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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奇曼在《骄傲之塔》中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八月炮火”轰响之前,英国的贵族世界开始倾塌,权力转向新的阶层,帝国主义情绪爬上新大陆……繁荣表象下,旧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中,她从20世纪前叶,中国这个古老但衰弱的古国和美国这位年轻但强大的新兴国家一次相遇入手,跟随史迪威——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见证了那次历史性的相遇…… [阅读《骄傲之塔》] [阅读《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搜狐读书会

   2016年5月,由三辉图书、搜狐读书与季风书店联合主办的“巴巴拉·塔奇曼: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 ”读书会在季风书店举行。前《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现《289艺术风尚》杂志总主笔李宗陶,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云也退就巴巴拉·塔奇曼的奇趣人生,其作品的特色与魅力,东西方、男女性写作的优势与劣势,如何评价历史与看待历史当事者等话题展开讨论。

西方写作最大特点:看重人类行为中的骄傲

云也退:我发现外国历史学家们,虽然他们的生活年代有所差异,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种共通的地方。这种共通的地方在中国人的写作里面,我是不太能够看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完整,都有一套自己非常强大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他们互相之间的诉求,他们的立场,他们追求的审美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很看重人类行为中的一种骄傲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在西方作家的写作里边,一个很强大的特点。

之前纪念莎士比亚400周年,我们翻译家协会搞活动的时候,他们也让我去说两句话,我说我对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了解,但是我觉得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悲剧之所以改变了我们人类的文化走向,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不管一个人犯了多少错误,他有多少地方是不可告人的,或者他有多少很可耻的行为,但他只要被写下来了,无论是他的这一生还是他的某一个时刻,都会成为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精神世界里面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这个人如果活在我们身边的话,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甚至是非常可恶的人。然而他只要被一个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人写下来之后,他就不一样了,他就完全成了一种人性的某一方面的代表。

读塔奇曼的书,特别是我极力推荐的《骄傲之塔》这本书,我也有这种感觉。她描写的人物可能多达上百个,从英国到法国、俄国、德国,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她研究了很多人在1890到1914年之间的表现。然而其中浓墨重彩的那些人,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会犯很多错误,他们会有很多毛病,他们有很多尴尬的时候,但是进入到她的书里面之后,都呈现为散发着光环,散发着人性气息的一种存在。

我可以用一个里面的事例来证明一下。就是她在《历史的技艺》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她在写“一战”的时候,她注意到一段史料里面讲到说尼古拉大公,他被沙皇任命为俄军总司令的时候,旁人注意到他掉眼泪了。留下这段史料的人说,这是因为尼古拉大公他感觉自己不称职。然后塔奇曼说,我不同意这个评论,尼古拉大公也是阅历丰富的人,在他们国家非常有地位,饱经风霜,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怯懦。塔奇曼带着这个疑问又去读其他史料,然后她发现丘吉尔也哭过,还有什么伟人也哭过,她忽然意识到尼古拉大公哭泣的真相。她说,那是因为在1914年的节骨眼上,整个欧洲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尼古拉大公感到有一种力量,来自命运,来自一种集体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必须被裹挟其中的力量,它推动着所有人,想到这一点,大公百感交集,哭了。




巴巴拉·塔奇曼

这是塔奇曼写作当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她可以把一个细节找出来,然后去想象它。可能在我的阅读里面,中文作者如果要搞一些纪实性、纪人性的写作的时候,很少看到作者愿意这样去研究一个时刻,然后去探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详细]

女性写历史感性:其作品改改可立刻拍电影

李宗陶:在我心目当中,云也退兄是一个职业读书人,不仅仅是一个译者。他几乎所有的时间我感觉都在读书,这是让我非常羡慕和佩服的。

先说说塔奇曼跟我的关联。

我是七、八年前第一次读到她的书,立刻就被迷住了。当时读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实践历史》还有《八月炮火》。当时读书也做一点笔记,都是在电脑上做的。我今天早上翻了一下,觉得要读塔奇曼需要有很多的知识准备,那个读书笔记里面很多都是看到某一个人名,某一个事件,马上就去检索,大部分是这样的,然后是一些自己的感受。

