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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加缪作为一位作家、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四个重要事件,本书思考了阿尔贝·加缪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又何以对今天的我们仍然重要。这是关于阿尔贝·加缪最简洁有力的思想传记,为所有困惑于人类荒诞处境的人提供了道德生活的范本。

  这些年来,关于加缪的意义,我的一个始终不变的理解是:直到1960年去世之前,他始终在和某些特定的观念做斗争,并和他的读者分享这场斗争。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阅读《阿贝尔·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

搜狐读书会

   2016年9月,由三辉图书、搜狐读书与季风书园联合主办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阅读加缪”读书会在季风书园举行。女性主义批评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念,作家、文学评论家赵松就加缪一生中最关键四个生命节点、加缪萨特之争、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中国文学缺乏独创性等问题进行了分享和讨论。

加缪不可能流行:喜欢容易接近太难

赵松:我来先讲一下我所理解的文学意义上的加缪

加缪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据我所知,这个名气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当然也是凭借他的《西西弗斯神话》在8、90年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传播。另外一个名气来自于他的文学,就是那本著名的《局外人》。




嗯,加缪流传最广最为迷弟迷妹们口水的一张照片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我在90年代初期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当我回过头来,再来回忆这个现象,去想一想,文学意义的加缪在中国真的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吗?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多年来,通过和一些喜欢读小说的朋友的交流,我发现文学意义上的加缪在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加缪就并不是那种真的很容易流行的作家,这是他的思想与文学方式决定的,对他产生兴趣很容易,但要想靠近他,很难,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不是那么容易被模仿的。而且他也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就是那么几本书。另外,单从文学意义上讲,那段与存在主义文学有关的潮流,在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很短期的,很表面化的。[详细]

中国文学没创新:比8、90年代还陈旧?

赵松:回到我们国内的文学创作,从90年代到现在为止,20多年过去了,随着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和信息更加快速地传播,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学观念上有任何意义上的创新,甚至说比八九十年代还有会有种陈旧的感觉。稍微对文学敏感一点的人都会发现,20多年来国内文学很少再去谈文学观念,更多还是都在谈论题材、内容、类型和怎么讲故事。很多当年所谓的先锋派作家到后来都开始去谈论怎么讲故事,怎么把故事讲好,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如果说,经过现代主义到二战后的一些比如法国“新小说”这样的实验性探索之后,欧美文学普遍走向了一种相对保守的状态,或者说更趋向大众化的状态,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调整或者是作为一种波峰波谷式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

首先,因为中国并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文学。我们80年代的先锋文学更多是对西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现代文学观念与潮流的迟到反应——是反应,还不是回应。因为“回应”,意味着要有原创能力。经过这样一通“现代反应”之后,大家很快就不约而同地走向一种被先锋派、现代派和后来很多实验文学所批判的非常保守的文学,我觉得,这跟我们的社会环境其实有很大关系。作家的探索性与独立性是直接相关的。我们的作家们可能更敏感于叙事本身的合理性,而恰恰不会敏感于日常现实中隐藏的各种非理性的、不确定性的、无法预料和无法分析的东西,甚至会无视一些东西。而这些,恰恰又是构建可能更加“真实”的现实判断的重要因素。

像加缪这样一个作家,在他出现的那个时代,在法国,并不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先锋作家。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焦点以及文学的重点并不是文学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而是作家们以什么样的态度、立场和方式介入社会现实。所以对于加缪这样的行动主义者来说,他的身份其实是复杂的,这也导致了他不可能把更多时间放在文学上。[详细]

无谎言不社交,加缪展示现代人根本困境

赵松:对于《局外人》的评论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略萨那篇《局外人该死》。他对小说进行了很准确的判断,他认为“默尔索的故事令人痛苦,但是准确无误地表明了人际总面积 ‘戏剧性’、虚构性,或者说得直率些,就是谎言的必要性。伪装的感情为着确保社会的共性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形式,尽管从个人角度看上去显得空洞和勉强,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它却装满了内容和需要。这些伪装的感情,如同话语一样,是连接集体协议的常规、响亮的常规,如果没有它们,人类的交往就不可能进行。”《局外人》的价值就在于它非常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关系”,这种无法实现折中、调和的本质状态。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加缪以其杰出的写作方式,呈现的是一种现代人的根本困境,就是你与他人之间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解,而只能在不断繁殖的误解之中相处,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不得不做出伪装,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局外人该死”,不仅仅是说“局外人”必须死于道德审判或被群体所抛弃(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已),还是在强调一种胆敢自决于社会的人性状态。

当然我们在今天讨论加缪,讨论《局外人》,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比谈论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稍微更多一点,就是说可以多谈一些关于《局外人》文学上的贡献。我认为是可以把它跟像《包法利夫人》这样的经典作品放在一起,重新再去读一遍。可能会更好地去明白,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一个天才之作,它为什么能够达到那样一个文学艺术的高度。




