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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妮与“没眼人”在路上

亚妮谈“没眼人”:媒体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也”杀”了他们

前言 从抗战年代开始,由盲艺人组成的队伍在太行山内翻山卖唱,帮八路军传情报、探军情,战争胜利了他们还是卖唱,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但附近的老百姓记得,听他们唱歌,给他们“派饭”,称之为发“皇粮”,七十年过去仍旧如此。

    如今的这支队伍由11个盲艺人组成,每个人的生命打开都像一部电影,而跟拍了他们十余年的作者亚妮说,随着关注度提升和社会的介入,严格意义上的“没眼人”群体已经消亡……

十年采风细雨润物:"没眼人"的故事不能标签化概括

打日本人就要吃“皇粮”?那皇粮不要堆成山了!

搜狐读书:从你2002年开始接触没眼人队伍,到今天已经有十几年了,作为一个媒体人,面对这样的故事,产生兴趣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要坚持这么久,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亚妮:其实这是个过程,你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想到它会延续十年。

我毕竟是个媒体人,也是浙江卫视的制片人、导演,我需要收视率。刚发现这个群体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一种职业敏感。

此外就是他们演唱时的那种状态,所表现出的艺术的这种璀璨、亮堂,跟他们身体所拥有的残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觉得这里面一定会有故事。

所以我就去做了,但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慢慢被他们影响,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像细雨润物。

可能在我们很多城里人、有眼人看来很大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生活就这么简单。就像前段时间有人问我,你写没眼人为抗战做过那么多贡献,政府为什么不救助他们、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们,但这些人会说:“哎呀,亚妮老师你不知道,打仗的时候俺山里面的老乡,人人都为八路军做事,打日本人嘛,咋做点事还要钱呢?”

我告诉他们,老百姓都说你们应该吃“皇粮”呢,他们就说,“啥皇粮啊?我们老百姓都为八路军做过事,难道人人都吃皇粮吗?那皇粮还不堆成山了?”

他给你回答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实,他们觉得这些很正常,是应该做的事。现代很多人会考虑到报酬、性价比等等,山里人可能连这些词都没听说过。

所以当我拍第一个片子时,我还总想去拎出一些高大上的东西,但慢慢你会发现,这个群体给予我们的启发可能是一种哲学性的东西,比如说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他们不觉得是贡献,而认为是本分,他们保全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州小调的一个支流,你觉得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觉得这就是我用来卖唱换饭吃的本事。

搜狐读书:反而是我们把这些事情标签化了?

亚妮:对,标签化。他们身上的那种东西,是不能用简单的标签来概括的,他是一个复合体。

中国的纪录片市场不成熟,靠纪录片卖不了钱

我想把它留下来,哪怕就当是为我自己买了个古董行不行……我知道这种想法很阿Q,但事实上现在的市场确实非常直接,非常残忍……

搜狐读书:你最开始是打算按照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当地人的生活的,为什么后来变成找演员拍电影的形式了呢?

亚妮:这是基于两种考虑,一种是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片市场不成熟,大家还不太愿意看纪录片。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想换一种方式去呈现它。

当然,我也想通过这个片子赚回来一点钱,我想做一个电影赚钱,然后用这些钱去养我的纪录片,因为后面没眼人还会有两个纪录片,一个叫《活着》,是讲喇叭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故事叫《死去》,是讲肉三和他们六个盲人与姐姐之间的故事。

这两个纪录片的后期都需要钱,因为我是做媒体的很清楚,中国的纪录片是卖不了钱的,那我要完成这个片子,钱从哪里来呢?你希望是通过这个电影去筹一些资金,但现在看来,事实上我是太天真了,想卖了电影去做纪录片,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卖电影首先要投入。

所以每当我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只能停下来,一停就好几年,再去找钱。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在体制内时间太久了,不太了解市场。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大学本科就学纪录片的,你要拍一个人的命运,生、爱、恨、死,这些过程是要有的,尤其还是一个群体,要怎么来记录他们呢?

