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站搜狐读书

第31期  

赵寻:

失踪的“战国策派”:今天下一大战国也?

百年前中国人认为西方科技源于墨子

  • 封面人物 ››
  • 战国策派:被忽略的伟大思想群体››
  • 国人认为西方的科技源于墨子?››
  • 梁启超:墨家有苏俄社会主义的影子››
  • 百年前的伟人评选:黄帝墨子上榜››
  • 墨学促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
  • 严复为何发文称甲午战败不可悲?››
  • 评论请进››

嘉宾档案

赵寻: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香港大学,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思想史,哲学和艺术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思想与文明》等。

采访手记

  与赵寻老师相识,是在弘道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赵寻老师有关战国策派的发言,让人受益匪浅,耳目一新。为何如此卓有见识的思想群体,在几十年之后却湮没无闻?会后,赵寻老师决定做几期访谈,追溯战国策派的思想,更追溯中华文明千年来的发展历程。

  赵寻老师有关严复先生的思想溯源格外值得重视,这是他即将出版新书里面的观点,此次提前拿出分享。严复先生在文章中,第一次论述了晚清落后的原因,认为晚清时期的国人无自由,全是被帝王所奴役,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则在于他们葆有一个社会……

战国策派:被忽略的民国伟大思想群体

  搜狐读书宋晨希:您对雷海宗先生、贺麟先生有着深入的研究。雷先生和贺先生是“战国策派”的中心人物,近年也不断有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与回顾出现,您可否谈谈您的看法?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思想人物,在今天的世界语境中,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赵寻: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战国策派”是真正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长期以来,他们的著作,除了极少数例外,如贺麟先生,都幽灵一样散落在各地不同图书馆的“保存库”,或N字打头的“内部书目”中。

  去年11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雷海宗、林同济卷”出版,雷卷粗估超过50万字,新发现了雷先生在报刊发表的大量文章,和此前整理出版的论著结合在一起,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其四十年代的思想历程;这是一个突破。林卷却未能在《天地之间》(2004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拓展。而陈铨、何永佶等人的情形,则几乎没有改观:“民国思想文丛 战国策派卷”(2013年)收入何文近十篇,但较之九十年代出版的《时代之波》文选(何仅收一文),整体上进展甚微。而事实上,陈、何二人,著述甚丰,绝非泛观可了。

  除了资料方面的限制,上世纪四十年代“意识形态战”——不是1910年代的“思想战”——的沉重负担,更深刻地制约着“战国策派”研究的进展。到今天为止,充斥人们视野的,依然是那种孤立、刻板的、“德意志”思想文化的传声筒的“德国策”形象。

  然而,除陈铨一人留学德国外,其余人接受的,都是美国学术训练——贺先生也是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后赴德,一年后即提前回国。在他们的论著作中,除陈、贺二人因学术专业与德国有关,不时涉及外,包括林同济在内都并不如何经常提到“德意志”。尤其是雷海宗先生,以我的阅读而言,除一篇对哲学家Jaspers的书评,并无与德国有关的文字。至于其史学观念与治史方法,与他在清华前后所濡染的梁启超、陈寅恪,及在芝加哥大学所承受的美国史学大家James Westfall Thompson——欧洲中世纪史、早期现代史大家,芝大至今有其纪念大楼——的影响,如果不是有更深刻的关联,也绝不在《西方的没落》之下。硬以“文化形态史学”来看,雷先生也更接近汤因比,而不是斯宾格勒。

  但我们的研究者,却仍在以“德国思想在中国”的模式,无意识地延续这一策略。意识形态抹黑策略的效果,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他们相互之间虽不无共同之处,但学术背景、理论方法的差异,同样明显。

  以内中居于中心位置,相似度看似很高的雷、林二先生而言,实亦大不相同:雷是典型的史家,讲学论政,一皆出之以史的尺度;林究心政治,论史衡文,亦不忘政治的逻辑。以二人的史观而论,雷先生的中国历史五阶段论,与林的三阶段论很不相同——硬说地话,林先生更接近于斯宾格勒,而离中国历史更远。