上海译文版《局外人》书影

今天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是讲关于这本美国作家泽拉塔斯基写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这本书类似于片段式的传记作品,其实是一个思想评传。作者选择了加缪人生中重要的四个人生节点,然后用对其思想线索的分析去构建前后逻辑关系,并兼顾加缪当时的处境、思想行动的心理背景,他的对手,以及当时大环境下大家对种种思潮的反应。[详细]

为何《局外人》瞬间捕获欧洲战后一代

张念:那么有一个问题就要提出来了,为什么《局外人》这样一部作品瞬间捕获了战后一代人的心灵,一个明星的诞生如此的恰逢其时我们想到的是文学,它不仅是我们消遣时读的一个作品。文学是古老的,它是我们感觉世界的一个最灵敏的器官。要谈论文学到底能否有一个单独可以自身成立的系统,那就要回到我们当代来看。今天我们读加缪,这“今天”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全球化或者世界范围的今天,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史或者是文学史的今天。

我们中国的问题反而还在争论后来是不是要有纯文学?文学是不是要和政治有关系?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应该有独立性?当然,我们争论的问题和我们中国自己现代文学这样一个路径也有关系。实际上我们谈加缪的时候,肯定不可能放在我们中国争论的这样一个问题里面。我谈的加缪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思想的实践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更关键的是,加缪希望自己成为哲学家。当然萨特经常讽刺他,说他不会思辨,不会抽象思维,只对自己具体的事情感兴趣,那么对具体的事情感兴趣,这恰恰是一切哲学思维的出发点。

回到法国的加缪,为什么他突然席卷或者是征服了战后一代的心灵?对于战争,我们今天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可能体会不到。我常常在想,包括读阿伦特,读萨特,他们的哲学作品、访谈也好,传记也罢,其生活世界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像萨特(编者注: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和阿伦特(编者注:阿伦特,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他们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好像整个20世纪所有的思想家都约好了出生在这十年。他们住在集中营,每天看到是杀戮。阿伦特这样的人,她自己认为自己很骄傲,她是“魏玛公主”,她没有想到她自己有一天会受到驱逐,因为她不认为她是犹太人,她认为她是德国人,她说德国永远是她的祖国。所以这样一种经历,突然从生活的顶峰跌到了一个无国籍的、被驱逐的、像丧家犬一样的时候,阿伦特开始重新来思考政治。

从具体的处境来说,一个人身处这样一种处境的冲突和矛盾性,也就是自己身上抹不去的困难和障碍,这对加缪来说是什么呢?他出生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底层的工人社区,就是一个街头混混,然后跟着一帮街头混混光着脚踢足球、打斗……他是这样一个孩子,其中还涉及到和阿拉伯人的冲突。

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有一批民族国家的兴起,进行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我们中国,整个19世纪英帝国建立的殖民体系开始崩解了。旧体系崩解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冲突,和阿伦特遭遇的法西斯、纳粹一样,对个人生活是非常震荡的。阿尔及利亚人要脱离宗主国家,进行民族独立运动,必然同法国产生政治冲突。这个时候作为阿尔及利亚之子的加缪,作为作家的加缪,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他的身份是非常冲突和矛盾的。[详细]

文学之于加缪只是精神和灵魂的避难所

张念:而我们文学的出发点,甚至是哲学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好像处于一种夹缝中的、说不清楚的东西,包括小说也是。小说是现代的产物,为什么呢?是因为移民,因为城市的兴起。所以我说上海是应该产生小说的地方,这么多的移民,这么多摆脱了乡土,摆脱了故乡之根的人,漂泊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描述。而加缪面临着一种直接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选择的时候,你们觉得应该站在何种立场?他应该站在阿尔及利亚人的立场,还是应该站在一个法国人的立场?当然我们知道,加缪他是那一代人道德理想的方向,所谓的道德理想就是人道主义。他是有着天使般的品性。所以我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天使需要武装吗?我不愿意把他看成纯粹的作家,他不是的。我个人的理解,文学之于加缪来说,只是他的精神和灵魂的一个避难所一样的地方,在这个文学的避难所之外就是真实的斗争,或者是残酷的硝烟。[详细]

80年代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加缪,都震惊了

张念:我们知道中国人在“文革”结束后的整个80年代有一个所谓“新启蒙”时间段。在整个80年代,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加缪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我们从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的环境(包括我们对文学的印象、对政治的印象)中,突然一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其实当时是有先锋文学的,对于我们先锋文学作家来说,像加缪这样的一种文学气质和风格,完全和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不一样。

“妈妈死了,我不知道是昨天还是今天”,大家都震惊了,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脑子像浸在冰水里这样一种存在。我有一次和我的导师陈嘉琪教授谈80年代的时候,他也提到,说86年的时候,一批当时中国活跃的思想者,从上海、北京和武汉聚集到贵阳,召开了个以“现代哲学会议”为主题的会议,就谈加缪。当时加缪的著作还没有出版,杜小真老师的译本可能还在书桌上,他们之看到一些片段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两个点集中起来,对于欧洲的读者来说,是经历了二战的这样一种大灾难之后,加缪的《局外人》打动了他们。而我们在这样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加缪的这样一个文学作品,同样也捕获了汉语的当代读者。“妈妈死了,我不知道是昨天还是今天”。这句话没有任何伦理和道德的情感,这不是人说的话。那么这是为什么?当然80年的时候我还小,我试着揣测我们当时的思想前辈,我们思想兄长们,他们为什么会被这样一个东西所吸引?是不是我以前如此狂热、热爱的东西经历了一种幻灭之后,像钟摆似得,极端的摆动到零度的道德和伦理的起点上,然后重新出发,再来思考我们的道德理想、责任和历史的问题。

