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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难题。因此,只有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只有以世界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转型,才能准确认识到中国未来的道路。

  《看中国》是《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2009年以来对国际权威、有影响力的人士的采访。其中有世界知名政治家、经济学家,还有众多著名思想家。这些人士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中国的现状,对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民生、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并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

搜狐读书会

  2015年12月13日下午,由中信出版社和搜狐读书合办的“怎样才能读懂中国暨《看中国》新书分享会”在彼岸书店举办。作者马国川、著名法学家高全喜、独立知识分子荣剑、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就如何读懂中国展开精彩对话。

整个世界热议中国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刘苏里: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彼岸书店,我不知道你们几位是第几次来,我是第一次来。很漂亮的书店,谢谢提供这么一个好的场地,也谢谢中信出版社出版国川的这本书。

国川的这本书《看中国》应该是第三本了,当然这里边不仅是看中国,也有周边的关系,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人看中国。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大的话题,但是特别是最近两到三年,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这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我们保守一点说,只能是中性的在看。所谓中性是我们无法判断这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坏事情。




刘苏里

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大概是在三年前,有一个国外的官员,日本外务省的官员,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说最近各国使团密集访问日本,包括很多非洲国家的高级代表团访问日本,但他们来不是只有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向我们咨询他们怎么看中国,就是日本人怎么看中国。因为他们认为比较了解中国的是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他跟我讲,实际上中国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

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你不清楚,我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清楚。或者说解释起来非常的困难,今天的解释可能不适用于明天发生的事情,这里面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没有规律可循的状况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想世间没有完全无迹可循的事情,像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完全无厘头的事物。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眼睛,因此每个人就有不同的视野。当所有的眼睛假使在某一个场合能够聚集的话,比如就有十几双眼睛在《看中国》这本书当中聚集了,有不同的视野,我们可能就会从这些哪怕是纷繁复杂的看法当中寻到某些迹象,或者能够碰撞出某一些共识。对于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能看出某种趋势来。

两位嘉宾,全喜至少有七到八年以上的时间,密集地研究和观测中国和以外的关系,那免不了要观察我们的内部,否则作为一个实体,就是和外国的关系这件事情,就有点空对空。

荣剑先生说起来是做生意,但是我相信他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首先是观察我们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大堆事情的现象和迹象、趋势,同时他也撰写了大量的观察报告,最著名的是在重庆事件前后,他连续发表了前瞻性、总结性的文章,在整个业内影响非常之大。[详细]

中国有两个谜团 破解是在为未来寻路

马国川:谢谢苏里老师,也谢谢高教授和荣剑老师,感谢搜狐读书、中信出版社、彼岸书店,还有今天来的诸位朋友。

刚才苏里老师总结得非常好,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这些年一直萦绕于心的有一系列疑问,自己觉得没有答案。包括今天的题目,“怎样看懂中国”,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是一个疑问句,后面是打个大大的问号的。我感觉看不懂中国,看不懂我们周围发生的世界。

我个人认为,中国有两个谜团:

第一个,我把它叫做“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这30多年以来,这么落后的一个国家,怎么就能保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如果今年GDP增长达到7%的话,从1978年以来这37年中国平均增长是9.6%强,接近10%。这么多年,有那多人都在说中国经济不行了。2008年说不行了,2012年说不行了,但是最后也没有出大事。这是一个疑问,“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第二个谜,我把它叫做“中国改革之谜”。中国改革要改什么?就是要改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从1956年算起,到1978年搞改革开放,满打满算22年,还不算中间“文革”十年的折腾和破坏。可是我们改革改了多少年呢?从1978年到现在,改了37年,将近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间的一倍。建立新体制花了22年,现在改了37年,而且现在好像还是远远看不到头。这个现象非常奇怪。




