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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五四运动、了解近代中国,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避免了宽泛的宏大叙述,而是着眼回归事件现场,考证每一个细节,苦心孤诣还原历史真实。这是一部研究“五四”而不仅仅停留在“五四”的著作。除运动本身,作者还挖掘了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青年知识分子凭借一己情怀与抱负,身陷救亡与启蒙的纠缠,自由、民主、科学之风,使旧制度、旧伦理、旧文化摇摇欲坠。知识界的震荡,,唤醒了古老的沉睡国度,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失败,却赢得了公众与社会的新生……[阅读《五四运动史》]

搜狐读书会

  2016年5月,由后浪出版公司、搜狐读书联合主办的“五四运动中的多张面孔”读书会在彼岸书店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刘文楠,搜狐文化宋晨希共同回忆并畅聊五四运动中被人们忽略、遗忘的真实历史细节,还原1919年初夏前后世界环境,共同探讨东西方文明碰撞后带来的火花,中国的思想启蒙与现代化等。

无论国共的骨干,都是从“五四”中出身

宋晨希:这次图书会的主题是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此书完成于60年代,是本足以传世的经典,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反思近百年来我们对于五四运动林林总总叙述的得与失。

刘文楠:是这样的,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于九十年代末,那时候我刚读大学,正是拼命读书的年纪,所以对这本书已经不是很有印象。细读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有一个研究生的课程是要读整个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这时跟着老师一起才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程度。原来在北美学术界乃至整个英语世界对于“五四”的叙述,这本书基本上把基调定下来了,亦即把五四看作一次思想革命。国内讲“五四”,强调的爱国等等,这些他都提到了,并且要更全面。这点跟国内党史叙述的格局不太一样。

这本书,叶文心老师讲,是本百科全书,几乎关于“五四”的一切都讲到了。周先生这个人也很有趣。他四十年代初年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随即进入政界。开始在重庆市政府,最后甚至进了国民政府的侍从室帮蒋介石写文章和思想文案。但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爱国青年,根本受不了国民党的腐败,跟黄仁宇多多少少有点像。于是他就去了密歇根大学跟一位国际政治专业的老师念书,所以这本博士论文实际上是在政治学领域的著作。




周纵策先生与夫人

“五四”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其实也就是三十多年,这本书又是作为国际政治的著作来写的,带有极强的当代关怀。所以他会不断地写到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骨干都是从“五四”中出身,但二十年代初分道扬镳,互相说“我们战场上见”。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的深刻。[详细]

与课本不同: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到1949

所以我认为周先生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是在想中国是怎么会走到国共内战这一步的,以及最后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他是在思考这样问题的时候,追溯到了“五四”。他博士论文的最初题目是《五四运动及其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他当然会非常关注“五四”在长时段内起到的枢纽性作用。但六十年代成书的时候,他就把题目改为了《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五四”就此被定性为思想革命。

“革命”一般我们是不会轻易使用的。像王奇生老师在其名文《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定义近代中国的三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他并没有把五四运动当做革命。但对于周先生来说,这场思想革命甚至是枢纽性的。其实在中共的党史当中,“五四”是另一种意义的枢纽,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当然现在划分现代史和近代史已经没有意义了,虽然教科书仍然是这种叙述框架,但在学术界,比如我们近代史所对近代史的划分就是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间不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曾经是很重要的分界线。其实每一个节点的划分都有其有道理和没有道理的地方,我们应该辩证地看。

在这个背景下,我必须反复强调这本书的强烈现实关怀。因为周先生以后就不再做“五四”相关研究了。他是刚刚从内战的环境,或者说泥沼中走出来,他想把自己跟那场内战保持一定距离去观察、去思考,他把他的焦点放在了更早远的原点的位置。而他选择的原点,就是“五四”。所以我们现在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有和周先生一样的感觉,就是对现在产生重大影响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发生在“五四”的。[详细]