二战之后,有很多的学说涌现,最主要的一个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当时是非常非常喜欢加缪的。整个战后知识分子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文主义开始被怀疑了。为什么人文主义被怀疑?如果说我相信人文主义,为什么会有集中营?如果说我相信人道主义,为什么有战争这一种残酷和惨烈席卷了整个世界?对于人道主义产生的怀疑,产生了一种反人文主义的思潮。反人文主义的思潮就是给启蒙以及古典道德政治理想主义划分了界限。就是“我”作为人的存在,这个规定性的、所有的价值我开始怀疑了。怀疑了之后,“我”是不是就不存在了,我应该怎么理解“我”,存在主义就开始兴起了。[详细]

存在主义:你开心就好,但别忘了承担后果

张念:存在主义对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人,他是在处境之中的人,不管他选择什么,他当叛徒也好,他当爱国者也好,他如此选择,这就是这个人的实存性。注意这样对人的规定,他和妈妈的关系也切断了,就是人的实存性他如此选择,他如此选择对他妈妈的这样一种冷酷。这也是他的选择,这样一种实存性。




萨特

张念:存在主义对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人,他是在处境之中的人,不管他选择什么,他当叛徒也好,他当爱国者也好,他如此选择,这就是这个人的实存性。注意这样对人的规定,他和妈妈的关系也切断了,就是人的实存性他如此选择,他如此选择对他妈妈的这样一种冷酷。这也是他的选择,这样一种实存性。

把整个的历史主义、道德理想和人文主义教给我们一套评判自我和世界的方法全部搁置到一边,存在主义宗师克尔凯郭尔(编者注: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曾经说过,“人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他说这句话,并没有比较说,基督徒比异教徒或者说世俗人更高级,或者世俗之人就是肮脏的等。他没有做这样的区分,他只是说你如此选择,你就从这里出发。

所以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在二战时期,妈妈重病,然后国家征兵,儿子是选择为国家上战场,还是去侍奉病重的母亲?这个时候该怎么选择,面对这个选择大家都会焦虑,好像选择任何一样都是错的,是不是?如果选择照顾妈妈的话,那么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就会来指责你;如果你选择为国献身的话,那么我们的日常伦理道德就有理由指责你。但是存在主义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来给他一个道德评判;而是你如此选择,这就是你的实存性,没有哪一个好或者哪一个坏。

你选择去当兵,或选择照顾妈妈,都是可以的,这是你的自由,存在主义是这样定义人的自由。存在主义没有到此为止,选择之后,把你的选择当成一种障碍来对待。我更喜欢萨特说的最后这一句,他说你心安理得地照顾妈妈或心安理得地走向战场,这是你的自由,但选择所带来的责任和重负,是你实现更广阔自由的一个障碍。所以说像萨特的这一帮哲学精英知识分子,如此喜欢加缪,非常迷恋他,他们终于发现有一个文学天才,用他的作品非常完整地表现他们正在创作和想表达的哲学思想。[详细]

加缪,1945年你是未来,1952年你是过去

赵松:我看完这本书,我刚刚也和张念老师简单交流了一下观点。我们在看一个人物,一个现象,一个时代的时候,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谈论加缪,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包括在加缪那个时代谈他,都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而且这不同的语境与时代背景,其实会导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对于一些问题的真正性质,还有它后期的走向,跟当时那个时代里身处其中的人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更多事后人的角度。

比如当年把加缪说得哑口无言的萨特,他是加缪最强大的对手和最好的战友。萨特当时确实是击中了加缪的要害,他甚至说“在1945年你是我们的未来,在1952年你就是过去”。意思就是你已经过时了。由于在当时的那种语境下,知识分子们普遍会认为,没谁能选择一个高高在上的,和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矛盾的角度和立场,这是不可能的,你所有的调和与折中尝试,其实都是虚幻性,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无论是在殖民地阿尔及尔发生的冲突和运动,还是在法国巴黎发生种种观念立场的对撞,其实都很难找到一个能跟任何一方妥协的,或者说达成某种共识的角度。[详细]

加缪上书戴高乐望从宽处理"法奸"作家

赵松:在这本书当中特别提到两个事件。一个是二战之后,法国政府对于所谓的“法奸”的惩处。就是在法国沦陷期间跟德国纳粹合作的人,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对他们,究竟该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严惩还是宽容?关于这个争论,加缪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花了很大的心思和口舌去辩论。

