历史写作的新情况是什么样?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有些是梁启超在《新史学》就已经提出的,现在的叙事史再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或者名士的历史,而是普通人的历史。有些当然是梁启超一百多年前不会提到的,例如Stone就说到新的叙事史不再仅仅是说个人的故事,而是从个人的故事看出怎样的社会。第三,这些个人的故事都是要脉络化的。他的这篇文章很长,发表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上,相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联系Lawrence Stone这篇文字和戴维斯的这本《档案中的虚构》,我自己的感受是,叙事史有很多种,包括戴维斯自己之前写的《马丁•盖尔归来》。[详细]

档案研究:“进村就找庙”太难

程美宝:这本书的主题是“档案中的虚构”。档案是很重要的前提。什么是档案?我们研究生常说我今天去了哪个档案馆,拍了很多东西回来。实际上,他们大多数看档案的时候往往不知道为什么看,他只是认为自己“掌握”某一类档案,便感到很满足。但是如何去读这个档案,如何在那么多档案中进入某个档案,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现在说历史人类学的做法是进村就找庙,到人家家就翻有没有族谱啊有没有地契啊,看完就走等等。要在档案中找对材料可能比起进村找庙到人家家翻族谱还困难,因为它太多了,公私机构都太多档案了。你该如何开始?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官方档案或者某个机构的档案,它们之所以成档案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制度、有权力结构,文件之间有一定关系和脉络的;它的生产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在生产的时候,给什么人看,不打算给什么人看等等,都有很多考虑。它跟其他的史料比教也因而有其特性。

戴维斯在这本书的前面讲了很多制度的问题,有些人说,你做历史人类学就不讲制度史了吗?不是。你不明白“制度”,就读不懂文献,特别是像档案这种文献。戴维斯也提到文学的研究如何提醒我们对文类或者文风的注意。所以阅读这些档案的时候,考虑的就不只是档案的内容可以给我们什么。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一天到晚都是杀人、都是血腥的、男男女女之间的事件。作者似乎不想让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还想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文本、文体的结构是如何来的,人们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这样说话、这样记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然其中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赦免,因为大部分案件都牵涉到杀人,你不想在杀人以后被处死,所以你需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可以打动法官或者国王,得到赦免。

但是,我想她也不纯粹是想讲一个史料学的问题,只是要讲这些档案的文类、文风、结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历史人类学有什么追求的话,始终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大写的“人”。在这些故事里的男男女女,他们是怎样“活”的,而这本书所讨论的真的就是生死存亡、怎么才能够活下去的问题。尽管她也提到整个制度显示出国王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上升了,但是既然我们不只想知道那些国王是怎样,法官是怎样,教会的人怎么样,普通男男女女的喜怒哀乐,大概都是她想探讨的。

所以如果说《档案中的虚构》跟过去的叙事史有什么不一样,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写作方式就是,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这个“我”,在书里是相当明显的。这个“我”贯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不断反问自己,当我们在读这些档案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明明都是很血腥的杀人事件,为什么我会觉得可笑,这些事件本身是不应该让人发笑的。她最后说,可能是因为写成了故事,所以有了距离感,所以我们觉得可笑。她在将本书题献给Lawrence Stone的时候,说他既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故事的人”。我想戴维斯是以“一个说故事的人”来提示我们,以前的人如何说故事,故事本身又如何制造一种距离感,使得你看到这些已经是四五百年以前的血腥事件,变成一些可笑的事。

其次,作者没有长篇大论去讲我们从中会看出什么来,通常都是用插入内容的点评方式。其实某种程度上,陈寅恪写东西也是这样,一段很长的史料,再接上按语。这种按语的体例我们今天拿来写论文肯定是不行的,但是等你成“家”的时候,可以考虑这样写作。这可能也是我们历史学家作为“讲故事的人”可以思考的问题。[详细]

历史人类学家:新时代“讲故事的人”

刘北成: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在这本书里,我特别注意到,第一章的标题就非常有意思——“讲故事的时代”(The Time of Storytelling)。可能有些人会忽略这个标题,或者会注意到“讲故事”,但是注意不到“时代”。