周老用电脑研究红楼:后40回作者是曹雪芹

宋晨希:这些影响我们后面慢慢谈,理论上的拔高交给刘老师了,我就主要负责讲一些八卦。刚才刘老师讲到周先生晚年避免跟“五四”发生关系,其实纵观他的晚年,比如他做的新诗研究,其实是一直以继承“五四”的新诗传统而自居的。比如后浪出版社出版的《弃园诗话》,实际上是继承了胡适的形式。周先生写完了这本书以后,他的确没有再做近代史方面的东西,反而是转到了红学和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上面。他是最早用计算机索引的方式去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的现代学者。但他的结论令人吃惊,通过对于词汇的检索,他发现后四十回一些特定词语出现的频率与前四十回大体相当。为人指出的种种疑问,多半是因为后来书商的修补与篡改。他甚至认为前四十回的种种暗示在后面都有所照应,所以作者的确仍是曹雪芹。后来他又做了一些词语的研究,包括对于“巫”字,以及中国浪漫文学的影响等等。其实周先生2007年去世的时候,恰恰是熬过了“五四”那天的,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冥冥之中“五四”对于他的影响。




87版《红楼梦》剧照

说回“五四”,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本身,这是现在对于“五四”的一种叙述。今天距离当时已经快一百年了,这百年来的种种变动,都可谓是自五四始。“五四”打破了传统的偶像,然后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思想与技术,甚至是西方的革命,包括后来的国共之争……1949年之后的一些运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的一些想法,都跟五四运动有很深的渊源。

我觉得刘老师下面可以追根溯源来讲讲您认为五四运动真正的发源点是在哪里,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像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可以上溯到戊戌变法? [详细]

新旧交融让北大成就五四运动核心力量?

刘文楠:这是陈独秀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其实归纳一下,很多东西都与“五四”是有关的,我们来一个一个分析它们的原点都在哪里。




北大未名湖畔的博雅塔

第一个,是学生、年轻人。这个原点有很长的传统,中国一直都有学生参与政治的传统。但因为学制改革,“五四”和以前的太学生干政又有不一样的地方。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新的学校制度产生。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制度又产生了进一步发展。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蔡元培在那里,兼容并蓄,请了很多有新思想的老师,像胡适、陈独秀,但又有辜鸿铭这样的人,包括有搞古文的江浙派很多人在里面。

在这个地方,都是年龄差不多是在十几、二十岁多岁的大学生,都很年轻,容易以当年的太学生自期,有以国家为己任的情怀,接受的又是新的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成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核心力量。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新的学校制度,这是很难想象的。而且这些新的学生,他们的老师那代大多是更早一代的留学生。像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我们很难切断这个过程跟之前阶段的内在联系。五四运动正好在这时候发生,当然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如果它不是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发生,我觉得学生运动迟早也会找到另一个契机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里,而且他们跟社会上很多其他大的势力,比如跟政府的矛盾和隔阂会越来越大,所以运动是迟早会发生的。[详细]

学运的局限:火烧赵家楼实则临时起意?

而火烧赵家楼则完全是运动中间的一个偶发事件了。我非常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以前一听就会皱眉头的电影——《建党伟业》。大家会觉得就是宣传片。但我觉得没有比它更好玩的宣传片了,表现得特别传神。这个电影中火烧赵家楼的片段,网友评价说是“高危行为,切勿模仿”。这个片段里,你会看到学生们是怎么样推倒路障,怎么样喊口号,怎么样跟警察对质的。在火烧赵家楼的时候,一个学生就说,同学们,这就是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地方,然后哗的一下子,就把它给烧了,把学生的这种盲目、冲动,还有一种非理性,都表现出来了。大家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很多后来发生的,包括文革中的一些特别容易被煽动起来的场景。学生运动的进步和局限性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五四运动时,不光是正面形象,正是因为它有这种局限性。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

学生运动不单单发生在北京,叶文心老师有一本书,《Provincial Passages》,已经基本译好了,但还没有最后定稿。她讲到了施存统的故事。施是很早的中共党员,他其实是浙江金华腹地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在杭州上的浙江第一师范。他在读书的时候知道了“五四”,写了著名的《非孝》。他反对旧观念、旧伦理,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他没有在北京受到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但当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只要受到新的学制的影响的话,就会自然而然有这种情绪会出现,加上戊戌变法后西方文化的大量译介,所以“五四”当然是可以追溯到更前面的时间的。“五四”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至于巴黎和会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是跟中国没有关系的。5月4号这天发生的“还我青岛”的学生运动和之前开始的推广白话文、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是两个独立的脉络,它们恰巧在这天结合了起来,学生在其中成为了一个枢纽,因为恰巧是学生同时受到了这两个脉络的影响。而罢市的市民和罢工的工人更多的是受到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感召。从晚清以来,整个的中国的国民都有一种切身的感受,外国人怎么趾高气昂,我们怎么丧失国权,都可以在这场运动中感受到。[详细]

梁启超时代认为救中国要读西方小说?