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奸”作家叫巴西拉奇,是一个很坚定的反犹作家和反犹主义者。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他鼓吹犹太人都赶尽杀绝,很极端的一个人。但加缪认为这个人首先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然后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因此上书建议戴高乐政府能够给他一定程度的宽容。但是戴高乐最后还是觉得没办法把人民赋予我的权力用在这样的宽容上,最后还是把他处决了。这件事对加缪的影响很大。

他的观念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暴露出来,他的“人道主义”其实是一种特别宽泛的态度。这其实也涉及到一个关于巨大的冲突之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未来和现实,如何去宽容那些曾经参与过暴行,或者说参与过恶行的人?加缪的观点跟所有当时主流的舆论都不大一样,他也愿意承担这样一个所谓的反抗者的角色,他必须要反抗。曾经大家在一个战壕,一起去反纳粹,去赢得法国的解放,但是最后当解放来临的时候,他又站在了另一面,他坚定地认为,要面向未来,就应该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详细]

历史推进注定有血腥,加缪式善良太天真

赵松:这个跟他后来,包括在阿尔及利亚这个事件上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加缪始终都在努力促成一种不可能达成的和解。而且可以这么讲,他几乎是倾尽全力。有的时候,人的命运好像就是这样,加缪这个人很短命,得诺贝尔文学奖(编者注:1957年)三年后就出车祸死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绚丽绽放然后又戛然而止的生命。你看他前面的经历,其实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在同萨特激烈争论的过程中,被萨特给气得不轻,最后陷入了沉默,这其实也跟他情绪的逆反有关系,并不是说他认为自己没有话可讲了。他认为自己应该看得更远一些,而萨特这些人,被当时的局面所迷惑。加缪对萨特说,如果苏联占领了巴黎,你萨特可能就是被枪毙的一个人。他已经强调了自己的清醒视角,而这一点恰恰是萨特的盲点。萨特则认为在历史进程中,苏联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不人道的事件,但是可以原谅。他们的大目标是对的,而这个过程必须做出某些牺牲,比如要集中营、流血牺牲……所以他认为加缪这种善意和宽容,这种对人道主义的诉求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了,是一种完全看不出革命价值的旁观者的角度和立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状态。

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其实加缪在所积极参与的事情中,恰恰是太像一个作家,并非处于“萨特式”的思行一致状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事件还是在战后惩治“法奸”的事件过程当中,加缪总是将自己置于某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当然他也很敢于承担这样一个在别人看来肯定会很“尴尬”的位置和角色,去充当一个类似于永远的第三方的反抗者角色。他不愿意站队,他既不要站在左边,也不要站在右边,他就是要选一个独立的立场,尽管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你这样,但他就是要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在那种复杂激烈的社会冲突中,所选择的应对方式实在太像一个作家了。可是,如果从某种传统的角度来说,作家恰恰应该自觉地离政治远一点的。[详细]

积极介入公共事件,萨特加缪皆2流作家?

赵松: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另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纳博科夫(编者注:俄裔美籍作家,《洛丽塔》的作者)在谈到萨特和加缪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二流作家。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很腹黑的评判,但纳博科夫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在他的眼中,作为艺术的文学,它高于政治,高于那些介入的意图和行动。作家尽管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但那并不等同于就是所谓的理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更应该采取一种相对有距离感的状态。

所以,他不认同加缪、萨特这种过于积极的介入现实冲突的状态。从纯作家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纳博科夫就是一个典型的纯作家——他非常坚持这种纯粹的观点。他认为“新小说”那些作家,尽管当时很多人在骂这是少数人的读物和一种无法读的东西,但是他仍然会支持他们,他认为罗伯-格里耶(编者注:法国“新小说”流派的创始人,电影大师。他对传统叙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先锋作家之一)写得很好。他反而会把像萨特、加缪乃至于巴尔扎克、司汤达这样的作家都归之于二流作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关于作家身份和其在介入到历史事件时,确实会有非常尴尬的处境,我觉得这点在加缪身上是体现的也非常集中。[详细]

明星加缪:法国道德观要求他必须去发声

张念:法兰西民族的传统里的有股公共情怀以及非常热烈的道德情怀,比如说在启蒙运动的时候,那帮法国思想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文学或写作是属于自己的一种探险和冒险。他们更多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共同的哲学事业,而非写作。这种哲学事业是要创造出一种普遍观念,深入人心之后对人进行重新塑造。当然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比如萨特他们的前辈伏尔泰那帮人,其敌人主要是教会和宗教。他们的目标是脱离神学,打倒神位后建立一个世俗主义世界。关于“没有了神,我今生今世的意义何在,我如何理解我生与死”的问题,伏尔泰当时就拍着胸脯说,不用去教堂,不用听牧师,你们读我的东西就让你们免于死亡的恐惧。你看他居然敢做这么大的承诺,读我的东西就可以免于死亡的恐惧,无神论者就开始了,之后法兰西知识分子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基于法兰西知识分子的传统,我是这样来理解加缪和萨特之争的。正因为加缪是明星,当他成为一个公共人物之后,自身会有道德的责任感——我不能扭过头不介入政治,这是不道德的事情。就法国人概念里的道德来讲,这很不道德。因为那么多人热爱你,而那些在各种冲突、争执里煎熬的人,他们愿意、希望听到你的声音,他们很想知道自己爱的加缪他站在何处。所以说加缪作品里,存在主义塑造的这种反人类的风格,就符合克尔凯郭尔规定的三条:切断和历史主义的联系,切断和社会的联系,切断同伦理的联系。克尔凯郭尔的墓碑上只有一个词就是“这个个人”。“这个个人”的存在,就是刚刚讲的实存性的意思,他觉得这个就是实存性,这就是自由,即个别的普遍性。