先说“讲故事”(Storytelling),这可以说是戴维斯毕生的一个关注和追求。戴维斯在一篇文章里讲到,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做历史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角色(common role),是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讲故事的人”的这个概念,在学术史上被特别提出来,可能要归功于本雅明,他在1930年代(大概是32年)一篇文章就叫《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本雅明所谓“讲故事的人”指的是近代早期的一些游客,有旅行者,也有出外归来的商人,还有靠岸的水手。这样一批人给各地带来很多的故事(story)。按照本雅明的分析,这样一种对异国他乡趣闻轶事的口头讲述实际上是一种传播的方式。随着近代印刷术的兴起、书本的出现、电讯的发展,讲故事的人就逐渐衰落了——就像本雅明最爱说的,“光晕”(aura)消失了。这种“讲故事的人”的角色,本来是历史上或者说早期文化史上的一个媒介现象。我们却发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一种概念、角色,又被一些人主动地重新承担起来,特别是一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重新把这个名字当做一个很光荣的称号,放在自己身上。这体现了当时知识思潮、学术思潮的一个转向:认为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等,不是完全建立在很长时间以内(或者在上世纪前期)盛行的那种“科学”的概念之上,那种纯粹的,所谓能够用现代科学方式验证的方法基础之上的。正如戴维斯在这本书前言里面讲到,包括历史学在内,不仅仅是一个经验的研究,还有一个文学的维度。特别是当我们“叙述”的时候,就有文学的参与。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和历史上的研究对象一样,一起来制作这个故事。历史学家也好,人类学家也好,其实都是在制造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应该说对历史学的生产及功能就有了自省,发生了变化。

当然,戴维斯在这本书里也讲到,这里说的fiction,也并不是指凭空制造、无中生有、异想天开的东西,其实是对现有材料,对一定的文献、一定的档案资料所做的加工。这和那些小说作家有很大区别。不管怎么样,她很明确的一点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另外一点,看戴维斯的著作,我们会发现,她特别偏爱那些有故事的档案、资料,或者是我们能够根据它们制造出故事的档案材料。这是她的偏好,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她是最突出的一个史学家。观察她在《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里面,是怎么利用历史上的、或者档案中的、或者文献里面的那些故事,来制造新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详细]

16世纪:“讲故事的时代”

 刘北成: 回到第一章的题目。我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就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戴维斯把16世纪称作“讲故事的时代”。我联想到福柯的《性史》。福柯把16、17世纪称作age of confession,“忏悔的时代”或者“告解的时代”,按照福柯的说法,那是一个“话语爆炸的时代”,人们不断在诉说、在讲。当时最典型的话语形式是什么呢?是在神父面前忏悔、告解。我们可以想象,告解的内容许多是有关两性关系的。无论天主教的神父,还是新教的牧师,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最多,是那个时代的sex expert;而且他们要向告解的人做出各种各样的指导,甚至教他们怎么样才能生出孩子。但是戴维斯给我们呈现的是另外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赦罪书,和凶杀相关、请求国王赦罪的那些文献。在这些文献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些请求赦罪的文献和我们现在的上诉书是不一样的。

现在犯罪上诉,大概会按照动机、现场情况、个人身世、他的教养、还有后果及赔偿等范畴,非常系统地、一条条地来做阐述。但戴维斯查看了大概四千多份这样的赦罪书后发现,16世纪不是用这样的一种说理的方式,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国王请求赦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人们需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请求赦罪?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当然戴维斯给我们提示了一些。我们看法国的文学艺术的历史,会发现16世纪法国才产生了小说。在这之前,在中世纪法国有什么样的文学呢?有史诗,最著名的是《罗兰之歌》。还有一些骑士文学,游吟诗人的一些诗篇,主要是在贵族(中下层贵族)中发生的文学形式。到16世纪的时候,法国开始有了两部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