马国川

但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包括通过这本书的对话,对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我觉得有了答案。在横向世界的比较中,我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什么了不起。仅仅从亚洲来看,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四小龙也好,都基本上经历了这么一个时段的高速增长,然后下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也明显下来了。中国2007年增长是14.6%,今年如果是7%的话,七八年的时间已经掉了一半。而且现在看,恐怕再也回不到那么高增长了,能够稳定在7%、6%就很不容易了。现在政府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它托在这个位置上,现在能不能托住很难说。总之,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

在世界比较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不存在的。我特别相信周有光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没有什么中国奇迹,只有常规。只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接受普世的经济规律、经济准则,融入世界的经济汪洋大海中去,就能够高增长。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解决了。[详细]

中国历史三次社会转型 这次任务最繁杂

荣剑:孙立平教授说过,改革的历史的使命可能已经终结了,应该以“转型”来取代“改革”的概念。从我的观念来看,社会的转型一直是我关心的大问题。我原来研究的就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发展。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大概有三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殷周之变”,第二次是“周秦之变”,持续了大概三百到五百年的时间,直到秦帝国结束了西周体制。现在出现了第三次社会转型,从帝制时代转向民主制。第三次转型的任务极其繁杂,包括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原来我们所实行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高度集权体制转向现代民主包容体制。这么巨大的转型工程,改革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要么是非常小,要么是非常大。




荣剑

我们在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国家提出的改革,为什么我们30多年的时间,还没有解决20多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面临解决的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是整个大社会形态的转型。

我在秦晖的书的研讨里面提出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时间性的问题,走出帝制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这个社会的转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就是在历史上看,商周之变转型时间很短。周秦之变大概持续了三五百年的时间,从春秋开始算,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大的转型,这个转型就是底层的资源、底层的阶层起来了,带起了贵族。到了周秦之变以后,这种帝制建立以后,底层资源往上走的时候,刘邦代表的屠夫,社会最草根的阶层,一直到能当皇上,这么大的转型。这个社会的变动、变化在当时来看也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大概三到五百年的时间,才奠定了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帝制。[详细]

普遍的不确定性使社会进程面临深刻危机

高全喜:刚才荣剑谈的是大尺度,看我们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上述所谈各有其道理,而且这方面的论述也不新鲜,相关的论述也很多。

我倒是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读国川的这本书,有一个感觉,国川采访了众多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各个领域的人都有,他们都是一些有深刻认识的人士,对于中国从不同的视角回答了你的提问,很精彩。不过,我当时阅读的感觉,不知为什么脑子里一下子跳出了读《联邦党人文集》开篇的那句名言: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我感觉美国的建国历史以及美国社会的演进,证明了他们美国人民能够很好地处理理性与机运、自由与强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刚才诸位围绕着国川的《看中国》所讨论的经济奇迹、改革吊诡、社会转型、走出帝制等问题,如果追究其背后的深层缘由,也都涉及一个美国联邦党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面对社会大变革之际的中国人,如何处理我们的理性选择与历史机运、政治强力与自由开放的问题,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中国人究竟应该怎么做。




高全喜

尤其是刚才苏里的主持发言中,谈到一个重要的词汇,他说,现在大家的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普遍的不确定性”,我非常赞同这一概括。我觉得这种弥漫在社会中的深深的不确定性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这种感觉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进程面临某种深刻的危机。我们知道,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机制,看上去它们都在按照自己的目标来设定行动的议题,并付诸努力,大到各种中国议题、社会规划,小到个人生活理财,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中国社会又都处于空前巨大的系统性的失序状态,任何事情似乎都不是按照原先的预期来达成相关的结果,而且普遍性的不确定,这里有偶然性,或天意、天命什么的,但我称之为机运可能更为恰当。人世间的事务总有一些是有机运的,很多事情成于此也败于此。

中国的改革进程这么多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甚至越来越艰难。我觉得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改革是由多种力量纠结而成的,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在逐渐退缩,市场经济的份额在扩展,但是,经济只是社会的一个层面,转型社会中除了经济发展这一块,还有政治秩序这一块,政治秩序这些年来走的是与市场经济相反的道路,呈现出一个全面收紧的事态。这是一个扭结的逻辑。[详细]