文学作品里可以带着这种存在主义的风格,并以存在主义思想为机理,以此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学风格和文学观念。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从启蒙来的,他们自己是作家,同时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责任站在公共空间来回应自己的立场。当然,他们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非常磊落的,从来不隐讳自己的立场。加缪是有立场的,他的立场是什么?就是人道主义。加缪深深地认定他的祖国就是法兰西,但是他的爱和情感在阿尔及利亚。中产阶级那种矫揉造作他很反感,他喜欢的是那种光着脚丫,脚踩大地的感觉,所以才有《阳光和苦难》这样早期的散文作品。

在他的内里,女性和他的爱与情感发生冲突的地方,我觉得加缪受着非常非常深的煎熬。作为一个有道德意识和光明磊落品质的作家,他没有避讳向世人展现他的这种痛苦和煎熬。加缪本身的悲剧就是将这种痛苦和煎熬如此真实地呈现在他的读者和公众面前的时刻。他们是60年代的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个事情依然还纠缠着我们[详细]

萨特曾是加缪好友and迷弟 为啥闹翻?

张念:在政治上和理念上,他的内心是法国式的,而他的爱和情感却跟阿尔及利亚融在一起。这种分裂怎么办?他非常不幸的是遇到了头脑十分有逻辑和哲学性的萨特,他们曾经是好朋友,萨特曾是加缪的粉丝。萨特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在战争时期(编者注:创作年代1905-1980年)的作品,因为现在中国陷入“左右之争”,很多人认为他是左倾的。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主要是从哲学的层面来写,他是存在主义加马克思主义。他以《存在与虚无》所定义的个人路径为起点,他在思考这样的人是如何集体行动,并且介入实践的。他用一种哲学思辨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认为自己找了一种辩证的个人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不可能适合苏联这样的一种政权或意识形态。

同时还要澄清另外一种误解,有的说法认为他们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对前苏联的有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想象或者是情感上的支持,那也是基于他们自身的理由。一个理由就是二战结束对于欧洲人来讲是共产主义战胜了法西斯。在他们印象中,斯大林领导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战胜了纳粹法西斯。还有一点就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局势的考量,他们认为二战和冷战格局之后,必然是美国人的世界,任何事情以美国人的方式进行。新的普世主义就开始了,新的普遍性也就开始了,这是马克思也没想到的。[详细]

70岁萨特年入百万无衣换:钱给需要的人

张念:萨特一生创作颇丰,同时他是哲学家,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还写了大量的时评。他不去大学做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不愿意受任何体制的束缚……法兰西学院任教他也不去,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很多钱他也不要(他说那是资产阶级的奖金,他自己靠写作养活自己,他还有很多女朋友也要他养活)。萨特70岁作自画像的时候,学生采访他,按当时的法币汇率我计算了一下,他的年收入相当于几百万人民币,但是他一年只穿一条裤子,几乎不换,他没有换洗的衣服。他的钱呢?他说钱都给了需要的朋友,当然还有他的女朋友们。他就是这样磊落的左派,对财富是没有任何观念的。




棒球衫、油头,谁说萨特不时髦=。=

他后来对苏联不喜,也是因为《古拉格群岛》(编者注: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该书最早是被译成法语的,但他那时一开始眼盲,所以就让妻子波伏娃每晚念给他听。

当然,他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同前苏联的流亡知识分子不一样。萨特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从苏联流亡过来的人,他也了解到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说一个存在主义者要不停地否定自己和批判自己。萨特打算在70岁的时候写第三部哲学著作,来批判他自己的《辩证理性批判》,因为《辩证理性批判》是对《存在与虚无》的批判,所以他要不停地对自己作品进行批判。[详细]

不同系统无法互相理解:他俩就吵这个?