一部是大家都知道的拉伯雷的《巨人传》,这是一篇长篇小说,其实是由一系列游记式的短篇构成的所谓长篇。再一个,在《档案中的虚构》里提到的当时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王后,她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七日谈》,模仿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写成,里面有七天、72个故事。这两部作品在当时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时候会产生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而且,仔细看它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是市民的生活,是农民的生活,是普通人所遭遇到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七日谈》这样的作品,文学史通常会讲它是模仿《十日谈》写的,但实际上它的土壤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了戴维斯的研究,就会发现,它的土壤是当时法国那么多的故事,已经成形的故事,仅她考察过的赦罪书就有四千份。在社会中、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有很多,可能不一定关于死亡,也许是那些风流韵事或者我们现在讲的各种八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特别是在历史研究受到后现代的影响、出现语言学转向、文学转向之后,如何来解读那些文献,解读那些档案。“讲故事的时代”这个说法给我们提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

再一个体会是,戴维斯她在书中做了一个比较:法国的这种赦罪书比较多,英国的就比较少,而且后来这种赦罪书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是在16世纪的时候特别多?读了《档案中的虚构》,我发现16世纪正是一个讲故事能够决定人生死的时代,这个很有意思。要是能够讲好一个故事,你就能活命。换言之,在一个凶杀案件中,你能够讲好一个故事,就能够让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国王就能够赦免你。讲故事和司法、和政治权力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在英国就比较少,而且后来越来越少?戴维斯在书里讲到,是由于君主权力的变化和法制、法律的细化。戴维斯的书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学术论著,她的那些insights都在中间的点评里面。戴维斯的这句话让我想到,到18世纪后期,才出现了意大利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罪”与“罚”之间建立起明确、稳定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罪和罚之间的关系越明确,这种靠着讲故事来获得赦免的可能性才越小。所以戴维斯讲的这种赦罪书,也让我们能够联想到近代早期法国王权的兴起和近代法律史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暗示。通过赦罪书,,我们或许能够窥见这个时期的政治权力结构和司法制度。

程美宝:第一章的主题,中文是“讲故事的时代”,我觉得time这个词很难翻译,究竟是“时代”,还是“时间”,还是“时代 / 时间”?“时代”好像是把这一章前面的部分充分表达了,但是当中论及的“时间”问题,就没有表达出来。书中有一些部分讲到,这些文献或者档案的时间性是不太清晰的,那些人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对“时间”本身不是很清晰的。我就想到,一直到18世纪早期,那些所谓的“报纸”上新闻报道里的“时间”就是很不清晰的。今天一般是日报,所以你知道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但是那个时候的报纸会说:“好像是三天前,突然之间,一个窗口掉出一具尸体”,这个也叫“新闻”。所以刘北成老师提到各种前前后后文体的出现,包括我们今天以为很客观的叫做“新闻”的文体,其实都有一个时间性不强的类似的阶段。

刚才我听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司法的语言,这包括在法庭上怎么说话。尽管我们今天都说要有证据,但是在我比较熟悉的英国(香港)法律体制中,你可以不用律师,可以自己去申辩,所以也有人写过书讲,特别是在香港这种本来是英语的法律情境当中,那些人用广东话申辩的时候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挺有趣。这种storytelling,即便在今天罪与罚比较清楚的司法情境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些可写的后续的故事。[详细]

历史与文学:为什么是“讲故事”?

俞金尧:现在我们只是说,历史写作也是用一种叙事的方式,用来表达我们的研究对象。无论是《马丁•盖尔归来》,还是《档案中的虚构》,都涉及一些讲故事的人。为什么是讲故事呢?刘老师刚才讲了16世纪的背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讲故事的兴趣。

我们历史学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转型的过程当中——刚才程老师所讲的“叙事史的复兴”,讲故事重新得到重视,那是因为对以前在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社会史讲究大叙事、大结构、大进程、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思甚至是反叛,认为历史还是叙事才是最重要的,而叙事有点类似于讲故事的形式。我们知道现在历史学在后现代的冲击下,最突出的问题是,以前我们认为客观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以为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开始被怀疑了。通过语言学的转向,我们发觉,所有历史呈现出来的东西,无论是历史的资料、研究的对象,还是我们研究以后来表达的一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真实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不可能重现,我们所呈现的、我们讲出来的东西,是通过语言的途径或者手段。