最初知道她是严搏非先生介绍。因为我那时候在写一些历史方面的东西,他就推荐塔奇曼的书给我。他说有这么一个写历史的美国女作家相当不错。那时候,我好像也是在准备做妈妈,严先生说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当时就愣住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孩就已经焦头烂额了,她居然可以有三个小孩,而且在生了孩子以后还写了十部类似《骄傲之塔》这种结结实实的书,真的让我很佩服。

在阅读过程当中,我被深深迷住了。85年的时候,费正清为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那本书写了一个序言,在序言当中,费正清把她的身世大概介绍了一下。她可以说是一个名门之后。她是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在读书的时候就跟她外祖父一起去了联合国的全球经济会议,她的舅舅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财长,所以她眼界的开阔,不是一般的知识女性可以比的。

我觉得女人写历史有一种好处,就是她容易把历史写得比较感性。塔奇曼非常强烈的一个特点,区别于其他男性历史作家的,就是她几乎所有的场景都栩栩如生,现场感非常强。你改一改,改成脚本,马上就可以拍电影的。 [详细]

雌雄同体?双性视域和特征是写作最高境界

另外一个她吸引我的是她的自信。她的行文当中,有一种不绵软,不粘滞,非常干脆,非常不容置疑的气质,这是她强大的自信决定的,非常迷人。在女性写作当中,有若干位作家这样吸引我,比如说法国的尤瑟纳尔,还有阿伦特,还有苏珊·桑塔格,这几位我觉得是比较罕见的“雌雄同体”的女性写手。我觉得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雌雄同体”,如果一个写作者可以兼备这种双性的视域和特征,我觉得至少是可以站稳的。

我最早读的是《实践历史》,现在又出了一个译本是《历史的技艺》,你可以看到她的历史写作有一个宏大的架构。她做功课的缜密,她对历史的认识和洞见,她对整个欧洲史、美国史尤其是对外交事务的熟悉程度(她第一次发表文章是24岁,就是发在在《外交事务》上,拿到第一笔稿费40美元,她用它买了一台留声机和《蝴蝶夫人》的唱片),构成了费正清先生所说的眼界高远,真的跟一般女性不一样。我读《骄傲之塔》的时候是先看后面120页的资料索引。你可以看出来,她是怎么写这样一本书的,这里面她阅读、参考了大量一手二手材料,场面的栩栩如生不是她想象出来的,她是根据一些已有的记述展开的,可能是个人的传记,也可能是某个专题的研究。

再现这种史诗性的画面,对写作是一种考验,一个是对材料的网罗和把握,另一个是你如何把它“串”起来。我觉得塔奇曼在这方面有高超的技艺,几乎接近于艺术家的做法,她在“串”的过程当中,表现出非常多的创造性、结构性的东西。

在她的历史写作当中,用塔奇曼自己引过的一个词语“有序的大思维(large organizing idea)”来形容,比较准确。我觉得这个词语把她站立的位置,她所拥有的技能都概括了。她距离我们已经蛮远了,89年就去世了。但是她对中国的写作者,特别是在历史写作领域的作者群里,应该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详细]

英禁犹太难民登岸:出埃及号事件太脏弃写

云也退:我是从“情怀党”的角度来读她的书的。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一个写作者可以把他的笔触,或者说把他的这种感觉刻画到塔奇曼这个程度的话,他哪怕不参与到任何一个大事件里面,都算得上是一个见证并记录历史的人物,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国像这样的人挺多的,我们知道有威廉·夏伊勒、威廉·曼彻斯特之类。




“出埃及”号轮船在海法港口等待命运的决定

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其实多少比较过这些男性和女性非虚构作家。我觉得塔奇曼有一个特点,她说她自己不能写当代史,这是她跟夏伊勒和曼切斯特不一样的地方。塔奇曼喜欢找资料,喜欢去翻图书馆的东西,她愿意干这个事情。她说她曾经想写1947年“出埃及号”犹太人难民船的故事,这些犹太人都是幸存者,他们到了巴勒斯坦那边,被当时的英国托管方给拒了,把他们赶回去了。塔奇曼一开始想写一本关于这个事的书,从巴勒斯坦的事情一发端开写,但是,关于“出埃及号”的资料她越读越恶心,她说,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多人在那个船上饥寒交迫,好不容易到了岸边,当时英国的警察接到英国托管总局的命令,不让犹太人登岸。她说,这个事情怎么能发生在我身边呢?她无法想象,觉得恶向胆边生,最后就没写成。