张念:所以说我们就能体会到加缪和萨特的他们那场争论的核心在哪里了。在不同的社会系统和感知系统中,我们无法体会到另一个系统中人民的爱与恨。他们如何体会快乐,如何理解幸福?所以加缪和萨特之争,最主要是这个问题。

由此,因萨特在《全世界该死的人》序言中的一句话,就被指责为“左派就喜欢暴力”,是不太合适的。而这句话我可以念出来给大家听挺,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他说“杀死一个欧洲白人,就等于杀死了一个殖民者和一个被殖民者。”我能体会到他给法隆写序言时的这样一种愤怒,因为左派的暴行(编者注:法国左派人士也经常上街游行,有时会发生失去理性的反抗,这也是暴行的一种),他一直站在弱者的层面,他看不得谁压迫谁。

我在《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导言里面也有提到,就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件进行协商与和谈是否能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大家想过吗?政治层面能够和平解决肯定是个好事情,这是文明人都希望的,通过和谈,没有战争和杀戮。但是在走到和谈判桌之前,我们该如何谈判,谁来制定的标准?[详细]

加缪之后,再无这样的知识分子

赵松: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今天谈论加缪,有一个很最重要的角度,并不是判断加缪是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或者他是不是一个天真的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惊人的勇气,去介入到他身处的现实世界中。尽管他可能是孤军奋战,但他仍像堂吉诃德一样冲过去了,即使没有结果和答案,甚至会牺牲掉自己之前所获得的一切名声、地位,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加缪

他不怕成为主流的反对方,也不怕成为他好友的敌人。我觉得这是加缪非常可贵的品质。尽管他有的候让人觉得太像一个诗人、作家,那么充满激情和热情,那么情绪化,而不像政治家或哲学家那样冷静、敏锐,并且充满严谨逻辑性的(像他的对手萨特那样)发起攻击……

我觉得加缪几乎不可能会采用萨特的那种方式,但是他的那种激情、力量、无畏也是萨特所没有的。而他的这种面对困难和危险勇往直前的决绝劲头非常难得。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是越来越少了,后来人都太现实了。大家更愿意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探讨一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因为参与者的代价太大了,更何况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加缪。他们会担心可能自己还没能行动起来,只是在一个很简单的裂缝里就已牺牲掉自己。[详细]

多种族混杂:现今法国已成种族矛盾现场

赵松:今天谈加缪,我认为比十年、二十年前更有意义。因为在今天,他当时所触及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膨胀了,从一个点扩散到很多个点,从法国、阿尔及利亚扩散到了全球许多地方和角落。当年是争论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要不要独立的问题、阿尔及利亚的法籍人士和本地人能否寻求一种和解共存的可能的问题。而现在法国不仅有好多阿尔及利亚后裔,还有了很多其它阿拉伯移民,变成了一个种族混杂得非常厉害、矛盾越来越复杂的国家。所以法国在不知不觉中已变成种族主义冲突的现场,再也不是一个只需要在外部施加影响力的宗主国式的力量存在了。

而作为一个种族矛盾爆发的现场,现时的法国跟加缪那个时代的发错还是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法国所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在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繁荣期之后,所有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一起爆发,更引爆了这些埋藏了几十年的这些种族问题。其实说到底,这还是人的生存权问题,是不同文明之间究竟是否能够达成和解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巨大、很沉重的问号。[详细]

别一刀切下判断:加缪跳出了非此即彼

赵松: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现代文明,是以西方文明作为样本的。而事实上,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去看看非洲,像刚果(金)这样的一些国家,你会发现他们仍然保持着原初的那种文明模式或者说存在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不一样,跟中国也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要用一种先进或落后去判断他的时候,这其中必然会产生巨大的误解和偏差。就是当一个非洲五六岁的小孩,在地里随便撒了种子,就是完成了我们所说的种地的时候,你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不换上更先进的工具或采取更先进的技术……但他们就习惯于这样的一种方式,收获的粮食就摆在院子里随便一架,也没有仓库的概念,放在那里就开吃,等下雨就烂掉了,然后大家再去吃木薯,他们就很习惯这种方式。中国人去看就觉得完全不可理解,会认为这是文明前的一种状态。但是你能用你的观点证明他们是错的吗?这就很难讲。包括对于利益、价值,包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不同的文明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用一刀切的方式去判断,最终就只能导致全球化的冲突。

像加缪那种跳出了非此即彼模式的人道主义理想和诉求,或许确实有他天真的一面,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站在更长远的时间跨度来看问题。假如我们仅仅局限于当下的思考背景,你有时候所做出的判断,常常有的只是过于感性的,或者说过于此刻的反应,而不是真正的判断。而一旦拉开这个时间跨度,你就会发现,30年、50年之后,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晰了,很多原来大家觉得重要的东西可能会发现根本没那么重要了。这个时候做出的判断又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面向未来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比我们谈论的话题本身要复杂得多,非常的复杂。现在这个世界,可能真的需要更多的加缪式的反抗者。他们不会站队,不会非此即彼,不会非左即右,不要你是对的我就是错的,你往东,我不往西,我可能往南……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合适的选择,同时也允许这样的选择存在,我觉得这样才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达成一种和解。[详细]

大数据时代,人类越来越非人化?

