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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期  

王龙:

揭秘日军“笔部队” 为侵略鼓吹呐喊

奇葩舆论宣传 日本曾自称是中华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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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档案

王龙: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西南军事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拐点》等书。

采访手记

  因抗战胜利70周年的缘故,市面上有关抗战的书,琳琅满目,品种繁多。不过,名为《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还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这本书与以往抗战图书不同,他着重描写了日本作家如何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如何帮助日本军队摇旗呐喊,宣传鼓吹。这里面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如川端康成、林房雄等人。

  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在于,在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反思日本人的宣传手段,反思那个军国主义从生成走向灭亡的过程,这个邪恶的“机器”如何成功地忽悠了自己的人民走上战场,又如何将自己的国家送上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搜狐读书独家对话该书作者王龙,从现实的角度分析那支“笔部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安倍赞赏日本电影把战犯宣传成英雄

  搜狐读书朱利安: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您把日军专司文化宣传的“笔部队”作为写作对象?

  王龙:最初的动因,来自于2013年底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新闻报道。该报道引述外媒消息称,2013年的岁末最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程到东京一家电影院内观看了热映影片《永远的零》。这部电影主要讲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神风特攻队”如何实施自杀式攻击的故事。安倍看后给予高度评价,连声赞扬此片令他“十分感动”。

  我顿时感到一头雾水:一部表现臭名昭著“神风特攻队”题材的电影,为何竟然令现任日本首相大为感动?后来我看完此片从网上搜索得知,《永远的零》原来是日本著名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代表作,此人曾屡放厥词,坚决否认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他于2006年创作发表的这部畅销小说,上架后在日本狂销300万本,漫画版本也热销400万本,拍成电影上映后一举跃升到日本圣诞新年档票房榜首。

  二战结束都七十年了,像《永远的零》这样一部赤裸裸为军国主义战争狂热招魂辩护的电影,为何还能在当今日本赢得如此广泛的欢迎追捧,在日本社会“大获成功”?我很快发现《永远的零》并非孤案。日本人拍摄的许多二战题材电影,如《自尊:命运的瞬间》《男人们的大和号》《太平洋的奇迹》《我想成为贝壳》等等,这些作品颠覆战争史观、美化侵略历史的手段都十分高妙,极为隐蔽,编导们有意回避了战争正义邪恶的因果关系,更逃避了对造成灾难原因的深层追问,给人强烈的映象日本人才是战争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

  这些改头换面的二战作品把反思变成了颂歌,把战犯变成了英雄,把侵略者置换成了“受害者”。它悄然混淆了真实的人道和虚伪的同情,用片面的写实掩盖混乱的逻辑,并最终将蘸血的谎言罩上一层蛊惑人心的反战面纱,在世界范围内模糊是非界限,美化侵略历史,影响不容小觑。

那一瞬间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想起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那支名噪一时的“笔部队”。他们混淆真假、巅倒黑白的手段实在太相像了!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正义完全来临之前是正确认知历史。而近年来,中国学者、作家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大都着眼于研究日本的军事侵略,而相对忽略了日本对我国的文化侵略,特别是侵华期间日本文坛几乎集体投靠日本法西斯政权,化笔为剑、助纣为虐的那段“思想罪案”,至今无人彻底清算。

  如果不及时揭穿日本新老“笔部队”一脉相承、蛊惑人心的老把戏,不掀开至今开蒙在他们脸上的那层遮羞面纱,就会导致日本极右势力日益猖獗,更加肆无忌惮地篡改侵略历史。作为近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创作的军旅作家,我觉得有责任追溯厘清这段已被世人逐渐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学史。作为国内文学界第一部详实揭露日本作家“协力”侵华战争真相的作品,我花两年时间创作完成此书,感到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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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两次造访东北 支持伪满文学

  搜狐读书朱利安:这部书里涉及了石川达三、林芙美子、牛岛春子、川端康成等9位日本作家,您是否都读过他们的作品?为何要选择这9人,作为日军“笔部队”的代表?