时间窗口只是一个视角 最大变量不确定

高全喜:当然,这里面有理性的选择,还有某种机运或偶然性。从这个视角来看,我感觉有三个时间段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实际上都处在中国与世界交接的关键时间点上。前面我说到两种力量的焦灼,说起来,这两种力量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仅仅来自于中国自身,而是在中国与世界接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两种力量。

第一个时期是中华民国初建的关键时期,大家都知道的,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但作为一个现代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初建起来,其实来自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由于国际列强所组成的公使团的担保,使得革命派与改革派以及清王朝等达成的契约发生了效力,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经过革命转变为一个现代形式上的共和国。可见,中国在这个时期就已经进入到中国与世界的广泛的交往过程中,虽然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第二个时期是1946年前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逐鹿中原,其前提是有一个二战之后所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没有这个体系的制约,国共内战的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其中美国、苏联在中国的如何介入和介入的深度等等,都与当时的世界格局有关,第二个现代中国的建立,脱离不了雅尔塔体系以及世界大格局对中国命运的制约。由此我们看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建立与运行固然有内在的动力机制,但都离不开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性的联系。

第三个时期就是当今的中国或处于进行时的中国现时代。当今中国社会的两种或多种力量的焦灼与对峙,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领导体制所能主导的,而是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我不认为它们形成了某种合力,合力是有目标、有目的性的,中国的现状不是如此,没有上下互动、左右互动,而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才是最大的变量。[详细]

没有单纯的中国问题 我们和世界紧密相连

刘苏里:全喜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似乎是在时间纬度上展开的看法。所谓现在中国问题,当我们和这个世界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这种联系性质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在1949年之前也好,2011年之前也好,我们在讲跟世界是联系的,在蒙古帝国驰骋整个欧亚大陆更早的时间以前,是第一波浪潮。不管是更早的张骞出使西域的两千年前,还是蒙古帝国的崛起,还是一战以后的所谓现代化的浪潮,恐怕都没有办法跟最近的三十多年全球化相比,与其说把中国卷到这里也好,我们跟它迎面相撞也好,总之我们是通过三十几年前启动的改革,和这个进程紧密的契合进去,这是之前没法比的。因此这里面产生的问题,认识的纬度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我说没有单纯的中国问题,换句话说,世界的问题也将是中国的问题,怎么讲呢?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全球很多地方产生的问题,包括全球当中产生的经济问题,具体某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比如南非,那跟我们遥远到我们要坐十几、二十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他们现在的经济问题直接和我们有关系。美国今年的经济问题,和我们的经济成长也是直接相关。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上来,我希望国川你回应一下,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关于中国成长过程当中,外部世界的人所感受到的这种成长对于他们造成的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有压力,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为采访过程当中,也有我们自己的学者、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我们自己的观察人员,怎么看这样一股潮流。我希望你结合着他们两位刚才从不同的角度做的解读。[详细]

国际人士看中国有不同视角 引进价值纬度

马国川:谢谢刘老师。荣剑老师和高老师实际上给我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对这个问题更感到迷茫,同时好像又向问题的核心推进了一步。

我非常赞同刘老师的判断: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我举个小例子。11月初我去多哈参加“世界教育创新大会”,当地人安排我们去当地阿拉伯人家里面做客,客厅的灯是made in China,电视是创维的,地毯是浙江的,许多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已经深深卷入经济全球化。

对于刘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接触的这些国际人士对中国的看法,从认知上、从感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

第一,他们也觉得非常奇怪,不断问我why,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中国发展的轨迹是什么,方向在哪里?他们也搞不清楚。其实采访过程也是大家不断地互相提问的过程。当然,从我来说,总是愿意对方给出一个确切的看法。