在8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很多人不同意,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特别的传神,即“救亡压倒启蒙”。“五四”多多少少会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启蒙,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是缓慢的,是通过慢慢写文章的方式来做的事情,但突然爆发了巴黎和会,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他们瞬间成为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跟政府对抗起来以后,胡适后来到了二十年代初,反而会反对学生上街,学生参政。他觉得学生一旦去干这些事情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学习知识,从文化上面慢慢地改良中国,这些基本工作都没法做了。后来这反而成为了一种矛盾,互相之间充满了张力。所以说“五四”到了20年代初就分裂开来了,中间是有很多脉络的。

宋晨希:我补充一下,五四运动的起点,废除科举制度是很关键的一点,但在此之前,在文化和思想结构层面,梁启超已经提出了“文化革命”、“小说革命”、“新史学”,这其实已经是对于当时人们观念的冲击和洗刷。在梁启超那个时代,他们觉得要救中国,是要读西方小说的,籍此了解西方的生活,所以小说竟被认为是可以拯救中国的。当时梁启超办了很多报纸,并大量引介小说,比如林纾的《茶花女》,还有当时的世界政治大事,这些对于青年一代也是一个冲击。我觉得梁启超或者是康有为他们这一代,(陈寅恪说他们介于新与旧之间),他们其实多少有对于传统伦理的敬畏,所以梁启超说他们自己是“小修小补”。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传统其实是他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到了胡适、鲁迅、傅斯年这代留过洋的人物,他们对于传统没有多少感情与眷恋。比如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当时非常流行,还有自由主义,像严复的著述,对他们的影响都太深了。他们以为世界就是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状态,老先生们都太古板了,只有我们才可以救中国,这些青年才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像钱玄同他们,早在1914年左右就开始推行世界语,要拉丁化,类似于后来的汉语拼音化,我们要更快地去融入世界。[详细]

五四后4成学运只反师长和民族主义无关

没有这些,后来的五四运动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现在对于五四运动的认知,是一种后来的规整性的认知。回头来看当时的这种学生运动,是非常偶然的。五四运动后,发生了大量的学生运动。叶文心老师做过统计,每当期末考试之前,便是运动的高发期,因为学生们不想考试,怕考不过,所以就闹革命。最近台湾中研院的吕芳上老师做过统计,他认为五四运动之后,以民族主义为目的的运动其实并不多,而是打老师、反校长的最多,占到了所有学运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而且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无穷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后一两年的时间里,北大发生了大量的仅因和老师一言不合或讲得不好,学生就把他推翻的情况。最离奇可笑的,大概是在1921年左右,学生们起来要来攻击校长,只是因为起初免费的讲义要每册收费两角,学生们就因为这件事搞起来了运动。包括学生运动的主导者,比如罗家伦,后来都有反思,大意便是我们学生运动把学生煽动起来后,他们就无心读书了,蔡元培也有这样的想法。

当时中国打不过列强,许多人就寄希望于威尔逊的提法,公理战胜强权。威尔逊认为世界要行公理,所以要保障中国的利益,包括像陈独秀、李大钊这些知识分子都觉得一个大统的世界就要到来了。他们一开始是偏英美的,相信威尔逊十四条的提法。[详细]

梁启超电报传谣:片面消息激发五四运动?

