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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期  

任锋:

钱穆先生是否美化了传统文化?

一生为故国招魂 传铎与今人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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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档案

任锋: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兼任弘道书院学术副院长,著有《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

采访手记

  2015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作为极富盛名的“国学名家”,钱穆先生的思想一直影响至今。其实钱穆先生在民国科学激进主义的思潮下绝对属于异类,钱穆先生不受外来思想理论的干扰,潜心研究中国传统,希冀寻找出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思想,为中华民族“正名”,使人们对中华文明心怀敬意。

  值此诞辰之际,搜狐读书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任锋,请任锋老师从政治学角度,分析钱穆先生对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并从钱穆先生的思想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发展提供借鉴。任锋老师认为,钱穆先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法治,不应该纯粹照搬西方,而是要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相结合,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接受。这对于现在“依法治国”的国策,有着启迪的作用。

钱穆认为中华文教贵在融会贯通

  搜狐读书宋晨希:您如何评价钱穆先生一生的思想?

  任锋:今年是钱穆先生120周年诞辰。从1895年到1990年,钱穆先生可谓是贯穿了20世纪的一个伟大人物。我觉得我们今天有重新认识他的必要。钱穆先生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我们当下的文化,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钱穆先生始终强调通人和通学。通人和通学,其实就是融会贯通,比如,我是中文系的,你是哲学系的,他是社会学系的,这种分法就不是通。他强调融会贯通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就是“通”的,不分学科,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文明最精彩的地方。另外,20世纪恰恰是受西方现代学术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导致开始出现专业分工。一方面,这样会促进专家养成,大家都在一个领域“精耕新作”,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状。所以,钱穆先生一生致力于“通”的思想,他1990年去世,他的学生、历史学家逯耀东,说“四部之学绝矣”。

  搜狐读书宋晨希:有人曾把钱穆先生与梁漱溟先生作比较,认为他们一个是最后的“国学大师”,另一个是“最后的儒家”。

  任锋:我觉得这是以一种凭吊或者说挽歌的心态来看他们。要把握钱穆的学术理想,他在时代现代当中的意义,我们还是要遵循通人、通学的理念。“通学”不仅是知识之学、理性之学,也是道德之学、经世之学,只有在这四个意义上才是通学,做人才能做一个通人,成为通人之后,我们不仅有知识的成就,也有一种道德的成就。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钱先生,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今天纪念他的意义。

  搜狐读书宋晨希:您赞同说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么?

  任锋:国学对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似乎把“国学”看成一个体现古典情怀的词。古典学在西方是有渊源,它是不是完全能够对应得上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值得商榷的。“国学”是日本学者的创造,我们用它来指代传统学问,其实不太合适。

  我们如果先假定钱穆是一个国学大师的话,就首先要知道“国学大师”的意义。他和梁漱溟先生大概属于同一代,也有人比较过他们一生的思想,比如有人说梁先生国学底子差,梁先生自己说过国学上从小根底就不行,后来也没有系统研究,对着四部之学看梁先生,看不出来梁先生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梁先生的贡献在于哲学意义上对中西文化形态的比较,那是一个相当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学问。梁先生还不是受西学影响最深的儒家学者,最典型的走西方哲学路子的,还有在港台活跃的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先生,他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引入康德,重新解释儒家,发挥出一套心性哲学和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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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是政治和学术相维相制

  搜狐读书宋晨希:有人曾把钱穆先生归入“新儒家”,但是钱穆先生自己不承认?