  王龙: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日本当代文学中十分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如果要全部通读他们的作品,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我重点还是关注他们与侵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去追溯他们对待侵略战争态度变化的心理历程。最开始我的写作计划是研究二十名以上的日本侵华文学代表作家,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选择这九位作家作为代表。

  其实如果按照侵华文学作品题材内容划分,这些充斥满眼的“国策文学”具体包括“兵队文学”、“满洲文学” “皇民文学”、“宣抚文学”、“大陆开拓文学”等不同类型;如果按照作家身份划分,又分为“军队作家”、“征调作家”、“转向作家”等不同类别。

  限于时间关系,我只作了大致分类叙述,主要是从他们对待侵华战争态度的立场进行区分,这也许不尽准确,但我希望能够通过对九位日本作家窥豹一斑的描写,抛砖引玉地引出对日本文化侵华更加深入的探索研究,从而开辟抗战文学创作的“第二战场”,使中国人民抗战研究按照习近平主席指出“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不断拓展开去。

  搜狐读书朱利安: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日本左翼作家,也在侵华大潮中摇身一变,成为魔鬼的吹鼓手。这是否说明,整个日本文坛,乃至文化界,都在参与针对中国的文化战争?

  王龙:在整个二战期间,全日本除了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极少数人流亡到中国之外,其他的作家根本没有考虑离开日本,而是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4000之多。即使大名鼎鼎如川端康成这样的作家,也与侵华战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41年,川端先后应日本关东军的邀清,两次访问“满洲”,他努力支持将“满洲文学”介绍到日本内地,建立独立于日本文学的“满洲文学”。战后的川端有意识地淡化自己在“满洲”的经历。实际上,“满洲”之行本身也隐含着川端对于“满洲”的复杂态度和不安心情。

  而德国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耻于和希特勒为伍,除了80多名表示效忠法西斯政权的作家文艺家之外,先后共有近30万作家艺术家逃离了德国,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流亡文学”。而留在国内的德国作家也没有向法西斯缴械投降,更没有像日本左翼作家那样集体“转向”,他们宁愿把作品锁在书桌中不发表,也不和希特勒同流合污,因此产生了德国战后才发表的“抽屉文学”。

  当代日本文学对于侵略战争更是选择了“集体失忆”。不仅真心忏悔的侵华文学作家寥寥无几,甚至像林房雄这种战时为侵略战争鼓噪加油,战后依然坚持反动军国主义立场的作家,也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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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小被教育:要对国家无限忠诚

 搜狐读书朱利安:日本作家群体为何会短时间内,集体从社会的批判者,转变为所谓的“圣战勇士”?这反映了日本民族的哪些特征?

  王龙:“笔部队”的集体盲从,反映出日本共有的民族心理。日本人有句名谚:“没有亲戚死不了,没有邻居活不成”。作为一个山脉纵横、灾害频繁的狭小岛国,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自然灾害,得以生存。在日本的集团主义价值观中,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置身于同一方向的时代潮流,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

  如果一个日本人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那是他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所以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从小接受这种强烈的集体意识教育,日本人必须对国家表示无限度的忠诚,文学界的作家们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一旦国家领导集团引导的方向出现了错误,那么这种如同狂潮一样淹没一切的破坏力也是惊人的。天皇崇拜引发的全民盲从,使原本应该具有理性精神的作家群体成为一群可悲的战争附庸者。

  在这一点上,我们《西南军事文学》杂志2015年第6期专门约请中国社科院程麻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对日本作家的动摇根性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日本知识分子未能形成人格独立的群体,怀有正义感的文人充其量只能孤军奋战的历史确实令人惋惜。然而,这种状况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类普遍的道义观念似乎始终未能在日本社会依附于一定的社会载体,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每当人们觉察到日本政治与政治态势出现动荡的时候,总是期待其国内的理性或抗辩的声音大于国外的反应,可让人失望的是,结果往往相反,即反常的态势一般总是迫于国外的压力才有所收敛。相比之下,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表态经常显得无足轻重、人微言轻,甚至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

  很多有远见的人士指出,日本一直追求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却不懂得培育以雄大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文化大国理想的至关重要,这往轻了说是急功近利的“短视眼”,说得严重些则是日本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病态”反映,值得日本人三思。

 搜狐读书朱利安:二战期间,是否存在对侵略恶行,坚决持批判态度的日本作家?请简单介绍。

  王龙:无论法西斯力量如何嚣张,日本人民中总有清醒的正义人士。这一点在《被遗忘的日本在华反战文学》一书中有详细介绍。我本来想在本书专门辟出一章,介绍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宫本百合子等日本反战作家,但最后因为编辑体例原因没有收入。我在《行走在火焰中的女人》一文中,曾经专门介绍了日本反战女作家绿川英子的事迹。

  绿川英子在中国整整生活了10年,这正是中国人民争生存、求解放的苦难岁月。无论是在流亡与贫困中,还是在奔波与战斗里,她都和中国战友们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把自己最宝贵的黄金时代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事业。日本著名作家高木弘感叹道,在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发生不幸状况时,真正能为亲善和平尽力的人很少。何况反抗“祖国”,为中日友好献身埋骨于中国的日本人,恐怕只有长谷川照子一人吧!