刘文楠:我觉得很复杂。巴黎和会的结果不会那么快会传到国内来。但梁启超在现场,他在国内又是何等地位和名望。一战以后,西方思想界受到了巨大创伤,从来都是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怎么会带来那么大的灾难,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第一次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机关枪和坦克在战场上开始投入,大量的毒气弹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他们就在反思现代文明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结果就开始向东方文明汲取思想资源,比如罗素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辛德勒的名单》截图:优雅、变态又扭曲的德国军官

力主向西方学习的,像梁启超这样的人,就觉得老师都已经那样了,我们还可以学习什么呢。所以他带着一帮人去欧洲巡游,要跟那边的思想家谈世界在一战以后要走向什么地方,现代化的未来要怎么走。除了机器物质的现代化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精神上面要怎么跟物质文明匹配等等。他们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的,所以“五四”当中有很多科学、民主之外的想法。结果刚好是他们在巴黎的时候,知道了《凡尔赛条约》,马上就向国内电报。他们这些人是进步党人,而进步党实际上是偏保守的,他们取中间态度,既像西方学习,接受现代的东西,也不能忘本。这些本就反思西方问题的人,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而且消息其实很片面。大家只是听到了有准备签署让中国放弃山东、青岛协议的计划,传谣的又是梁启超,大家肯定就相信了。这就好比大家都知道要不信谣,不传谣,但谣言如果是《人民日报》发出的,大家就信。[详细]

这就是历史:陈独秀红灯区被捕是真嫖妓

宋晨希:五四运动后,因为学生的反对,代表团也抵抗了很久,最后就没有签字。现在民国热,很多人觉得时风是替北洋军阀翻案。但其实在“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有他们优秀的一面,一是它没有杀过学生,二是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卖国,去求得列强的支持。比如签订《二十一条》消息的散布,是袁世凯政府故意的,就是要把这个消息散布到全世界,让其他国家对于中国表示同情,从而抵抗日本。那为何现在的北洋政府遭到了如此之低的评价呢?因为后来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建构自己的合法性,都必须要踩到北洋政府头上,所以说他们是两边不讨好。

而现在说的很多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王奇生先生有一个统计,这两个词在共计541万字的《新青年》中也就出现了200多次,还要加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词。那么这其实是被后来的历史学者和政治史学者夸大了,科学与民族在当时并没有对人们产生太多冲击。这是不是一种歪曲呢?

刘文楠:我不太喜欢用“歪曲”这个词语,什么叫歪曲呢?比如《建党伟业》,陈独秀跑到了红灯区散发传单,然后被抓起来了。但实际上,陈独秀就是去嫖娼。他之前一直在嫖娼,不是说就这次去,就被抓起来了。但为什么以前不抓他,偏偏这个时候抓起来了呢?这就和朝阳群众是一样的,政府想要训训你的时候,就进去了。我们为尊者讳,就编造出了一个这样光明正大的理由。陈出来的时候,学生们都在下面欢迎,李大钊说,人民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你特别伟大。其实他灰溜溜地,北大文科长也做不成了,就跑到上海去了。其实这就是历史,这些都是“五四”发生众多事情中的一个切片。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五四”的多种面孔,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其中的某种面孔。比如你说“德先生”、“赛先生”提到了200多次,其实我觉得已经有挺多次了。因为如果每篇文章都去讲这两个词,那就没有人要看了。《新青年》会有很多主题,或许把每个主题都放上去,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主题会排在前面。这个不能说是歪曲,只是我们的焦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不太一样。[详细]

未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与现代该如何接续

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同了,所以再谈“五四”,就不会只讲“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我们已经现代化了,反而要更多反思被我们甩掉的东西。而现在我们又开始讲孝、讲家庭观念,讲传统伦理……儒学又要复兴,又要读《弟子规》、《三字经》。其实我是非常反对的,复兴传统不是这么复兴的。但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五四”当时是没有解决的,我们现在仍然面对——这就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问题、现代化和传统的问题,这根本上就是现代化是不是必然等同于西化。