所以我觉得女性毕竟是感情动物,很善于感受,正因此,她必须要写过去的事情,要跟她的生活经历拉开一点时间上的差距。所以你看《光荣与梦想》的副标题叫“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这个时间好像不是那么规则,崎岖的,随机的,根据作者自己的想法来安排。但是塔奇曼的《骄傲之塔》就必须是“1890-1914”,这个时间段覆盖了茨威格写《昨日的世界》的那个时间段,非常规整,目的明确,正好是一战之前的25年。很大程度上,她在选材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时间来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失之于琐碎,或者失之于一种无序。她能够把这段时间给切出来,然后找一个横截面,把每个人的事情在上面都摆一摆,把里面的亮点人物给提炼出来,浓墨重彩一下,然后提炼出一个主题叫做“骄傲之塔”。

我觉得这样一种写作真的是有点继承了莎士比亚的感觉,她必须要写过去的事情,能够完全通过史料去驾驭,又能够通过这些人物留下来的笔记、日记、各种书信,从中找出人物关系,猜想他们当时心境。可能对于男性来说,写当代史会比较下得了狠手。

因为我们站在局外,我是永远不能想像为什么读这么一个移民船的事情,会让塔奇曼(她也是犹太人)觉得特别不爽,觉得这么肮脏的事情怎么能往上写呢?中国人知道太多事情比这肮脏多了。对塔奇曼来说,真的是要写光荣、骄傲、人类的闪光时刻,这才是她作为一个历史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塔奇曼这种自我定位,其实也很有趣的,她和我们所了解的那些历史小说家,比如说二月河,还有跟纯粹的历史学者比如说杨奎松这样特别善于挖史料的人都不一样。塔奇曼在两者之间,说“雅俗共赏”是有一点低估她了。在美国,她可以得到学界还有普通大众两边的推崇,我想这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我一开始知道她的时候,我也发现她是一个三个女儿的妈妈,可以说她一直是一个家庭主妇。我突然想到,如果说给她写一本传记的话,可能会非常困难。因为她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图书馆里面泡过去的。[详细]

俄国与斯大林"毛粉"与毛泽东:为何怀念?

李宗陶:她的工作时间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她同时养育三个女儿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上一次严先生补充说,她雇了四个保姆。(读者笑)

我要接着云兄的话题,她喜欢挖史料,喜欢写过去的历史。那么在写过去历史的时候,有两个特点是让我有感触的,一个是她的历史观,另外一个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她为什么要写战前25年?非常明显,从《骄傲之塔》前言里面你可以看到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她这样说: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




斯大林时期宣传画

在“一战”之后,甚至是“二战”之后,整个欧洲大陆包括美国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怀旧情绪,就像我们现在的"毛粉"们怀念毛泽东时代、一部分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一样的。在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人们重新追溯、重构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美化,大块大块地卸掉抹掉一些东西,然后把那些美好的东西提纯、放大,那些东西往往是当今失落的东西。

她说“那个时代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 、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她其实是针对当时的那种怀旧的思潮。她接着说,“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其实她也是要补全历史那一大块的缺失,这是她的一个非常强的问题意识。

另外她的历史观,她要探寻“一战”之前世界的特质。她要探明那些,比如说消逝的生命,那些被摧毁的思想,那些思潮是怎么转变的。刚刚说到史料,确实如此,很多历史的学者也好,历史书写者也好,当面对浩瀚的、有的时候让你觉得无从下手的史料的时候,你如何取舍?我觉得塔奇曼身上有一种很迷人的东西就是,她果断,不拖泥带水。在这本书里,她限制在英美和西欧世界里,这是她的经验和文化的直接来源。她舍弃了东欧,东欧是很大一块版图,但是对一战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她没有写它。她排除了汽车、飞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趋势。她也排除了那些古怪离奇的人物,尽管他们魅力无穷。