  绿川英子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患难与共的真诚战友。1980年,中日合拍了关于她的电视剧《望乡之星》,邓小平亲自题写片名。曾经在祖国饱受误解的绿川英子,如今在日本也成为受人尊敬的正直爱国者。日本成立了长谷川照子纪念协会,中日两国均发表了大量纪念绿川英子反战事变的文章,怀念这位被誉为“樱花女杰”的国际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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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对侵略起了促进作用

  搜狐读书朱利安:我们看到,代表日本精英阶层的文人、武人都在深入侵华。您如何看待“侵华战争,只是日本军事法西斯煽动下的不义战,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之言论?

  王龙:一场大雪崩发生之时,你能说累积而成的每一片雪花都没有责任吗?社会环境决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政党、政府和人民其实在对外扩张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正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集中体现。我特别在《刺刀书写的谎言》一书第一章,就严肃剖析了这一命题。

  作为大和民族精英阶层的日本作家,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火上浇油的吹鼓手角色,软弱动摇的思想根性暴露无遗,写下了日本文学耻辱的一页。正如我在书中写道,我们多年来习惯了说“日本人民是战争的受害者”,这话当然不错,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当时整个日本民族同样也是战争的盲从者和支持者。今后,我还想继续创作完成日本文化侵略系列的纪实作品,分门别类描写反映日本电影导演、新闻记者、美术家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以铭记历史,警示后人。

  搜狐读书朱利安:针对日军的文化战争,国民政府是否组织了中国作家,进行有效反击?

  王龙: 当然。这一点在《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一书中有具体反映。当时无论国共两党,都针对日军的“笔部队”组织自己的作家、知识人队伍进行了强力反击,就像在我这部作品于今年8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健明先生专门讲到,中国抗战期间,当代文学也是一个最高峰的时刻。郭沫若十几天写了一个曲,老舍《四世同堂》,都是在那里写的,包括徐悲鸿的马,都在那时完成。抗战期间,出现了优秀的抗战文学作品,达到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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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用戏剧宣传抗战 顺利控制乡村

  搜狐读书朱利安:日军旨在奴化中国人的“宣抚制度”,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沉重打击。中共在对日舆论战上,与国民党有哪些不同?

  王龙:这在《刺刀书写的谎言》一书中的“滴血的橄榄枝”一章中有专门的介绍。针对日伪发动的“思想战”,国共双方都进行了全力反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国内宣传、对敌宣传、国际宣传,与日本侵略者在“第二侵华战场”上展开了一场风雷激荡的人心争夺战。

  国民政府最初轰轰烈烈开展了以塑造“国家认同”为目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诸如募集寒衣、抗战献金、征集“伤兵之友”等声援抗战活动一时声势浩大,收效较好。但由于国民党官僚主义盛行, 贪污腐化严重,民众与政府关系紧张,国民精神总动员最终虎头蛇尾,并未能在全体国民中深入开展下去。

  而共产党在农村通过让广大群众参与自己乡村的管理,增强了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去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意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模式,是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的有力举措: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普遍推行的选举制度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在华中某边区,通过参政与选举,“目前各地群众在思想上都有很大转变,变换脑筋的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从旧脑筋改成新脑筋)。”

  为了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八路军、新四军组织战地宣传队奔赴前线深入村村户户,召开宣传大会、公演抗日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广泛进行宣传鼓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热血沸腾的抗日热忱。抗战时期来华北访问的外国记者,对中共在华北地区喜闻乐见、成效显著的抗战动员形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映象,他们看到“中国的戏剧已开始投入战争”。

  在山西的一个村庄里,记者贝特兰亲眼看到大雨滂沱也冲不散台下密密麻麻的群众,他们冒雨观看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演出的话剧,“它的主题是武装农民参加游击队。”戏剧演出就像火种一样,把抗日救亡的烈火传向四面八方。西德记者王安娜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剧收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