而语言有它的主观性,我们表达一件事情,作为写作者,有主题思想、有目的、有主线,这个文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起头?如何遣词造句,文章的结构、段落如何设置,其实就是一个制作的过程。他可能会以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立场来写历史事件,但是实际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已经采用了文学的那种写作方式。语言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东西。人写文章的时候,用词都是经过选择的。所以我以前也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说历史研究跟写小说没有差别,我以前以为小说是虚构的,历史怎么可能是虚构的?实际上,所谓历史写作也是“虚构”,并不是说历史的写作等同于小说的虚构,因为历史事实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在写作方式上、使用的语言上,从方法上来说,跟文学创作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反过来回想以前所谓客观的证据,所谓的史料、档案——我们常说档案是第一手资料,是最客观的——如果从语言学角度去分析这些档案,我们会发现这些档案本身就是一些文本。《档案中的虚构》里面讲的很多司法上的案例,要请求国王赦罪,这里首先涉及赦罪书要怎么写?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免死,怎么样才能让写出来的东西打动国王、取得国王的赦免呢?其构思、写作就很有技巧了。当然基本的事实不可能是“没有杀人”,但是他肯定要为自己的赦免讲出理由,这些理由对他来说肯定是最有利的,最能够引起别人的同情。所以这个赦罪书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动用了文学的手法——当然文学手法不等于说完全虚构。为了达到免死的目的,赦罪书的起头、结尾、中心思想、情节都要讲得让别人相信:你确实应该免死。

从这个意义来说,即使是档案资料也有一些文学制作方面的痕迹。我的理解是这样,所谓的真实的材料、最原始的档案,也是由语言构成,也是通过与写小说相通的文学方式来制作的一篇东西。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当中常常发现,同样一个故事,可能有不同版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在文献档案的制作过程当中也会有大量主观的东西,或者说非客观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要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去辨别,对不同版本我们要进行比较,看看怎么样的语言表述是最接近真实的。但是我们说,历史是“虚构”的东西,或者是用文学的方式写作的,并不是说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写。我们感觉到,以前所谓绝对的客观,绝对的中立、公正,其实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反过来,说历史也可以像写小说一样来写,那恐怕也是不行的,毕竟求真是我们历史学的底线,怎么样保持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平衡,这是我们以后历史研究当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我想新文化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就在这儿:当我们认为很多东西是非常客观的时候,就要对它保持一份警惕,要去分析这些文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或者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文本形成,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语言的风格,我们把这个文本放在当时的条件下,知道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对我们理解它所讲述的事情真伪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这个学科的人要有一个自信:史学以及史料的运用本身,真的是一门技艺,是需要受过专业训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做好的。戴维斯也讲,她现在写的所谓新的叙事史,也不是自己胡乱的虚构,还是要讲证据,还是要讲细节,还是要讲总体史的把握。[详细]

学科交互:后现代冲击下的历史学科

问:我们感觉由于后现代这些思潮的冲击,好像历史学的领地受到了一些威胁,文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把历史的重要性降低了。其实在一些文学研究领域,还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有一个“历史学化”(historization)的过程。比如有历史社会学还有历史—人类学,还有新的文学史,都是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以前的文本。刚才三位老师都有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程老师讲到叙事史的复兴,俞老师讲到七十年代以后历史学的转向,刘老师讲到storytelling。我的问题是,能不能请三位老师再谈一谈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历史研究或者历史写作过程当中具体地运用storytelling这种方法,可行性有多高?