在读《骄傲之塔》的时候,我很被写德国那一章吸引,那真的是天才成群结队来的年代,塔奇曼从施特劳斯开始写起,让他们直接向我们走来。我刚拿起这本书的时候,翻开前面那些照片,只认得克鲁泡特金和左拉,其他勋爵、上校我都不认得,然后就去补那一块功课。我对整个那一段历史是比较陌生的,所以特别用心地去看了一下这本书后面120页的参考书目。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富矿,如果你想补这方面的知识,这就是一个书单。

塔奇曼的书写很有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哪里?我觉得她不是那种特别讲究文字优美、诗性叙述的作者,虽然她的文学素养也非常好。她不像史景迁。史景迁先生读英美文学出身,写东西非常美,非常柔软,我发现经常优秀的男性写作者在向“雌化”方向靠,而一些出色的女性写作者都是大刀阔斧的。塔奇曼有的时候会讽刺,会挑衅,会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去挖苦一个她的写作对象,特别是在外貌、性格描写的时候。还有她在做某些判断时的斩钉截铁,毋庸置疑,真的非常迷人。我一直在琢磨这种自信是怎么来的。她一定是有强大史料支撑,她对素材非常熟悉,而且融会贯通,不一定是从一本书当中来的;她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知判断系统,这是她非常宝贵的地方。[详细]

日本人敬业、服务精神就是死要面子?

云也退:另外我想讲的一点,虽然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中译本,但是你完全可以从译本里面看到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不同的民族气场。这个气场真的是太不一样了。你在读英国人的时候,会觉得和我们印象当中的英国人一样,是偏冷色调的,不同的人等级明确,上流人物、中层人、底层人各自在干什么,各自有一套生活的轨道。塔奇曼描写的上流人物,基本上都是喜欢说点冷幽默的,讲话是矜持的,等你先说完之后,他再刺你一句。既圆滑又讲原则的人非常多见。他们都是一些教养很良好,又自视甚高,但是在情爱方面可能非常放纵的人。

而你看到法国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怎么都很琐碎,除了极少数人,大部分人都是露一个脸就没有了。后来再出现的时候,你要翻翻前面,看这个人打哪儿来的。如果我们认识法国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健谈,很nice,但是他们的特点就是没有幽默感,在他们的过去一直到现在,他们都不是以风趣见长的,他们爱说、爱表达,说着说着一拥而上。所以每个人出场的时候,都带了一帮后援团,每个人想要出来说话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刷存在感的意识在里面。

然后看到德国,你会发现德国和法国虽然都是革命大国,但是这两个国家又是那么不一样。在法国那边,革命是一种狂欢,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卷进来。到德国那边,革命就少了很多浪漫的色彩。一个德国人要想搞革命的话,一定是受不了了,忍无可忍了;而法国人则是一起参加,一起做点事的感觉,所以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时候,法国人才会出现那么多的阵营,那么一波三折的论战。

说回左拉,在《骄傲之塔》当中,左拉的篇幅并不是很多,但是你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左拉这个人挺苦的。他不是因为坚持正义而苦,他就是长了一幅很苦的样子。逮着一个机会,他说我应该出来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要说点话,说完之后,后面的事他又是驾驭不了的。在法国你会发现大量像左拉这样的人,出于一种半是责任感,半是机缘再加上一点点心血来潮,去参与了历史。




日本敬业、工匠精神的代表人物 寿司之神小野二郎

我觉得在这样的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样驾驭不同民族的特点的。在《历史的技艺》当中,还有一篇文章,是1936年她24岁时写的对日本的评价。她对日本人的那种描述,在现在都不过时。她觉得日本,比如说日本的出租车司机,你说一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他也不问你,就愣开愣找,一直到找到为止,日本人要面子,不愿意问别人。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一种服务精神、敬业精神,但是在她看来就是要面子。“面子”这种东西,直接导致了日本人外交上奉行了一种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逻辑,使得双方无法交流。她的这种观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表在《外交事务》的这样的刊物上,可想而知名门之后的“成色”真的是很足的。[详细]

斯诺不懂中国,为啥罗斯福还听他讲?