  为了使大部分是文盲的农民能够迅速而彻底地了解八路军的纲领,同时也为了宣传抗战的根本思想,编演了大量剧目。许多剧团不断到敌后各地去,在各村子巡回演出……农民看了深受感动。

  中共的动员工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美国记者贝尔登写道:“八路军和民兵牢牢控制了华北农村。”

  中日双方是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拉锯战”。日军宣抚班的任务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并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企图抵消八路军的抗日宣传作用,可就连如何张贴标语这件事,日本人也输给了八路军。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中描写道,日军宣抚班的传单很大,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由于纸张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上也不易粘合。糨糊一干,就被八路军轻而易举地揭下来扔掉。而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使用的几乎都是粗劣的纸张,反而非常适合张贴。

  此外,八路军深谙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准,宣传标语往往浅显易懂,还多配以生动的漫画,易于普通百姓接受。日军每到一处,中国百姓大都弃家出逃。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宣抚班首要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让弃家逃难的“土民”们回家。否则,没有了“宣抚”的对象还如何兜售他们的货色呢!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生疏隔膜,日军的宣传标语常常半生不熟,文句不通,总是牛头不对马嘴。比如“信任日军队暴寒良之善意”(意思或者是“信任日军抱善良之善意”)之类。再如当时有些日本人认为在对华宣传中经常使用“中日亲善”四个字,将“中”字放在前头是不妥的,这会增加中国人的傲慢心理。为了打掉中国人的傲气,他们用“支那”一词作宣传,而这样的蔑称又往往激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感。无论他们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总是左支右绌,难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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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死不认罪 20万战犯进入政界

  搜狐读书朱利安:日军的“舆论战”就让清政府无暇应对。能否简单介绍下甲午期间中日舆论战的情况?

  王龙:这在我的第一部书《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中对比中日两国的著名外交家郭嵩焘和陆奥宗光时有详细介绍。在今年8月26日《刺刀书写的谎言》一书研讨会上,国防大学郭凤海教授也有生动论述,我不妨直接引用郭教授的发言吧:

  “当年的甲午战争,本来是非正义的侵华战争,但是,日本右翼势力却成功地通过文化营造、舆论宣传,包括其文化教育和媒体宣传(尽管其充满了谎言和歪理),却足以给当时的国际社会、当时以至今天的日本社会一种颠覆黑白的历史观感:它使当时的欧洲人、英国人相信,这场战争不仅符合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在华利益,而且是一场“传播近代文明”的正义战争?!它使日本国内不少人相信,这场战争是“文明的日本”与“野蛮的中国”之间的对阵,日本的胜利就意味着“文明的胜利”,这是日本民族“正当崛起”的战争……。不仅如此,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宣传战,竟然使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既有文化人也有老百姓)也相信,日本侵略军是“王师”,它打的是一场“汉民族解放战争”?!是代表“中华”的日本,对阵代表“鞑虏”的满清。

  为此,当时日军战地布告居然还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可以说,在血雨腥风的侵略战争之外,日本右翼文人(包括军国主义理论家、媒体人、教师等),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有着准确、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把握,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文化的方式与力量,成功地发挥了以笔助枪、以文助战的作用,将日本包装成“亚洲的解放者”、“文明的承担者”、“公正的捍卫者”,甚至即便在残酷的旅顺大屠杀之后,也能成功地扭转极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反而令中国更趋被动。日本宣传战的成功,证明了在“枪杆子”之外,“笔杆子”(即使制造谎言)也能“出力量”,彰显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软实力”……

  正如郭教授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强调指出:“回顾历史,日本确实有一批“很能干”的军国主义文化人,他们能把历史谎言说得像历史事实一样。反观我们自己,今天的抗战“神剧”,对抗战历史采取的那种戏谑手法,把确凿的历史事实戏谑得反而像历史谎言一样,呈现了一种极不正常文化现象、极不负责的文化心态、极其低下的文化水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搜狐读书朱利安:战后的日本文坛,从1945年9月3日至今,又在进行哪些为战争脱罪的恶行?日本政府是否制定了明确的“文化脱罪”战略?