  与其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厚此薄彼,以至于连一些核心人物的基本情况,如早岁即扬名清华,哈佛政治学博士出身,仅在《战国策》就发表过10多篇文章的何永佶,竟然连辞世的年份,至今也无法确定;不如从不同的维度出发,有分有合,呈现其作为一个时代中心人物的姿态。当然,如何让“战国策派”回归其自身的思想史语境脉络,则是新的工作展开的前提。

  近些年知识界对“战国策派”的关注,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持续影响。亨廷顿的历史理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汤因比的,虽然其理论指向大相径庭。而战国策派则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做出了中国文明的的回应,那是对中国文明之世界历史价值的贞定。完全不同于当下一些市侩的颠倒之论。

晚清墨学复兴:西方的科技源于墨子?

  搜狐读书宋晨希:王尔敏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追溯战国策派的起源。他认为在晚清的时候,墨学传统得到了复活,人们开始用先秦诸子的思想比拟西方的科学技术,比如科学技术其实可以从墨子思想里找到因子。您认为,战国策派是否与这个思潮有关呢?

  赵寻:七十年代末期,王尔敏先生在《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中提出,晚清墨学的重光对近代思想观念如“科学”、“平等”的兴起,有很大的推助;在总结“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时,也对战国策派诸人倍加推崇:许之为“20世纪百年人才精英,为最杰出的学界领袖”。我完全同意他的论断。但战国策派与墨学的关系,却可能比较复杂。

  说晚清墨学的复兴,不能不说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所谓“间诂”,就是行间注,夹注。很多人都说,此书一出,《墨子》从此成为一部可读通的书。但《墨子间诂》绝非训诂、疏证那么简单。孙诒让与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交谊很深,故在“间诂”成书后,写序点破:从仲容贤弟的书看,不仅是西人的光学、重学出自墨子,而且在《墨经》中的“备梯、备突、备穴”,也是“泰西机器之权舆”。这似乎仍有点“西学中源”的影子吧。

  但他接着就说:“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也许只有以孟学为主,墨学为辅,才能够“安内而攘外”,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间诂”是在敝精劳神,玩什么无用的文字训诂。原来,是身逢“战国”,才让他们决定让墨子再次“出世”的。“今天下一大战国也”这个判断,雷海宗先生等人是否了解我不知道,但沧海横流,天将大乱的感受,却一定是共同的。

  孟子曾以杨朱、墨子的为我、兼爱,为无君无父的异端邪说,深以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为忧。但俞、孙等人,却以孟、墨为内、外辅弼,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但若说孙诒让兴墨的目的,和清中期的汪中、毕沅等有根本的不同,则不是事实。

  《墨子间诂》是典型的清代“子学”的路子:以子解经,以子翼经。虽然以子解经,在客观上提高了诸子的地位,使得子学终与六经等量齐观,无形中开了从内部冲击儒学正典的先河。但要说到以墨学为导引,与西学里应外合,开出中国现代的思想局面的,却是继之而起的梁启超一代。

梁启超:墨家有苏俄社会主义的影子

  搜狐读书宋晨希:梁启超是如何看待墨子的呢?据我所知,梁启超先生曾经对先秦以来的诸子,都曾用现代视野进行了梳理。

  赵寻:梁任公集中讨论墨子有两个阶段。一是“新民丛报”时期。为了催生新国民,任公无所不用其极地调度了包括墨子在内、耳闻目睹的所有资源,有名的例子,如以墨子“非命”为辞,批判儒家的“命定主义”,鼓动“进取、冒险”,发扬“力行主义”——顺便讲,蒋公介石的“力行哲学”,即是从此而来。

  又如以“利人即所以利己”,发挥“兼爱”之义:“墨子以实利主义,为兼爱主义之后援,其意谓:不兼爱者则直接以利己,兼爱者则间接以利己。”这就是说,兼爱是间接的利己。而间接的利己,不仅利己,也利国、利群,且长久利己、利国、利群。不过到了下一个阶段,在1920年代的墨学著作中,这些却成了任公自我批判和修正的对象。