李宗陶:刚刚云兄讲到塔奇曼在历史写作当中的特点。我就引用费正清曾经对她的评价吧,费正清说,像塔奇曼这样的人好像是不需要理论的,她的写作把读者直接带到现场,让读者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而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塔奇曼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她的直觉非常好。一个人如果总是在学院里泡着,或者是被理论羁绊过久的话,会丧失一些捕捉最直接、最本质启示的能力。我觉得塔奇曼一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保有着这个能力。这种能力太了不起了。哪怕你是一个真正经过很好训练的学者,我觉得都应该保持这种强大的直觉能力。这样你就有能力撇掉历史中那些浮着的泡沫,抓住那些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说我记得她在写《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时候,她说埃德加·斯诺其实是一个局外人,他是到中国来的一个过客,其实他并不懂中国,但是罗斯福很喜欢听他讲故事。塔奇曼就一下子抓住了本质的东西。

曾经有一个历史学家研究过马丁·路德的便秘,说他那个《九十五条论纲》是跟他这个疾病有关。然后塔奇曼一下子就本能地判断,她说那个人只是研究了马丁·路德本人,并没有研究新教,这个历史的发展一定和其他更多的因素有关,而不是取决于这种疾病。历史研究到最后越来越窄,比如说就像弗洛伊德的心理研究,他会到一个细枝末节的小点上然后钻在里面出不来。塔奇曼有一种能力,她用一种强大的直觉一下子把我们从那些死胡同里拎出来,看到更大的局面。

塔奇曼对材料的运用是大开大阖,同时充满匠心。她的书都非常的引人入胜,一个是保持悬念,另外每一个场景栩栩如生。




毛泽东与斯诺

我最近在写一个东西,其中有一段带到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北大。80年代的北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找了很多资料,读了很多书。光是为了北大图书馆我就找了不少,包括图书馆馆长名称的变迁,从1898年建校开始怎么称呼的,都是哪些人,然后人来人往那么多的故事,其实那个写出来也就是几百个字,但是我要做那么多的功课。[详细]

中国历史写作病灶:堆材料聊八卦纯炫技?

云也退写《非虚构写作指南》的作者津瑟说有一些词不要用。什么词?“当然”不要用,“其实”不要用,“surprisingly”也不要用,千万不要把你的感情放到事实前面去,不要在讲素材的时候,把“多少人泪奔”这样的话往里放,还有“不言而喻”“不可避免”这样的词都不要写,一定要相信你的材料,让你的材料自己来讲话。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一个有很大阅读志向的人,塔奇曼并不是一个适合的阅读对象。她的书也不是说需要你掏空自己来读,但是起码要有耐心,虽然她引人入胜,但是你要在很多人名和地名里面“跋涉”,在很多外交文件之间爬来爬去。这是需要一些空坐板凳的功夫的,对她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更是这样。

因为仅仅是从材料写东西的话,必然就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你跟着她的节奏去发现一些东西,跟着她这种制造高潮和波峰波谷的节奏去想象她所描绘的那个人和那个时代。反正我觉得,为什么我不爱看中国本土很扎实的历史著作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这类书当中缺少那种让我感兴趣的人。好像堆材料的人就忙着堆材料,写人的就忙着给人之间架构各种各样的八卦关系,而且往往会抱着一种为了证明一个结论而去搜集各种材料的态度,就是一种很明确的,一种很鲜明的写作方法。这个东西缺乏对人的兴趣,这可能是我们这里的写作传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病灶。

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我想要描写一个人,我希望让读者能够特别强烈地看到我对这个人的感情,我讨厌他或者我喜欢他,我尊敬他或者我抵触他,或者我直接跟你说我对他没感情。但是你在塔奇曼书当中,却可以看到有太多人物是一言难尽的。我在写评论的时候就感觉到,我还用得着写评论吗?她已经把一个人写得那么丰富,我还需要概括她吗?我觉得我越概括越是在愧对她的心血,但是最后我还是概括了,而且还概括了好几篇文章。