张念:加缪萨特之争的内容以及当时的环境,刚刚我们做了一个说明。整个存在主义哲学是他提出的一种新的关于人的观念。实际上我们发现20世纪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一点一点的走向了一种非人的趋势。当然这个非人是针对启蒙思想家康德他们对于人的定义:人是理性的人。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没看见谁是纯然理性的人,纯然理性的人是很难做到的。纯然理性的人才是启蒙的人,才是不会发生自我招罪引起活该的这样一种状态,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是理性主义的一种批判方法。实际上这个过程在中国,我们也是在一点点地脱离“我自以为我如此的正确”,以及“我是如此的文明”的状态的。理论上讲,“我”以这样大写的Humanism尺度来丈量地球上的一切,那么我们从整个思想史的内部去观察,实际上关于人的观点,是在一步一步在被拆解。




电影《超能陆战队》截图,在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互动、真情之间展开了深层探讨,数据也许也有一天会被赋予感性?

当然这不是说拆解主体性,不是解构主义的这个意思。最终还是说,我们能不能重新去看待自我,这是存在主义哲学要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非人化,或者非人类中心化。这个“非人”是五六十年代的,那时还没有进入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我觉得今天使用键盘、APP,已进入大数据和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会越来越体会到“非人”是什么意思,我们很难靠自由意志去为所欲为。康德说“你应该你就必须”,这就是“我”有一种自由意志,但是好像“我”已无能为力裹挟进去了。[详细]

看看存在主义著作,可让写作起点更高

张念:我觉得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有文学力量的年轻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读读存在主义的相关著作,这是非常也必要的。它会让你的写作就有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关于他人是定义,“他”不是说厌烦他人,而是说你自身的存在是被他者所有的一切所限定的。“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你”是无神论者,“你”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你”的存在是受他人的凝视所塑造的,这是一个实存的现状,这是你的一个处境。

而在这处境之中,回望18世纪的人文主义,到19世纪自由主义的理想,这样的我们觉得好像更贴近的描述是存在主义。我们是被他人的眼光所塑造的,我们变得和人文中心主义理想越来越远,越来越有一点“非人化”的气息。除了政治要解决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外,我们的伦理关系也是如此。[详细]

中国人文教育很失败?我们的信仰在哪

张念:那天吃饭我碰到一个智能科学家,是中山大学的一位科学家,负责整个广东交通网络的大数据的智能信息系统设计。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比我更加激进,他说张老师,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你们人文学教授做了什么工作?家庭伦理和道德概念应该重新改写了,但你们做了什么?吓我一跳,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剩下的任务是你们的任务。我说对,我们人文学院关闭好了。人文院还在教什么?在技术如此激进推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思考更多更大的概念,就是生命的概念。在这样一个技术井喷的背景下,我们要从存在主义出发,从一种对人的“非人”自身怀疑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自己。实际上今天我们当代人所处的处境,存在主义提出的这个问题更加紧迫,更加切身,更加令人忧虑。上次我在复旦做讲座时,AlphaGo把人类打败了,然后就有人抒情,觉得好悲哀,我们为什么被AI击败。我觉得这样一种激情、恐惧和战栗,没准是人特有的。因为AlphaGo这样的机器就是康德讲的纯粹理性,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现代人。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但却没有宗教的世俗社会,我们的恐惧、生死和爱恨等问题该怎么解决?人文教育是失败的,经过系统的人文教育毕业后的我们,还需要去寻找仁波切。(读者笑)我们的哲学教授谁敢像18世纪的伏尔泰那样拍着胸口说,读我的书吧,我让你免于死亡的恐惧,并没有人敢这么说。人文科学被分工了,全都是政府政策咨询,社会学取代了哲学……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是觉得存在主义太好了,存在主义教育就是刚硬的这种气质。就是加缪所说的,基于这样一种责任,我去思考,去探索。对这样一种非人的该死的状况,去面对它。[详细]

国人文学阅读水准常年低于欧美国家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赵松老师。刚刚在整个讲座过程中,您讲到最近一二十年,比之前来说,我们更适合也更应该去读加缪,然后您举的例子包括刚果(金)这样的国家的独立。也就是说,我们如今这个时代读加缪更多看重的是他对民族情绪和新的民族国家形成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我想问的是,除了这方面外,我们今天读加缪,或者重新探讨他的思想,有什么其他思考方向?我发现好像今年加缪的书出的还是蛮多的,有几个出版机构都出了加缪的书。想请教一下,我们读加缪思想的时候,可以读到什么其他方面的教训和思考?《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又能告诉我们什么?非常感谢。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行全民阅读,努力提高读书质量

赵松:今年加缪的书突然出来很多,我觉得可能和版权到期有关。(读者笑)因为这个在中国出版界是一个常规打法,只要版权期到了,不要钱了,大家就拼命出,反正也不用太多的投入。我并不认为这是加缪热潮的兴起。

另外我觉得从加缪这个现象的出现,到将来,他的作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值得去阅读的,并不是说最近更值得阅读。他当年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可能更弥漫开来了,更扩散开来了,更普遍了。我觉得即使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讲,加缪也需要重新去给他更真实的认知。他的作品不多,但无论是《局外人》还是《鼠疫》,单纯从文学文本角度讲,仍然有很大的存在价值和启发作用。

中国人对文学的阅读,长期以来一直比欧美国家的整体水准要低。包括从们对西方经典作品的接受过程和接受的方式,就能看出来只一种比较简单的接受。1980年到2016年,我们对所谓的西方文学经典的接受基本上还是亦步亦趋,要么是文学史上的经典,要么就是诺贝尔奖、布克奖……反正就是这些,只要是拿奖的我们都进,没拿奖的我们就等,一直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接纳状态。[详细]

中国文学缺独家技术,仅模仿西方名家

赵松:为什么在西方的语境下,西方的评论会视中国文学为一种边缘文学?