  王龙:这在《刺刀书写的谎言》一书中关于“灵魂变色龙”林房雄一章中有全面的介绍。在二十世纪光怪陆离的日本文坛上,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林房雄那样集如此丰富驳杂的色彩于一身了:从三次入狱的“文学战士”,到幡然醒悟的“转向作家”;从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到威风八面的“文化使节”;从开除公职的“战犯作家”,到怙恶不悛的“右翼宗师”……他的每一次变脸转向,都那么决绝彻底,出人意料,简直如同翻滚过山车一般令人眼花缭乱。他那些南辕北辙纵横交错的命运之旅,留下的是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侵华战争天人交战的心结,和延续至今闪烁暧昧的话题。

  日本投降后,亚洲一些受害国就紧接着进行独立战争,或者开打内战,或者面临分裂对峙的国际环境,无暇抽出更多精力顾及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发落。而日本政府一开始就抱着“法不责众”的暧昧态度,提出了战争责任“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率先在全体日本国民中营造“人人都有罪,就等于人人无罪”的氛围。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在了:猫没有捉到老鼠,反而受到老鼠的集体围攻。到1956年前后,追究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反而成为日本新的潮流,其结局就像中野重治所说的:“应该受处分的文学家们仍在耀武扬威,应该通过自我批判而鼓起勇气的文学家们却垂头丧气。”

  这期间,为战犯们开脱罪责的日本政府可谓“功不可没”。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本身就有许多嫌疑战犯加入进来,自然绞尽脑汁地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千方百计充当战犯们的“保护伞”。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置强烈的国际反对于不顾,以极为“惊人”的速度寻找各种理由释放在押战犯。获释的战犯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日本社会界的显赫人物。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余万人恢复了公职。战后重犯日本政坛的战犯及其追随者,于是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在这些重返政坛的人物中,就有今天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他很快堂而皇之地复出为日本首相。此人于1987年8月7日去世时,《朝日新闻》的社论就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结束70年,经历残酷战争体验的人们很多离开了人世。今天日本的年轻人对战争认知更加淡漠,甚至有人将亚洲太平洋战争制作成电子游戏,作为“玩耍的对象”,不仅失去了侵略历史的“痛感”,还胡乱改编历史事实。正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制度、战争体验、历史记忆差别甚大,因为认知分歧而导致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各种“阵痛”,如同一遇阴雨天气就发发作的旧伤老病,随时可能成为日本与亚洲受害国再次“交恶”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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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宣传应多元化 不能只依靠央媒

  搜狐读书朱利安: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如何应对舆论战?这需要政府,媒体,军队,作家,民众,形成怎样的一种协作关系?

  王龙:我写这部书的目的,本来就寄寓着“谁将打赢下一场文化战争”的焦虑和忧思。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跃升,这既为中国军队塑造崭新形像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一日千里的信息时代,军队宣传工作亟需“升级换代”,把握新特点、寻求新路径、总结新经验,为塑造中国军队新形像提供“精神航母”的支撑作用。2004年,最先提出“软实力”课题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又进一步将“讲故事的能力”看作21世纪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标准,他说:“除了军事硬实力外,我们还需要运用旨在赢取人心的软实力——一种以价值观和文化来吸引他人的能力。”

  不同意识形态的软实力,首先体现在你的诠释力、传播力和渗透力。但当下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语境中,我们军队形像受到了一些遮蔽甚至扭曲,许多时候处于有理没说透,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今天那种一厢情愿的“高音喇叭”式宣传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必须学会更具说服力的表达技巧和传播创意,从而建构起更有吸引力的话语公信力。一支军队如何掌控和应对现代媒体,也是其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

  令我映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权力的声音》一书中讲道,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即录用了被称为“美国广告界最有名的女人”比尔斯为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的国务次卿。她以超人的广告才能曾经出任过美国两家世界著名广告公司的总监。因为美军意识到,宣传和公关、广告是密不可分的。正因对民众心理的及时掌握,美国对付萨达姆政权时,事前大加渲染其独裁残暴,在世界面前争取出兵伊拉克的“合法性”;事后抓捕萨达姆时故意暴露他吃喝拉撒的难堪形像,借此表白他也只是个“烟火凡人”,摧毁其在追随者中的神圣形像,有力地瓦解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跟着美军上战场》是《环球时报》两位资深记者邱永峥、郝洲所著。本书讲述他们于2010年亲赴阿富汗进入美军第101空中突击师作战部队,近距离目睹美军与塔利班武装殊死战斗的过程。我对战争的残酷激烈和美军所谓的“英勇顽强”并不太感兴趣,倒是美国和北约能够批准中国记者深入其一线部队随军报道,这种思想开放程度着实让人吃惊。然而实际上,外国记者要通过这种审批并不容易,必须经过五角大楼、北约总部、美军中央司令部直至第101师六级单位审查,而且限制采访的各种“紧箍咒”极其严格,否则“立即取消随军资格”。要想不成为美军的“传声筒”,坚持报道自己的思考和声音,全靠外国记者和军方“斗智斗勇”。