塔奇曼的书里面有一些让我觉得特别“抓人”的描述,比如说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说到西班牙,她说西班牙是国家里面的“亡命之徒”,西班牙看待生命有一种悲剧感,西班牙的国家运动不是游戏,而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危险游戏。我喜欢这样的描述。还有在写到音乐的时候,她说到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相互较量。她说,维也纳眼里的柏林就是一个毫无教养的“暴发户”。我们喜欢音乐或者是喜欢西班牙的人,会读很多、听很多,但是不会用那样一种方式去评价我们喜欢的东西,喜欢就是喜欢,喜欢巴赫的人,毫无疑问觉得这是那个时候最好最伟大的音乐,你无论如何都跳不出你的这种喜好。所以我们要读这样的书,一下子给我们这样一种不一样的视角。[详细]

认为历史当事者不如现代人清醒:这是傲慢

云也退:我在文章当中提到过一个细节。塔奇曼在两岁的时候,就跟着家里人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进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她妈妈看到英法的军舰追击奥斯曼帝国的军舰,追到海峡里面去了。塔奇曼的外祖父摩根索那个时候在伊斯坦布尔当大使,她妈妈跟她的爸爸和外公说刚刚看到了什么。摩根索说,你赶紧给我描述一下。她妈妈就上去给他说了一遍是什么样的场景。过了多少年之后,塔奇曼写《八月炮火》,她就把当时她妈妈说的那个场景,结合自己的研究,还原成了一个画面。这种机遇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写完之后发出来,然后有人写信给她说:我那个时候就是驱逐舰上面的人,您是把我当时的感觉全写出来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等于是为《八月炮火》这本书的价值背书了。那些当年参军打仗的人,他们在船上的感觉,隔了多少年之后,如果有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把它还原出来,这种感动无以名状。我觉得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再还原历史场景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放到那里边去,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傲慢,就觉得当时的人不如自己清醒,那个时候的人不如我们现在知道得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随便评价他们,真的都是很强烈的傲慢。

过去的人不知道以后会有大审判来对他们“鞭尸”,这对生活在过去的人不公平,也很残酷。但是你在美国最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作者的作品中,看到的却是他们对材料的尊重。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留下一种什么样的作品。这种作品是要给人带来美感的,要能够给未来照亮一线空间的。塔奇曼有篇文章叫做《历史能指导未来吗?》,谈过这个问题: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写历史的人可以预测未来,或者可以资治通鉴,不是那样的,我们没有那样的野心和能力。我们从历史当中抓回来的一点东西,然后能够让大家看到所谓的人性之光,这就已经是我们成就感的来源了。




斯蒂芬·茨威格

对于写作者来说,真的要从中找到骄傲,找到光荣这种东西。《历史的技艺》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人类的闪光时刻》,我是拿它跟茨威格的那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对比来评论的。我深深地觉得茨威格的那本书不如她的一篇文章。因为茨威格这个人的情绪太强,热情过剩,他写一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喜欢代入自己在现实中的很多苦闷,这种东西让我很不喜欢,他毕竟不是能够钻图书馆的历史作家。[详细]

高才智+人类同情心+想象力=好历史学家

李宗陶:艺术家他具备什么?非凡的想象力,内心深处的洞察力,还有一个就是语言。塔奇曼在书里说,一个最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最高的才智,最深切的人类同情心和最丰富的想象力。人类的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余英时先生所谓的 “同情的理解”或者是“同情的了解”,现在也有翻译成“同理心”的。也就是说,你要真正进到那个历史情境里去才可以真正的理解他们。这几天某一类人对钱杨二位先生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批评就属于没有入戏的口舌游戏。塔奇曼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当然她也会对历史上公认为是名篇的东西给出一些自己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奉为经典的卡波特《冷血》,它的结构设计堪称完美。虽然批评者说作者行文之处多有主观,构思做作,而且他的调查方法也不是那么新颖,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早在两千年前就用了这种方法,走遍整个小亚细亚,不断向人们发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在写《诺曼征服》之前走过了征服者足迹所到的每一处,从希罗多德到特里维廉的漫长岁月里,有一大批人在用这种方法书写,但你得承认你阅读《冷血》时的快感,这就是艺术。我觉得塔奇曼的鉴赏力是一流的,她可以判断什么东西是好的,这就是造成了她的取舍一定是高明的。

塔奇曼说简·奥斯汀将身处的这个社会浓缩成班纳特先生和夫人、宾格莱和达西。鲁迅先生从全体中国人的形象中提出了一个阿Q,吉本的罗马史,卡尔·马克思关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都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非虚构写作当中想象力和洞察力实在是太重要了。