我就想,能不能用他们真实的故事,用故事里真实的人来演一个电影,当然,他小时候肯定要找演员,已经死去的人要用演员,但是其他的尽量多的用真人去演。

搜狐读书:说是劣势其实要看怎么理解,因为现在的影视市场,其实很难做到这么长时间的采风和停滞,它要配合市场运作的,类似你这种深入一个地方,跟拍十年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市场不允许。

亚妮:对,所以这可以算是我的优势吧。我经常开玩笑说,起码有一份工作养着我,让我有最起码的温饱,对吧?然后我才可以不断的去今年拍一点,明年拍一点,当然这中间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如果我有钱,一下子把团队砸下去,把内容都拍完,可能这个东西早就发行了,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可能是诸多的原因造成了这十年。

我中间确确实实有一段时间是想彻底放弃了,但是也在不断的被这些没眼人所感动。这些没眼人,这么好的故事,要把他们放弃掉,我会觉得很可惜,我想把它留下来,哪怕就当是为我自己买了个古董行不行?我把这些记录放在那儿,多少年后拿出来自己欣赏行不行?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想法很阿Q,但事实上现在的市场也确实是非常直接,非常残忍。

媒体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杀”了很多人

他们以前那种对着天高歌的气势没有了,反而都很拘谨、很有分寸的唱着歌说着话。来自土地、来自天、来自地、来自生命深处的、灵魂深处的东西,不存在了。

搜狐读书:你在书的开篇讲述了石占明的故事,从普通的羊倌,到获得“歌王奖”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原有的那种淳朴简单也随之消失了。

那么你对“没眼人”群体进行了十年的跟拍,去记录他们的生活,会不会担心社会的关注和介入会改变他们,甚至让这个群体彻底消失呢?

亚妮:其实不是不用担心,因为严格来说,它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已经消失了。

媒体是把双刃剑,你也知道,我做了将近三十多年的媒体,曾经让多少人改变了命运,但我们又“杀”了多少人,这个杀是打引号的,就是说,让很多人淹没在后来媒体创作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没眼人”,他们现在有了廉租房,有了低保,能吃上饭,也有了专门伺候他们的人,他们现在不用走山,有汽车接送,甚至有的人已经有了高血压、有了糖尿病,这些都是所谓的富贵病,他们现在出去唱歌没有了背铺盖这一说了。

2013年还是14年的时候,他们的新团部造好,全国去了上百家媒体,县委书记亲自过来讲话,“没眼人”们在那个舞台上站了一排,都穿着崭新的演出服,脸上带着僵硬的笑,说着客套话,唱歌的感觉完全变了,胡琴都不敢满弓地去拉。他们以前那种对着天高歌的气势没有了,反而都很拘谨、很有分寸的唱着歌说着话。来自土地、来自天、来自地、来自生命深处的、灵魂深处的东西,不存在了。

“没眼人”群体已消亡:社会介入的必经之痛?

就像“没眼人”说的:“生着唱、死了埋”,把生命的这个过程看得很客观。

但是,你希望他们为了保存着我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状态,永远在那里要饭、走山、卖唱吗?他们需要生活、他们需要好日子,看到他们的好日子我也跟着高兴。

当然,当因为媒体的关注而抹煞了他们的质感的时候,这个群体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很心疼,但没有办法,事实上,这就像中国的大环境、世界的大环境一样,文明前进是需要代价的,就像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样,没有办法,你要付出,因为你要过好日子,就这么简单。

搜狐读书:你接触“没眼人”群体这么多年,他们对你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

亚妮:应该说,是他们创造了我的平和心态,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点击很高的报道,写我的故事,用的题目是:“浙江卫视女主持人突然失踪十年,卖房、欠了一身的债”也没说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但点击量就很高,昨天上午十点钟到晚上已经有30多万。

因为我自己是做媒体的,所以非常讨厌炒作,不喜欢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因为纷纷扬扬它会有很多负面东西产生。

对于这些事,我现在已经很平和了,我觉得这只是做一件事情而已,就像“没眼人”说的:“生着唱、死了埋”,把生命的这个过程看得很客观。

如何区分纪实弱势群体与消费苦难?

我有时会想,你要反应他们真实的生活,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苦难在里面,虽然他不觉得自己苦难,但我们看了,会觉得苦难……

搜狐读书:除了对“没眼人”自身生存状态的影响,当你选择用纪录片和电影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生活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外界的质疑,比如会有人提出,这种对整个人生故事的揭露,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

亚妮:这件事其实不是你一个人问过,我自己也常常问自己。我有时会想,你要反应他们真实的生活,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苦难在里面,虽然他们可能觉得,有饭吃、有炕躺、有保儿娘能睡,他们就觉得这世界一片阳光,这么好的日子,还有什么乞求呢?有一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亚妮老师我们走了一天没吃上饭。我说怎么会没吃上饭呢,你们不是可以吃派饭的嘛?