  原先因国家危亡而见重的“轻生死”、“忍痛苦”的墨家精神,转而显出“只承认社会,不承认个人”,只知道平等而不知自由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墨子的社会理想中,出现了苏俄革命的影子!“墨子的新社会,可谓之平等而不自由的社会,揣想起来,和现在的俄国劳农政府,很有点相同。”任公并引太炎对墨学的批评:“墨学若行,一定闹到教会专制,杀人流血!”对当时仍热衷墨学的五四学人示警。其前后对立如此,爱恨变幻之剧,可想而知。

  但这却可能是墨学直接影响到“战国策派”思维的时期。1920年代,是战国策派主力求学清华的时代——以入学先后为序,何永吉是甲子级学生,1916年即已入清华,为最早,但因年幼八年后方毕业,滞留清华亦最长,而且热心社团组织,是学生时代即已闻名者;雷海宗和贺麟为1919年入学,陈铨为1921年,林同济为1922年。

  他们在校时间相对集中,相互之间的往还虽尚不可知,却有共同的交往对象,比如吴宓先生,假设他们此时彼此已有基本的了解,应不为过。梁任公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虽晚,但很早就在清华兼课:著名的《墨子学案》,即是其1920年冬在清华所讲“国学小史”的部分内容。如此,至少,雷先生、贺先生、何先生三人,是不乏机会“亲承音旨”的。

  这不是说,战国策派就只能接受梁先生晚年而非早年的墨学观。事实上,外敌凌侵的现实,更容易让四十年代的“战国策”与世纪初的“新民说”,发生共鸣。

  只要客观地看,任公对“国民性”病态的批判,与战国派对“无兵的文化”、“官僚传统”、“家族主义”等中国文明衰颓败变根由的抉发与抨击,明显有其贯通一致之处。

  但人们一向以“德意志思想文化”作为战国策派的思想源泉,严责其对纳粹主义的“认识不清”或“恶意鼓吹”,而对任公“新民说”背后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逻辑,讳莫如深——即使刘禾等人只是用后殖民理论,在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研究中,稍稍触及到这一背景,至今收获的也仍也只是情绪化的嘲弄:“鲁迅上了传教士的当?”

  所以,尽管因战国策派的研究开展太晚,很多重要的材料已不可能获得,但我们仍要坚持近代墨学与西学传播的这个假说,用以呈现战国策派生长的中、长程背景,打破意识形态战略下的“德国策”派的黑暗图景。

  “战国策派”是五四之后,新一代以“国士”自期的知识分子,为谋兴国的聚集。身逢乱世,想往华夏文明重光的迫切,容或使他们顾此失彼,但他们绝非权利的鹰犬,更非纳粹德国的智库。

百年前的伟人评选:黄帝和墨子上榜

  搜狐读书宋晨希:刚才谈到墨学与西学,我想,作为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全面西化,是否与中西之间的这种比附相关?

  赵寻:肯定会有这个因素。《民报》创刊的时候,扉页上有两个古代人物的图像:一是黄帝,从民族来源的意义上讲,这还好理解。但另一个就是墨子,为什么?墨子像上方的文字是:“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很明显,“兼爱”被诠释成了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平等、博爱”。这显然是时代措置的谬误。黄帝作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其实同样很可疑:民族主义是极其晚近的意识形态,黄帝如何能有?

  前面说,为了应对西方的冲击,晚清学人用“内学”与“外学”,为一向水火不容的儒、墨作沟通。但这个“外学”,慢慢从科技,延伸到制度,后来更成为民族精神的依赖,完全取代了儒学的位置。所以,随儒、墨互补的子学之墨而兴的,不再是那种对墨、儒关系的申辩,像蒙文通先生对墨、儒合流的论证等等——蒙先生问,为什么与儒学同为显学的墨家,后来竟消失不见了?原来是融合到儒家里去了。

墨学促五四知识人“打倒孔家店”?

  搜狐读书宋晨希:那这些“格义”,究竟有没有对中国思维的转变起作用?