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工作大概体现在三步。一个是感受事物的本身,第二是表达语言的文字,第三是设计和结构。我觉得对于每一个致力于这种历史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人,非得一步一步来的。我觉得我目前是处于一步半往两步走的阶段,就是能够用清晰易懂的语言把一件事情讲清楚,把力用在意义的发现上。中国行业内的非虚构写作,我目前看到比较多的是在炫技,西化的表述以及修辞过度……这里面大概有一些误会和误读,是需要时间去认清的。当然对好的标准,对于什么是上乘的写作,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是会有一些变动的。我自己追求的是一种比较简朴、文雅和有内劲的文风,当然这个标准不是唯一的。塔奇曼一定是滋养过我的。 还有一个是塔奇曼对细节的应用。她觉得细节可以对历史起到巨大的修正作用,它可以避免脱离现实,飘飘然坠入自己发明的理论当中。她讽刺过历史学家汤因比,她说在汤因比的高度之上,空气清新,视野广阔,但是下面的人和房子太小,根本看不见。[详细]

绞肉机般的一战愚蠢?为何被叫Great War

李宗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历史写作是回溯性的,是事后去追的。比如说《光荣与梦想》(编者注:它是美国的一部社会纪实作品,作者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这种写法,就是某一年什么事情发生了。他把事情接在一起,感觉好像很宏大,像乐章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都是事后的追溯,而你只不过做了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罗列。我觉得塔奇曼最高明的地方是让事情发生在你面前,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一本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生气”这样的词汇。她让人在那里说话、行动,跟别人发生交流,显然用“生气”这样概念性的词语是不足以展示的。她一定会写,这人生气的时候胡子怎么翘起来,脸是怎么红的,唾沫星子怎么飞溅的,一定让他动起来,而不是说去事后交待一个归纳性词语就完了。

云也退: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先天缺陷,因为我们习惯于评价,判断一个人。但是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如果说你习惯于评价别人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战“凡尔登绞肉机”战场弹壳遍地

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发表之后,她也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很多评论都说,这本书展示了那个时候人的愚蠢。她说“愚蠢”这个词让我很伤心,那些政治家愚蠢吗?那些将军们愚蠢吗?他们似乎是这样的,他们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把欧洲推到一个万劫不复的绞肉机里面,一个大屠场里面,几百万人的生命葬送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愚蠢。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是每个人的角色,似乎又被一个他们看不见的神明所操控,所有人都像是在舞台上面表演一场悲剧一样。之所以“一战”被称之为Great War,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为什么而发生的,它就是发生了。我觉得和辛亥革命很像,因为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事情,就大打出手,然后投入其中的人,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塔奇曼说“一战”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这种气质使它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一个伟大悲剧必需的力量。她说在1914年8月份有一种东西在推进,无可逃避,它无所不包,包含着每一个人,然后在完美的计划跟容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的矛盾,让人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这种描述很曲折,但是又很准确。她提出的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她提出的还是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的态度。这个态度不说是只看光明不看黑暗的,但是起码应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我是相信几千年来的人性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对于这些历史作家来说,这都是他们所不言自明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个信条。在我们考察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的事情,以及考察一个过去的年代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怀着一种同情心,哪怕它还原的并不是完全的真相,但是对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同情心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营养。

李宗陶:塔奇曼有成熟的历史观,有一种对历史文学写作使命的高度自觉。我记得她引用过剑桥大学特里维廉教授的一段话,这位教授说,“理想的历史写作,应该是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过去的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知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普通大众。”如果想为广泛的公众写历史,一个是清楚明白,另外一个是趣味盎然,这两点她认为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品的标准,她始终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

比利时的一个诗人维尔哈伦,他在1915年回顾往昔岁月的时候说,他要把那些诗篇饱含深情地献给曾经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历史文学写作的任务,把“那些诗篇”满怀深情地献给“曾经的人们”。[详细]

李宗陶,前《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现《289艺术风尚》杂志总主笔,在思想者访谈、人物特稿、历史写作、非虚构报道等领域均有出色作品。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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