俞金尧:这位同学的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是史学和文学的关系,其实这种讨论有很多年了,也不是现在才有。应该说史学和文学是不分家的,从司马迁那时候就这样。如果要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文学的手法是最好的,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故事,应该说是历史与文学最完美的结合。但是首先我不认为现在在后现代冲击下,好像历史学变得非常尴尬,我倒觉得不是这样。

受后现代的冲击以后,历史学能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因为我们以前只知道一种历史——科学的历史,“讲故事”的历史出现以后,就像刚才程老师讲的,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我觉得叙事史的复兴使得历史呈现出更多的写作方式,这是好事。我们以前讲历史客观性,都以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历史,是多么客观,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后现代促进我们去反思以前“科学”的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科学的历史学,确实需要后现代的冲击。

不过,讲故事的方式,也只是历史写作方式当中的一种,我认为它也不可能取代科学的分析方式。我们搞历史的人同时也一定会关注现实,比如我老在想,北京房价这么高,很多人住蜗居,农民工那么多,命运都很悲惨。对于这样的社会问题,假如一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以后,那时的历史学家来研究,至少可以用两种方式:第一,用一种六七十年代社会史的方式,通过统计、分析进行数量化研究,对房价问题或者农民工问题可以做一个集体的研究;也可以用叙事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讲某一个人、某一对夫妻、某一个家庭的经历,怎么从农村到城市,怎么在高房价的时代生存,最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反映这个时代。后现代不是讲究多样性吗?站在后现代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使历史写作多样化,而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程美宝:我也不认为我们历史学在后现代的时代中受冲击,我倒认为是倒过来的。你刚才也讲到,现在很多学科都有历史性、历史化的趋势,这是正面的说法。也有一些负面的现象,很多学科其实不懂历史,但是它好像已经做到没什么好做了,又往历史那里找资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符合历史学规范的。所以我们这个学科的人要有一个自信:史学以及史料的运用本身,真的是一门技艺,是需要受过专业训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做好的。戴维斯也讲,她现在写的所谓新的叙事史,也不是自己胡乱的虚构,还是要讲证据,还是要讲细节,还是要讲总体史的把握。我们可以发挥一下,讲证据就是史学,这是必须的;讲细节是文学,如何将它以较文学的方式呈现细节,而不是流水账;讲总体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哲学,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包括结构、统计数字、全貌、各种事物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自己对这个学科始终还是相当有自信的。[详细]

衡量标准:怎样的历史写作方式更好?

问:我们感觉由于后现代这些思潮的冲击,好像历史学的领地受到了一些威胁,文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把历史的重要性降低了。其实在一些文学研究领域,还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有一个“历史学化”(historization)的过程。比如有历史社会学还有历史—人类学,还有新的文学史,都是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以前的文本。刚才三位老师都有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程老师讲到叙事史的复兴,俞老师讲到七十年代以后历史学的转向,刘老师讲到storytelling。我的问题是,能不能请三位老师再谈一谈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历史研究或者历史写作过程当中具体地运用storytelling这种方法,可行性有多高?

俞金尧:这位同学的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是史学和文学的关系,其实这种讨论有很多年了,也不是现在才有。应该说史学和文学是不分家的,从司马迁那时候就这样。如果要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文学的手法是最好的,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故事,应该说是历史与文学最完美的结合。但是首先我不认为现在在后现代冲击下,好像历史学变得非常尴尬,我倒觉得不是这样。

受后现代的冲击以后,历史学能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因为我们以前只知道一种历史——科学的历史,“讲故事”的历史出现以后,就像刚才程老师讲的,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我觉得叙事史的复兴使得历史呈现出更多的写作方式,这是好事。我们以前讲历史客观性,都以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历史,是多么客观,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后现代促进我们去反思以前“科学”的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科学的历史学,确实需要后现代的冲击。

不过,讲故事的方式,也只是历史写作方式当中的一种,我认为它也不可能取代科学的分析方式。我们搞历史的人同时也一定会关注现实,比如我老在想,北京房价这么高,很多人住蜗居,农民工那么多,命运都很悲惨。对于这样的社会问题,假如一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以后,那时的历史学家来研究,至少可以用两种方式:第一,用一种六七十年代社会史的方式,通过统计、分析进行数量化研究,对房价问题或者农民工问题可以做一个集体的研究;也可以用叙事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讲某一个人、某一对夫妻、某一个家庭的经历,怎么从农村到城市,怎么在高房价的时代生存,最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反映这个时代。后现代不是讲究多样性吗?站在后现代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使历史写作多样化,而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程美宝:我也不认为我们历史学在后现代的时代中受冲击,我倒认为是倒过来的。你刚才也讲到,现在很多学科都有历史性、历史化的趋势,这是正面的说法。也有一些负面的现象,很多学科其实不懂历史,但是它好像已经做到没什么好做了,又往历史那里找资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符合历史学规范的。所以我们这个学科的人要有一个自信:史学以及史料的运用本身,真的是一门技艺,是需要受过专业训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做好的。戴维斯也讲,她现在写的所谓新的叙事史,也不是自己胡乱的虚构,还是要讲证据,还是要讲细节,还是要讲总体史的把握。我们可以发挥一下,讲证据就是史学,这是必须的;讲细节是文学,如何将它以较文学的方式呈现细节,而不是流水账;讲总体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哲学,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包括结构、统计数字、全貌、各种事物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自己对这个学科始终还是相当有自信的。[详细]