  赵寻:如果讲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用雷海宗先生的话讲,有两个方面的变化最重要:一是体制,一个科举。体制的变革,以1911年君主制的瓦解为标志;科举的废除,则在此前的1905年。二者分别代表着“政治与文化”的剧变,但都主要是通过外力,以直接的、政治革命的方式造成的。

  但因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一向以儒家为中心,革命之后继起的,一定是有别于儒家的内容。但即使是有别于儒家的,也一定会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与儒家发生关联:一向被儒家视为异端邪说的也好,旁枝末节的也好,都一定会以非儒或反儒的“先驱者”的面目,与儒学发生关系。

  这是我们观察中国近代思想流变时,需要特加注意的。从这点上看,一向与儒学对立的墨家思想,确实起过不小的作用。即使是五四时代,在破除家族主义、君主主义,兴起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等方面,仍到处有墨家的旗帜飞扬。郭沫若到五十年代,回忆及此,仍说“当年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虽涉夸饰,却是实情。

  如此,我们就可以在外缘的、直接性的、事实因素,与长期性的、缓慢变化的精神要素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放宽历史的眼界,发现在那些事件的硝烟与亮光之下的历史场地,发掘在历史的皱褶之处隐藏的断裂与转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作无谓的、别有用心的“格义”。

严复为何发文称甲午战败不可悲?

  搜狐读书宋晨希:挖掘历史的皱褶,是后现代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从这一立场出发,怎样重新审视战国策派的兴衰?

  赵寻:晚清以来,笼罩一个半多世纪的潮流,可以概括为“富国强兵”四字——也可以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战国策派一些人喜说的“力”,power。几乎所有的诊断,都下在使中国不能富、不能强的贫穷、衰弱的病态上。所有的人考虑的,也首要是,如何恢复民族的生机、国家的活力?如何自强?

  1947年,雷海宗先生写《自强运动的回顾与展望》,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概括为一部六个阶段的“自强失败史”与“失败再图自强史”,认为日本虽已倒下成为人家的傀儡,但中国仍在苏联的图谋之下,不能自安,唯有继续图强。 但是,“富强”岂止是战国策派兴起时的世纪潮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今天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仍处在“大国崛起”的梦想之中?所以,如果要做真正的历史反省,就不能不涉及到它的“效果历史”,不能不涉及它对当下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只能从头说起。

  “富国强兵”的成为潮流,始于甲午之败。首先发难的,是在甲午海战中创深痛剧的严复。尽管并未亲入战阵,但前线浴血战死者,不是留英的同学,便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友朋、同事和学生——自1893年来,严先生已是学堂名义上的“总办”——据说,他又与前线书信极密,周知战事,故败讯传来,久郁胸中的怒吼,便再难抑制,一气写下著名的《直报》五篇:

  《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5日刊出时,威海卫实已陷落。故《原强》、《辟韩》、《原强续篇》,遂如连炮,在3月4-9、13-14、29日《直报》,接踵而至。《救亡决论》虽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写成,但悼往伤来,感时忧国,情怀完全一致,学界一向称为“《直报》四论”。但严先生极重《原强》,后来曾有大改,且《原强续篇》也另有“作意”,还是称“直报五篇”为好。

  《直报》五篇是严复一生中最令人惊天动地的文字。有人说,五篇中如《辟韩》等,有推卸责任或“弃北(李鸿章)投南(张之洞)”的谋划,那是看错了“五篇”的背景,无感于严先生盛年的凌厉悲风。

  但之所以说惊天动地,却并非因为如史华慈所说,严先生突然恢复了他一向不太充沛的“公民勇气”——相反,恰恰是因为过于热烈的公民情怀,议论纵横,才不为当年一手遮天的上司李鸿章所喜,投闲置散北洋十五年,无所建白——末代太傅陈宝琛在严复墓表中记下这个过节,以及琉球被割后严先生痛心疾首的一则预言:“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只是严先生也没有想到,不到10年,日本的绳索就套向了中国,这头亚洲文明的年迈母牛!