第二,这些人士的视野是很开阔的,远远超过我采访和我接触到的很多国人的视野。比如说,我采访的波兰原副总理巴尔采诺维奇,他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的认识,比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清楚得多。他说,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是赋予了民营经济空间,假如有一天把国有企业都改造完了,中国经济会有更好的发展。

第三,这些人士在问题的评价角度上,比我们多了一个视角,加入了价值观的判断,或者说,他们以普世价值的标准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这点给我感触非常深

刘苏里:最后这句话挺关键的,其实当引进价值纬度的时候,再来评价经济增长的建设,也需要讨论讨论,才有意义。 [详细]

复杂性概念很暧昧 中国能因此而例外?

刘苏里:谢谢荣剑。发言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复杂性”,这个词我个人觉得非常暧昧,为什么暧昧呢?因为有一批人,我不管他持什么立场,在解释中国问题,需要一点耐心的时候,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他经常会用“中国问题复杂呀”,以这个为理由。同时从复杂性的概念当中又生发出一个词,就是例外论的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例外?复杂性+例外,我们讨论过很长时间这个问题。

荣剑:为什么讲例外论呢?这个话我在很多场合讲过,在国内讲过,在纽约也讲过。我说现在这个情况,这样的体制,如果再挺30年、50年,仍然能保持这么快速的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把问题消化掉。要消化的主要问题,第一是环境问题,第二是公平问题,如果把这两个问题都消化掉的时候,可能这个体制还不发生转型。会不会它就是一个例外,就是一个全世界的例外,没法比较的一个模式。我是这样考虑的。

高全喜:大家都谈到复杂性,我刚才的发言中也谈到了机运。确实,现在很多人是拿所谓复杂性说事,把它作为一个遁词,什么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问题,很复杂,很难办,等等。但我要说的是,中国问题实际上并不复杂。或许从经济上来说,经济增长的升降起伏,经济周期的跌宕不定,尤其是超大规模国家,在理论上予以研究或给出一个答案,确实是困难的。但这些均属于理论与学术问题,可以说,任何一个事务都是复杂的,比如这个茶杯,你要研究清楚它的原理,也是极其复杂的,关于波粒二象性问题,能得诺贝尔奖。

但中国问题说白了也不复杂,最简单的一个常识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其运行需要依据一些基本的规则。对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我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很简单的。福山指出了三个重要的指标:国家能力、法治、问责制,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排序应该倒过来说,就是问责制、法治、国家能力。责任是一个行政法的问题,法治说到底是一个宪法问题,至于国家能力,则涉及政治社会学问题。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之比较来说,实际上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行政问题,也不是政治社会学问题,而是宪法问题,即法治问题。应该指出,中国的行政水准一直是较高的,但它有阴阳两面性,说强是非常强,说弱也是非常弱,为什么?症结不在行政本身,而在宪法是否实施。假如中国当今的宪法,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宪法,真正得以实施的话,那么前述的那种普遍的不确定性感就不存在了,它就给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制度支撑。 [详细]

当下缺少安全感与明规则 依宪治国是根本

高全喜:所谓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大概最主要的是来自它的不确定性,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整个社会赖以依托的制度基础在哪里?现在的制度基础我们是看不到的,是一个潜规则。假如是一个明规则,或宪法得到有效的实施,人们对于这个制度以及规则就有信心了。在此,我不说是要有一个优良的宪法体制,哪怕就是现行的宪法制度,如果真正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有司法救济,中国的问题就不再像现在这样叠床架屋式的复杂。中国的行政能力或国家能力这些年来得到很大的加强,但是行政或国家的力量是中性的,或是工具性的,要受制于于宪法的约束。如果宪法指向好,行政国家的能力就是一个正能量,类似于20世纪初叶德国的行政法治国,但如果宪法指向不好,从那里也可以产生德国那样的极权主义。所以,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法治问题或宪法问题,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复杂的。