  任锋:从现代哲学的理念看,中国传统其实并没有哲学概念。钱先生他不会去论证中国是否有哲学,而是从中国传统的史学中去寻找内容,史学在中国传统中可以说是一个主干。中国的史学传统不是今天狭义的历史学,它包含了经学、文献之学以及经史子集中“子”的那一块。史学在四部当中的作用跟中国文明形态的过程也有关系,经史子集内在贯通,中国人的心智特征更加强调孔子所说“与其托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

  哲学多多少少是空言的形态。而人们在具体的活动基础上来谈论议题的发挥和思想的阐发,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钱先生在这一点上更加传统一些,钱穆先生后期主要是负责文教活动,上世纪50年代创办新亚书院。这个文教活动跟钱先生的认定是有关系的,中国的传统是一个政学、学治紧密结合的一个传统。而且这个传统最好的发展发挥就在于学术、文化、教育能够相对自由地发展,为政治奠定了一个基础、方向和前提。

  而梁漱溟先生是民盟成员,梁漱溟在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当中与现实政权的关系很紧密。如果去看1949年之后以的书,比如《中国——理性之国》等,这些书其实就是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既定的政治格局当中用儒家传统做一些解释,解释共产党政权为什么能成功,它的历史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钱先生还是不一样的,他始终对政治保持警惕,虽然他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之间联系很紧密。这方面他和梁先生都是儒家,他们和政治权力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所以,关注钱穆先生,我们不能忽略他的政治思想。

  搜狐读书宋晨希:您如何看大陆这几年儒家思想的发展,以及“钱穆热”?

  任锋:当代大陆儒学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就展开了。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有比较迅猛的发展。标志性的人物,比如蒋庆先生,他构造了一套政治儒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还有儒家政治学说,这是以姚中秋为代表的,他们关注到了儒家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最近活跃的还有“新康有为主义”,这是重新激活康有为思想资源的一批人,他们通过重新解释康有为而超越“五四”回到晚清,他们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现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政治儒学、儒家宪制、新康有为主义,可以说是20多年来大陆儒家发展最有生命力、最有理论创造性、最有前景的三个思想路向。在这三个潮流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对晚清以来中国政治与文化发展进行重新解读和评价。

  像蒋庆先生,他主要运用儒家公羊春秋学的资源。康有为当年以今文经学的资源与公羊三世说相联系引进西方的进化论,糅合西方的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工具。康有为晚年对民国的共和体制给予了很多批评,写了《共和平议》这样一本书。

  当代大陆儒家发展可以说是非常注重晚清的思想发展,这个思想发展其实推动我们思考,怎么评价晚清以来中国思想与政治?有哪些先贤,今天还同样值得我们再度致敬?我和秋风觉得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康有为,也要看到张之洞,也要看到钱穆,这样一个多面向的观察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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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经叛道使康有为改革失士人支持

 搜狐读书宋晨希:康有为这些人的思想为何在后来失败了?

  任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作为我们重新创立一套政治理论的自足典范。如果说有新康有为主义、新张之洞主义或钱宾四主义,那也没有任何一个主义能充分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拿康有为来说,首先从他的思想来说,他曾经改经、编经、毁经,把经典重新排列,再用西方民主 说和自由学说解读经典,这个操作方式从经学传统来讲是非常离经叛道,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对。无论是张之洞、陈宝琛还是湖南《翼教丛编》那些人士,无论是湖湘的还是江浙传统的士大夫,并不能从思想上认可他。

  政治上也有相应的后果,他提倡的政治改革的方案是比较急切的,在很短的时间通过一系列全面改革,改革方案的失败后来被戏剧化地描述成是因后党的镇压和反动保守官僚的绞杀。其实,当时即使开明的士大夫张之洞、陈宝琛这些人也不认可他,这是康有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思想学术和政治上的成就毁誉争论较大。

  单纯作为思想家来说,他的创造性是很大的,他的视野也非常开阔。他游历世界,人也绝顶聪明,有很多创作。康有为在思想上的创造力很大,看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今天新“康有为主义者”不断强调的国教问题。当时,一个政治共同体要重新在一个时代确立,但是在改变的过程中,原来的精神根基怎么变,这是一个问题。于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提出国教论的方案。另外,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样,国家的权威应该怎么样建立,怎么样凝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体制应该怎么样安排,这些都有它的价值。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作为狂士的心态,无论是经典解释系统还是政治实践系统,他走的都是狂野的路子。后来很多新派人物也能在他身上找到很多渊源。

  李泽厚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左派也认为他的大同说很了不起,但是实际上他只是提出了一部分中国的问题,他提供的答案很多是不成功的,他给的方案在理路上也有和中国社会不相容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认识康有为,既要看到他的贡献,也要认识到他的限度。今天的儒家发展,试图依托任何一家搞个主义都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蒋庆主义、康有为主义都解决不了。

 搜狐读书宋晨希:钱穆与康有为比较,有什么异同?