  “五篇”的惊天动地,也不是因为严先生终于在火一样的激情中,说出了他一向深自晦韬的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信仰。在甲午之节节溃败的举国震惊中,严先生以“吾辈一身即不足惜,然如吾子孙与中国之人种何?”的亡国、亡种之悲,慷慨陈词:战败并可悲!真正可悲的是,“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民气之已困。”而“民力、民智、民德”的发扬,只有“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才是西方富强的秘密,才是日本制胜于疆场之关键。很多年前,当我在“五篇”中反复读到严先生有关“自由”的论断时,仍有如受电击之感,其对20世纪初期前后风雨飘摇之中国人的震撼,更当何似?但在我看来,这仍不是“五篇”之所以惊天动地的所在。“五篇”真正令我惊心动魄的所在,是其所揭示和定义的,是作为社会状态的民主!这一对民主的社会定义,不仅一举打破了晚清以来在“君主”、“民主”之间肤浅格义和文字游戏,而且直指现代社会的成立的根基:“自由”,并使之——“自由”——由此成为一个现代概念,成为“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概念!

  “《直报》五篇”及“严译八种”,虽未享有托克维尔名著《美国的民主》在美国的荣耀,但严先生对十九世纪英国的观察及其对启蒙思想的思考,确有超越其西方本土的价值。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如史华慈,也已有论列。反倒是,两个甲子以来,吾人在承受严先生以其烈士情怀贡献给中国文明的现代价值的恩惠同时,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误读、误导这一价值的精神方向;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在“民(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威权政治”的途径上,对严先生的扭曲和利用。这其中就包含了“战国策派”的某些思想家。

严复揭秘西方富强原因:葆有一个社会

  搜狐读书宋晨希:这太令人震惊了!您能简单界定一下作为社会状态民主的意义吗?

  赵寻:在晚清的舆论氛围中,由独裁君主统治的国家如沙皇俄国和明治日本,却被称为“民主”国家:因为,据说,它们依据法律和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在古文中“民主”和“君主”的意义,确也并无区别——这就相当于说,存在一种“民主—君主制”。

   这显然是对“民主”的滥用。严复必须进行一种根本性的区分,既符合他对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实地观察,又能揭示三种制度的根本区别。甲午之败,使他终于认定,人民是否真正拥有平等参与各级政府事务的权利,亦即是否存在“政治自由”,才是民主与否的关键所在。因而,他把无条件的平等,作为民主的定义和现代社会的前提。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先生在列举“与华人言西治”的种种困难之后,合盘端出:中、西之道的根本区别,在“自由不自由”的差异——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

  然而,为何作为与生俱来的禀赋与权利的自由,在中、西思想之间,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严先生的解释,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远远超过了对中国历古圣人皆不敢言自由的谴责:中国的(旧式的)自由,不过是“专以待人及物”——亦即不关于自己——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则是生而平等与独立的个体,个人意志之实现的结果;

  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在严先生看来,这才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他们葆有一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个体,因为其天赋的平等与独立的权利,不再是奴隶,不再是与他人、国家不相干的依附或零余;也因为这一天赋的平等与独立的权利,有了自由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以及与他人结成共同体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也即意味着民主,自由的民主。这样的个体,就是公民。他们是社会与国家的主人。Liah Greenfield分析近代以来,走向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五种路径:严先生选择的,正是由英国所代表的典型的“公民国家”的道路——在1500-1650年间,“主权民族”概念的拉丁文natio被解释为a nation,而后者又被界定为:people(公民)。

  为简明论证起见,此处仅截取《原强》中论今日西洋之强的一段,作为例证: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民长大鸷悍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较而论之,又为吾民所必不及。……(故)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这是严先生留给现代中国最重要的遗产。

[详细]

“阅读中国”简介

由搜狐读书频道创建,包含访谈、策划、荐书、阅读等一系列内容。“阅读中国”旨在通过对名家、名作、热点话题的展现与发掘,映射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认识中国、体味中国。

搜狐读书 出品

监制:朱利安

本期策划:宋晨希    专题制作:宋晨希   头图设计:刘思辰  页面制作:韩帅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