因为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没眼人”帮八路军做事打日本人,当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没眼人”到了村庄上,当地人是免费供他们吃住的,就叫“派饭”,抗战胜利到现在几十年,一直都是如此。

他们就说:“哎呀,现在小村长是新来的,可能不太了解战争年代的事情,不尿这一套了!”我很担心,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坐到热炕上、把面疙瘩端上来、热乎乎的。大家都高兴着、笑着,完全没有愁苦,有的村“不尿这一套”,那很正常,他们很理解,“总有一个村长尿我们这一套嘛”。

包括在肉三(“没眼人”之一)的葬礼上,他们其他兄弟一个个都说,你看肉三死得多风光,有亚妮老师在,咱们赶紧死,然后也挂什么亮眼灯。

他不觉得自己苦难,但我们看了,会觉得苦难。这种苦难,我以后要在片子里怎么呈现,如果呈现不好,人家就会觉得你是在消费苦难,你在享受别人的苦难,或者说把人家的苦难作为你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很纠结,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事实上我比你们还担心,被误解为我在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完成自己所谓的作品,这是很忌讳的,我只想把他们很光明的东西,他们的这种快乐和幸福,让现代人去感受、反思一下,让我们回归到一种很轻松的状态,这种平和快乐,其实是我们生命中很珍贵的东西,但你现在真的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有太多的事情要焦虑。

民俗与迷信一纸之隔 要有别于政府需要

民俗是一直来自土地的一种东西,它与政府需要的东西是两码事,你可以让他们去唱政治需要的东西,但不要一棍子打死……

搜狐读书:你刚刚说“没眼人”的群体已经消失了,那他们的歌和技艺要怎样传承下去呢?在帮助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最大限度的保留他们原生态的那种东西?

亚妮:其实现在有一点是需要去探讨的,现在很多县规定,不能唱黄色歌曲,但这种民俗和迷信之间经常是一纸之隔,很多的民俗都是带着迷信色彩、或所谓的黄色色彩,比如说《大公鸡》唱一个十八岁的闺女,那里面就有调情或很暧昧的东西,但山里人哈哈一乐就过去了。现在这些东西都不能唱了,不能唱怎么办呢?

老歌不能唱那么就填词变新歌。

我第一次到那儿,听到的歌就是“县委书记下乡来,就是好、就是好!”,我说:屎蛋叔(“没眼人”之一),你换一首吧?他说好,然后给我唱了个“计划生育就是好,乡里乡外掀起结扎潮”,最后一群人在后面唱:扎扎扎!他就用这样那么柔情、古老的小调唱这个,这是多恐怖的一句话,原本山歌的质感没有了。

大量的老歌不允许唱,新词填进来,新词就是应景应时,比如去唱现在的新农村政策,这都是没问题的、应该去唱,但到现在,还在唱“扎扎扎”,那这个东西就很恐怖了。更糟糕的是,慢慢的新的盲艺人进来,就会接触不到老歌。

田青是非物质文化中心的主任,他很同意我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民俗是一直来自土地的一种东西,它与政府需要的东西是两码事,你可以让他们去唱政治需要的东西,是“扎扎扎”或者“县委书记下乡来”都可以,但也要让他们保留住原生的东西,让它在传承的时候不要去传承扎扎扎,而是去传承老歌。

当然你可以把那歌词稍微改得好一点,但不要一棍子打死。所以我经常说,有钱一定要拍马上去拍,我就怕这批老人死了,人死歌也带走了,这么好的歌埋进土里多么可惜,我把它留下来,当有一天人们想回到这个年代的时候,他能听到这些歌,我这里就有,我觉得对我的职业也是一个交代,我工作了这一辈子,能留下一点东西,这是很值得的,仅此而已。

特别鸣谢:中信出版社 相关图书:《没眼人》 作者: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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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撰稿:李倩
  • 特别鸣谢:中信出版社
  • 相关图书:《没眼人》
  • 作 者: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