就是说你的那套方法,在人看来太简单了,或者说不但是早已经有过的,而且你也并没有任何的创新发展。西方人愿意接受拉美文学,把它作为一个边缘文学里的特殊代表,甚至可以成为西方传统可以接纳的一个二线地域,但是中国的文学就不会被他们接纳,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地域文化偏见的问题,也确实还有一个原创性的问题。

我们所谓的原创性,讲起来似乎很微妙,很难说什么是原创。但是可能在技术领域就很清晰了,最核心的东西你做不了(这架飞机你可以做,但是发动机要进口,你就没有核心技术),就是不原创。文学里其实也有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就是你无法模仿的东西,你可以学加缪,“我爸死了,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但是问题在于这只是一种“腔调”,腔调是最容易模仿的,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在最初都是被腔调迷住的。多数人在经历了模仿腔调之后就没自己的调了,但是对于真正的作家而言,其作品中第一句话里,包含他这本书的全部基因。

这个基因就像我们今天谈基因技术一样,我是可以通过一个基因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作家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意识不到这一点,你就只会模仿第一句话,你永远说不出来第二句话。[详细]

键盘侠表态狂流行:实则无个性和自我

赵松:另外,我们今天谈论的这本书所关注的加缪,是一个社会的加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加缪。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面对着某种逼迫,必须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时候,你能否有勇气做出跟他们完全不同的选择?能否承担这个风险,不怕失去你所获得的那些已有的东西?

网络时代,造就了很多键盘侠,有很多表态的高手,或者说表态狂。表态狂就是那些对所有的声音都要做出反应,包括一个蚊子苍蝇飞过也要有反应的人群。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这种表态习惯流行起来之后,消失的其实是个体,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独特的个体,个人不存在了。他们必须群居才能表态,这也就意味着个体是无意义的,在群体中作为个体的你其实是不存在的,你离开这些人就无法独处、无法自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天天趴在网上去表态的根本原因。因为电脑一关掉,他就会立即没有了存在感。



所以我们回到读加缪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你个人的存在感,应该建立在你对自我处境的一种真正深刻的反思上,而不是建立在你对环境的被动反应上。当你对环境的反应过于频繁,过于随时随地过于类型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对个人处境越来越麻木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说网络时代让我们有幸看到了大量的对个人处境麻木不仁,却对环境反应过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每天网络上都会产生海量的无效的垃圾信息,弥漫在我们的朋友圈的缘故……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做出思考与判断,其实很多人只是在被动地做出反应而已,只是对于一个信息做出最本能也最被动的反应,而作为一个个体的判断从根本上讲并没有真正发生过。[详细]

中国人为何总热衷讨论无意义的事

赵松:我觉得今天谈论加缪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点就是说你对自我的处境,不管它有多残酷,都需要去面对并做出反思。尽管每个人的生命有限,总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存在的这个过程是否有价值,就取决于你基于自我处境做出了什么样的反思和行动。

加缪最令人佩服的一点,就在于他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语言上的激烈者,更不是一个只会喊口号的人。他是一个敢于独自冲入陌生人群去进行辩论、探讨问题然后再思考的人,他也敢于寻找一个大家都不一定能认同的点,并以之为自己的立场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孤胆英雄式的人物,也许也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今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大家在探讨问题的时候,会采取双重标准。跟我有关的是一种标准,跟我无关的是另一种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看明白今日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为什么毫无价值的事情大家却在热议不止,而那些应该被注意的事情被忽略了……这种错位其实是一种集体神经错乱的症状,我们这个社会其实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集体神经错乱的状态,大家不能对应该做出反应的东西做出反应,而恰恰是对一些本来可能无需做出反应的事情做出反应。用电脑状态来说,就是很多人都很容易死机,不得不反复重启。

回到我们今天这本书的话题,我觉得这样薄的一本书,把加缪的四个重要的片段重新再去梳理。作者真的是站在一种当代性的角度来看待加缪这个现象的当代性的。他并不说加缪是对或错,也不谈这个问题,他更多还是把话题引到一个他们的原点上,然后再探讨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后来又如何了,我们今天该如何看……这是这本书比较高明的地方,而且作者的写作能力确实非常强,他真的能够把一些过去复杂的事件讲得很清晰,又不啰嗦,还能跟加缪个人的内心状态、思想状态契合到位,我觉得这是很难得。[详细]

张念,女性主义批评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化批评理论。著有《性别政治与国家》《女人的理想国》《持不同性见者》《不咬人的女权主义》。

赵松,1972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空隙》《抚顺故事集》、文学评论集《被夺去了时间的蚂蚁》《无怪不传奇:古代志怪小品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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