  美军这种“外松内紧”式的宣传策略可谓驾轻就熟,极其成功。每当战争打响,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他们就将各国记者“嵌入”美军一起行动。所谓将外国记者“嵌入”美国媒体,是指美军总部以“提供便利”的方式,使别国媒体的记者在行动上完全受制附庸于美军,从而使自己的战争报道口径和“议程”完全被美军设定。美国记者精心设计的电视画面,制造的“虚假事件”不断美化美国政府,有效地“妖化”敌人,使美军的行动被赋予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讲述2011年英国BBC记者随英国海军“汹涌号”核潜艇前往利比亚打击卡所菲政权的过程。这是北约部队当时唯一能够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属于英军机密程度最高的武器系统,但英军就有底气敢于让电视记者进入潜艇内部,跟随拍摄长达64天之久,甚至允许他们拍摄一些潜艇官兵工作中的失误,和接受处分的情形。事实上,任何人都知道这部纪录片播出之前,肯定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剪辑。但观众最终看到的,仍然是英国海军昂扬敬业的精神状态、胸有成竹的职业素养、科学严谨的现代管理。

  我映象特别深的是,当庞然大物“汹涌号”浮出水面,牛气冲天地驶过苏伊士运河时,两岸多达多达1500名埃及士兵往来巡逻,严密保卫,还有多架军用直升机为其立体护航。英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软硬实力,都在全世界面前自豪地展露无遗。可以想像,这种面向全球观众的宣传视野,对于震慑敌手、塑造自信如何重要。这些大气魄、大思路的宣传模式,在展示英国军队“肌肉”、显示强国威风的“无形战争”中,已经先胜一筹。可以说,军人和武器既是他们宣传的对像,也是他们用来进行宣传的演员和道具。

  对比英美这种宣传格局,我们也应该具建立全球化视野下的大宣传观,兼顾国际同内两种环境,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舞台,以更加宏阔的思路谋篇布局,全方位、宽领域、大手笔地打造我军一流品牌符号,用更雄阔生动的语言讲述军队故事,以巨笔微雕的心态塑造军队形像。

  我在创作《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中感受非常深刻的就是,日本当局在二战中充分利用作家、记者、画家等文化人为侵略战争鼓噪服务、推波助澜方面,可以说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最终“笔部队”在宣传战争上体现出惊人的能量。这种军国主义的宣传组织方式虽然必须批判,但其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未尝不能总结。我们是否应该突破军营围墙内的宣传视野,不单纯统计上稿成绩,而更注重宣传效果;不只是盯着几家中央主要媒体,而寻求更多有影响力的传播途径,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搜狐读书朱利安:在民族信念的重构、舆论交锋的前沿,作家是必不缺少的战士。您认为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还需要哪些改善?

  王龙:今天的时代,与当年日本“笔部队”逞狂一时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总地来说,在信息时代和全媒体条件下,中国文学的生存空间、表现手段和传播方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我深深地体会如果没有一种更深广宽阔的人类意识,没有对于历史和人性的深层省悟,那就会使自己的创作丢弃了灵魂,成为一种过眼云烟的“无骨状态”,一种恶搞嘻皮的文学游戏。因此,相对于那些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我更愿意穿越冰山激流、越过沉船暗礁,去完成一次次不可预知的历史探险。这也许就是乔良将军在序言中称我这本书有“拓荒”意义的原因吧!

 我总体感受到,中国文学创作要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全球视野中,反思梳理我们的成败得失,作家要增强艺术良知和勇气,文化体制更要提供更宽松的创作空间,我们的战争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被赋予全新的东方内涵和丰富的人文情感,也才能有力提升中国战争文学的内在张力和外在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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