  任锋:如果钱先生与康有为进行比较的话,他的特点同样是比较明显的。钱先生的学术进路不是公羊学,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学术的传统,从宋学、汉学这样发展下来,从而强调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现代中国转型的文化应该是什么,现代政治转型的方案应该是什么,它是这样一个紧紧贴着传统发展脉络来讲的。

  在我看来,钱先生深得西方所谓保守主义的真谛,强调社会的发展是在传统的路径上来讲的。当然,康有为也提了这一点,但他的那套三世说和进化论实际是相当西化的看法,这与中国传统的文明演进特征是否能够符合是大有疑问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非常强调深入研究国史资源的钱穆,在这方面更令人可信。他是比较能够体现保守主义风格的,但是这个保守主义跟我刚才讲的康先生的狂者气象还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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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知识传统到如今逐渐落寞

  搜狐读书宋晨希:有人说,钱穆先生过度美化了中国的传统,您怎么看?

  任锋:现在很多人说钱穆有点过度美化传统,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批评。我们先来看这样几个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把中国历史过度黑暗化,使得形成了一套陈陈相因的学说,几代人都习惯把它接受下来,形成了一种“常识”,比如说中国古代是封建专制,中国社会演进也符合五形态说等等。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年,我们怎么看新文化运动提供给20世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新儒家始终认为,他们不是过度美化传统而是再认识传统。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能够从小的区域扩展到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很多文明和科学技术,我们只有承认这些事实,才能谈它的得失优劣。现代新儒家的这种看法,给我们留下了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看问题的方法。

  如果看20世纪传统思想的发展,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左中右三派的划分来看,最值得推敲的还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学术。偏左翼的传统,从晚清开始一直到20世纪,再到今天的各种论述,市场已经越来越小。自由主义是由严复引入,胡适发扬光大,后来一度中断,到90年代末期又在大陆逐渐恢复,成就如何?乏善可陈。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成就到现在也比较薄弱,除了做西方的应声虫、翻译机、引进者之外,缺乏思想上的成就,对中国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实践上也乏善可陈。

  我觉得学术成就上最大的是现代新儒学,较少的受到时代意见的劫持,在“五四”启蒙主义的狂飙之下,还保持了知识和思想的审慎,在这一点上最具有代表精神的就是钱穆先生。当别人批评他过度美化传统,我倒更愿意看他史学的功夫。你说他美化传统,那你能不能把他的论述解构掉?

  今天我们看《国史大纲》。这两天微信流传许纪霖的小段子,许纪霖说《国史大纲》里面有十几个可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个话原来不是许纪霖,而是许倬云先生说的。许倬云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给我们讲课,他说钱穆的《国史大纲》非常了不起,这里面可以有好多个博士论文题目。虽然《国史大纲》也存在败笔,但瑕不掩瑜。

西方政治思想应结合中国政治传统

  搜狐读书宋晨希:钱穆先生除了历史学的贡献之外,在政治学上有什么贡献?

  任锋:他典型的体现了政治保守主义的路线,保守主义讲究传统毫无疑问是比较强的特征。

  文化保守、政治保守有没有区分?实际上今天很多人说儒家是文化保守,但其实政治上真正的保守主义也是成功的妙诀之一。为什么这么说?看钱穆先生对政治的政论评论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

  1945年左右,钱穆先生在《东方杂志》刊载围绕孙中山五权宪法提出系列论述,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一番构想,有西方的宪法学家说中国20世纪最有创造力的宪法理论就是“五权宪法”。钱先生针对“五权宪法”进行了一番论说,这个论说非常有意思。