任何一个在中国有生活经验的人,我说的是一般的生活经验,不必非要懂得法律,研究法律,无论你是在政府机关里当官,亿万富翁,还是在公司当职员,或者是一个平民百姓,都会有一个最为基本的诉求,那就是最好能有一套让大家放心的法律规则,在真正的发挥着作用,它们既约束我又保障我。这样一来,每个人的行为处事,乃至每天的人伦日用就都是有谱的。大家之所以现在没有谱,就在于谁也不知道那个约束我又保障我的东西究竟在哪里,究竟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根本找不到这个平衡点。我觉得,法律并不只是要约束人或者要保障人,大家一谈法律似乎感觉它们要么是保障人,要么是惩罚人。其实这两种单方面的看法都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法律的核心问题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可以托付给它,它既要约束你,也可以保护你。这个平衡点就是法治的中心。 [详细]

偶然性确实有时决定历史演变的转向

提问:谢谢四位老师。刚才高老师讲到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具体的偶然因素,比如历史上的西安事变,比如中美的外交谈判,比如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在我们分析历史的大趋势时,它们起着什么作用,是否可以用天意来解释?

高全喜:这确实是历史哲学的重大问题。确实是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机械物,人是有激情和理性的,人的行为肯定有测不准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一些特别的非常时期,比如立宪时期,或者重大的政治与经济的决策时期,偶然性确实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决定了历史演变的转向。历史上的这种事情比比皆是。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并不构成对立的两极,因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的某种积极的行为形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划分在哲学上对于事物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适合于用在人类历史社会,因为人类历史没有绝对的必然性,但也不是完全的偶然性,而是理性选择与历史机运的某种结合促成的。固然,你说的那些人和事,有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人类历史中的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表现方式或者一种特殊情况。人类历史不是这样的,不能用偶然性或必然性来划分,人类历史总是在人的激情和理性的选择过程中一路走下来的,其中,人类理性的主动性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更为重要和关键。 [详细]

对已有事情的判断可能包含对未来的看法

提问:我来自浙江,我业余时间也是研究民主30年了。今天非常恭喜马老师这本书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拓展《看中国》视野的很好的精神食粮。我的问题是向荣剑先生提出来的,因为我研究民主,您也研究民主。关于中国民主化或者政治体制的转型,您认为应该在不远的时候能够完成吗?

荣剑:老实说,我们不做预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判断,对明天发生什么不做预言。

所有的国家,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已经确定了。中国从哪里来是清楚的,但是往哪里去,不清楚。我们现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判断,可能已经包含了我们对未来的看法。现在我们所谓预言看到这些情况,我讲到秦晖帝制转型,讲了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时间性,政治的大的转型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从长的角度来讲是300年,短的大概是10年,10年不解决问题,刘苏里还年轻一点,还可以干,像我们都退休了。

第二个概念是逻辑性。对历史的逻辑很清楚,但是对这30年发展的逻辑不清楚,看不明白,就像经济发展的巨大的动力、效果,不光是本国人看不明白,外国人也看不明白。

第三个概念就是偶然性。这个社会的发展,在我们失去了对所有理论工具的时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性的变化,可能就是老高讲的天命的问题。马老师的书里提供了大量的知识,你可以作为参考。我们是从80年代过来的,像科尔奈等这些人讲的,讲百姓经济学,如果不看他的书,就不知道。他最新的书很有意思,讲社会主义体制。 [详细]

高速增长时代已过 依赖外贸拉动不大可能

提问:我想请问马国川老师,尤努斯在中国也开展的小额信贷帮扶计划,能否帮我们回顾一下,他开展的小额信贷计划,给帮扶对象的利率,和我国现行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的利差大概是多少?

马国川: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我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些朋友来了解这个情况。

提问:是否也体现了利他性?