微观史学造成了历史的碎片化?

 问:我想问程美宝老师,程老师讲到《梦醒子》这本书,我前阵子刚刚看完,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微观史学方法的作品。我感觉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作品,读起来更加丰富和具体;但是从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切入历史研究,往往也会造成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您是如何看待历史碎片化的问题?

程美宝:这是很多人对于微观史和叙事史的批判。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现在希望的是百花齐放,有很多种写作历史的方法;也不等于说凡是微观史就必然写得好,当然是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不好的。

你一开始就提到《梦醒子》,我不知道你的评价如何,但我想这本书是不会走到碎片化这个结果的。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作者就好像拍纪录片或者电影一样,每次某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后面总是有一层又一层的背景——从他身处的村子看起,那个村子在哪里?在19世纪中国的西北,还有它与俄罗斯和蒙古的贸易关系等等,这些背景可以一直这样透视过去。这类背景性的叙述作者着墨也不多,往往一段左右,你想知道更多就得自己去追查。但是要理解刘大鹏的话,可能看到这样就够了。想象自己在拍一个90分钟的纪录片,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我们写书也是一样,要决定放什么进去,点到为止,主要是帮助我们“透视”这个人。当然《梦醒子》是用英语写的,它的对象——我认为——主要是英语世界学中国历史,甚至学一般历史的本科生,现在能否做到人手一本我不知道,但是作为本科生的一个读本,我知道它是成功的。这也是出版社的考虑,出版社每次把书稿给人家评审,都会问:你认为这本书是写给什么人看的。我觉得我们作为评价的人也应该这样去看待一本书。

 俞金尧:你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问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微观史作为新文化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得到很多人的追捧。戴维斯的这些著作,其实都属于微观史。但是微观史要写得好,需要很多条件。

第一,你要很幸运,有足够的资料找到合适的个案。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也没法写。所以它只是历史写作的方式之一。

第二,更重要的是关于碎片化的问题。好的微观史研究,要具备很多的要素。除了资料这些要素以外,还要有总体史的观念,所谓总体史,那就是要对微观史的对象——人物也好,事情也好——有宏观的了解。把这件事情、把这个人的经历放在宏大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你写的这个微观史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你脱离了宏观的背景,这个微观史很可能也就走向一些细枝末节,你的意义就会丧失。比如说《马丁·盖尔归来》,其实戴维斯就讲到,她就是把马丁·盖尔归来的故事放在当时法国社会的各种关系当中——社会关系、司法关系、婚姻和家庭关系等等。如果脱离了这样的背景,你要讲述“马丁·盖尔归来”,是想表述什么呢?就只是一个奇闻趣事而已,这样的奇闻趣事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好的微观史研究,一定是跟更宏大、广阔的社会关系建立联系,或者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要不断地在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件事情,和当时的社会情境之间来回穿梭。比如我们要对某件事情进行道德判断,当时的人肯定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去判断这个人的行为是对还是不对;或者司法制度,官司在判决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体制。所以任何一个好的微观史研究,都不可能脱离更广泛的社会或者时代,否则就无法体现它的意义。

也就是说,只要不脱离社会和时代,微观史研究就不会碎片化。[详细]

刘北成,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世界历史》编委 、世界近代史学会副秘书长、教育部国家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

程美宝,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兼任《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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