  它不是简简单单对孙中山的理论进行解释,而是把孙中山的这套论述放到中国政治传统当中去理解,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严重不足。通过这样一个解释工作,他就把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融进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他做了一个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是紧密建立在他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特征的认定上,比如我们不拒绝民主政治,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民主政治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公忠不党,在“五权宪法”架构当中,如何把政党政治的恶劣影响控制到最低,使它只能够在国会立法院当中有影响,不要使它对整体的政治架构有一个太强的影响。中国人在政治生活当中形成了一种习性,不喜党派纷争。公忠不党的民主理念,可以说是钱先生保守的共和精神之表达。

  五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如何通过彼此分立,在考试院和监察院当中如何发挥公忠不党,克服政党偏见的作用,国家元首制度应该怎么处理,如何与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产生连续性,这套讲得非常棒。如果说康有为提供的是带有前现代特征的君主制与国教论方案,那么钱宾四提供的则是针对现代中国、尤其是对党国体制的一个回应,后者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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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谈法治:汉宋政治资源更重要

  任锋:他在进行这些思考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启蒙狂飙,启蒙狂飙认为中国现代就是要自由。钱先生仍然对这样一个狂飙有影射,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实现法治,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新的理想要建立在对传统政治尊重的基础上。这是他的贡献所在,即他对于现代民主法制的话语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和调试,甚至做出什么样的重新解读,怎么样新瓶子装老酒。

  他有关法治的论述是在《政学私言》这本书里,他说,法治、法治,在现代中国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借汝之名而横行,为什么这么讲?一般保守派都注重传统,让他们看到这种新兴的政治理论、政治形态巨大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钱先生看到法治,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那套体系,它要和原有的民情风俗和老百姓的习性习惯相吻合,不然一定会造成大的秩序混乱,从而产生罪恶。

  后来,他还写了好多篇文章,比如《中国人的法律观》、《法治新诠》、《人治与法治》等,批评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引进西方制度时非常天真浪漫的做法,学者需要提出学理上的应对。

  钱穆先生指出,现在很多人一讲法治就讲英美传统,我就讲汉唐职官制度,君主是怎么样,大臣是怎么样,诸司巡吏是什么样的,我要探讨“人如何尽其才”,人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才性和才情,这是法治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官职怎么拟定,这个官职应该运行什么样的事务,怎么去实现官员的作用。

  这三个环节的人才、官职、事务构成一个全面的体系,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法治的角度,而且成功的政治,比如汉代政治、唐代政治、宋代政治、明代政治的充分历史经验都足以提供给我们很多的材料来,让我们建构这样一套法治理论。

  这样一个视野其实给我们很多启示,当你面对西方的流行理论,比如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时候,钱穆先生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怎么去回应它。包括今天,我们国家大讲法治,讲党员应该发挥的作用,中纪委也在严厉查处不遵守风纪的官员,其实,我们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有很多的资源去对接它。

  钱穆先生认为法治要在中国实施,必须要有充足的独立的教育资源,人们尊师重道,社会自由讲学,道统高于治统。法治的这些条件,我们应该放在更加大的文化系统当中去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非常大。

  今天我们中国的政治学发展也是受20世纪西方的刺激,经过日本传到中国,像美国政治学一开始就是追求科学化,所以历代的留学生也想科学化。什么叫科学化?实际上就是计量科学化了。

  钱先生讲当代历史,他那个时候说的就是国民党和现代中国的发展,他对科学主义有一个校正,认为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政治传统的重要性,因为他自己也是在传统语境模式下成长起来的。1948年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里面有两个政治学的:一个是萧公权,一个是钱端升,这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院士,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高度尊重和自觉提炼是一个关键助力。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不仅要现代化和科学化,还需要自觉地传统化和儒家化,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有中国政治学独创性的东西,否则永远追着别人的先进方法论和问题意识在后面跑,不能进行学理创造。这是钱穆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不断强调的要义。一生为故国招魂,传铎与今人立命,这是先贤念兹在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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