马国川:在这点上大家有误解。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利率很高,比银行利率高。很多老百姓尤其是穷人,其实没有权利和机会获得银行贷款,如果要获得贷款,就要附加很多额外成本。比如我们的小企业去银行贷款很难,还要花钱送礼,加在一起,实际利息远高于表面的利息。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利息看起来比银行贷款高些,但实际成本还是低一些。

其次,小额贷款的对象是最需要钱的一批人,只要能获得这笔钱,回报是很高的。尤努斯面向最穷的那批人,例如,他们养羊,养大了卖掉,挣的钱完全足以支付利息。

提问:我想问马老师一个问题,2015年之后,从宏观的经济形势到外贸经济形势,从数值上说都没有前两年那么好看,是处于平稳增长或者下降的趋势,马老师对待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另外您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外贸稳定增长这块,有哪些好的建议?

马国川:我个人认为,中国这辆火车已经跑了30多年了,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了,不大可能再持续下去了。37年里都是速度9%的增长,20年为一世,37年这接近两代人的时间。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未来5年还能7%甚至6.5%的话,整整40年还是平均9.5%左右,非常高。

目前中国经济的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说它是断崖式下降。2007年是14.6%,今年7%,掉了一半。这绝对不是短期波动,而是长期趋势。不可能重整旗鼓,过几年又冲到8%、10%。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原来的增长模式是高投入,以环境为代价,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代价,这已经不可持续了,雾霾这么严重,怎么还可能这么发展下去呢。 [详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搞不好就是一地鸡毛

提问:我想问一下马老师,作为一个媒体人您怎么定义即将到来的2016年?在这一年您会关注哪些主要的话题和做哪些系列的访谈呢?

马国川:2016年很难说,昨天中信搞了线上年会“展望2016”,让我展望,我的题目是“未来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能不能真正的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徐明猝死这种事少一点。就像高老师说的,给我们一个平衡点,让我们找到确定性。

具体说到2016年,我自己主要还是做宏观经济报道,对时政的关注不是太多。我主要还是关注中国经济大走势。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你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怎么看,我说搞得好还行,搞不好就是一地鸡毛。因为创业、创新都是少数人的事,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创业,我也没想到我有可能创新。因为创业、创新是高收益、高风险的事,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刘苏里:关键对环境要求挺高,你有那个环境吗,有那个土壤吗?

马国川:对,政府一说创业创新,就出台大量的政策等等。我担心,不要就像前几年搞光伏,哗一下就上去了,政府投了那么多钱,结果一地鸡毛。创新也是这样,政府做的事是要把环境做好,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法治的环境。

我还是愿意看中长期趋势,比如我愿意看到2020年、2022年。就像荣剑老师说的,有一个时间窗口,我愿意看这个时间窗口之前,中国可能会发生什么。[详细]

放宽视野 别被民族主义狂妄心态所俘虏

马国川:首先感谢刘老师,刚才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我非常受感动。确实,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么一件事,也有很多遗憾。

今天下午我很感动,这么多朋友一直在这里听,而且提了很多非常好的问题。荣老师和高老师都是我非常敬佩的老师,他们很多文章我都不断在读、在看、在学习,他们今天也提出了几个问题。比如荣剑老师刚才提到的福山。我认为福山变了,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我这本书里收录了一篇文章《求解福山之问》,我认为福山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思想家的洞见,比如他对中国坏皇帝问题的评论,就非常有见地。

高老师刚才说,中国自己怎么定位并不重要,在今天中国已经深刻融入到世界进程中,中国的角色是由他者来定位的,是由世界的结构来确定的。其实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周有光先生的一句话,“不要站在中国看世界,而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周先生现在已经110岁了,还健在,他以自己一百多年的人生阅历总结的话,非常深刻。我希望,大家超脱我们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的束缚,尽可能放宽我们的视野,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上,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来审视我们自身,不要被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狂妄心态所俘虏。[详细]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执行主编,《看中国》作者。

高全喜:著名法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荣剑:著名独立知识分子、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董事长。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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