我再拿《建党伟业》做例子,代表传统说话的辜鸿铭,他说,我的辫子是长在头上的,但你们心里的辫子是没法剪掉的。还有一点,现代化是不是必然代表要跟传统割裂,辜鸿铭问。哪一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己本身的文化当中阐发出来的?英国有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有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有法国的大革命,苏联有苏联的十月革命,哪一国不是从他们自己本身的土壤里面产生出自己的模式的。如果你一定要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的话,是肯定做不好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道路是在回应中国的现代化和自身的传统如何接续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不同的人对于传统当中哪些需要留下,哪些需要扬弃,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刚才讲的西方文化的弱点,西化是一个泛泛的讲法,《建党伟业》当中杨度讲了,法国的什么制,美国什么制,英国什么制,你到底选哪个好,西化在这样大的旗帜下你选的是哪个,说老实话,我们中国现在走的是西化的路,这也是当年蒋介石批评共产党的地方,就是你们数典忘祖,你们赤化,你们苏俄化,你们照抄照搬那一套。而我们现在讲中国道路了,这个当中是有矛盾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在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没有越界吧,应该不会)这个都已经是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了。[详细]

穿越?《新青年》促销:搞骂战炒话题

宋晨希:“五四”虽然过去了,但它从来没有被超越,我们永远都需要去反思它。还有《新青年》它最早叫《青年杂志》。




《新青年》杂志

刘文楠:《青年杂志》跟另外一个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重名了,而且这个杂志发行量极大,其实就是山寨了一把,抱着人家大腿上去的。

宋晨希:当时陈独秀还写了一段非常气宇轩昂的话说,“新青年”就是代表了新一代的青年,我们要为中国的未来出谋划策。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买《新青年》,开始的时候,就类似于一个街头地摊的同人刊物。后来他们经过了很多自我炒作,钱玄同觉得这个东西发行量小,卖不到钱,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于是钱就自己化名,写文章去抨击《新青年》为什么要数典忘祖,后来刘半农,他写过我们都知道的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两边就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大家看《读者来信》看得很开心,有的骂,有的回,瞬间这个《新青年》销量就上升到了几千册。

陈独秀还干过一件很不厚道的事,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东方杂志》,是杜亚泉办的,他力主保持传统,调和中西文化。陈一看是好机会,就开始骂,写了一篇文章,质疑《东方杂志》的这种调和观,瞬间《东方杂志》的销量就下来了,《新青年》的就上去了,而且销量非常好。因为骂《东方杂志》,杜亚泉还被迫辞职了,商务印书馆因之亏了一大笔。陈独秀还干过一件很不厚道的事,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东方杂志》,是杜亚泉办的,他力主保持传统,调和中西文化。陈一看是好机会,就开始骂,写了一篇文章,质疑《东方杂志》的这种调和观,瞬间《东方杂志》的销量就下来了,《新青年》的就上去了,而且销量非常好。因为骂《东方杂志》,杜亚泉还被迫辞职了,商务印书馆因之亏了一大笔。

“五四”除了要打倒孔家店,当时还有一派国粹派,或者说白璧德的保守派,还有邓实的学衡,这些都现在很少被谈起。[详细]

40年代胡适在美宣扬五四:中国值得救

后来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也有人说是一场文艺复兴,您怎么看?

刘文楠:启蒙这种观念我完全认同。而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种观念是四十年代胡适在美国做大使的时候,于一系列演讲中提出的,所以说也是他的事后追述。




胡适

这其实是他做的公关,他要告诉美国人中国是值得救的。二十多年前就有五四运动和少年中国这样一种自发的改革出现了,要给当时的国人一个希望。否则的话,美国人民会觉得中国这样的老式帝国,灭亡了也没什么。我其实不太清楚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

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启蒙的面相的,但在当时很多问题没有那么明显,到了科学与玄学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才浮上台面。他们讨论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观点,要重新梳理“人”,亦即现代人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观生活。张君劢(编者注: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近现代学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认为我们要有一些和实证无关的价值观,无论是作为儒家的信仰,还是基督教的信仰,总之得有信仰。他讲的人生观跟“五四”的启蒙要批判的“裹小脚”等等不同了,因为他已经涉及到了儒家实质,就是它的价值观,也就是人应该相信的是什么,人的关怀是什么等等人生观的问题。张君劢的意思是说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拿政治来解决问题。丁文江、吴稚辉等科学派反而觉得不要谈那些东西,我们都快要死了,国家都快亡了,都要做亡国奴了。国民在这种时候按什么方式生活,有什么价值观都不重要,我们得先立人,列强机关枪打过来,我们就要机关枪打回去。他们认为科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在科学上面先把“国”立住了,然后再谈其他的。他讲儒家的问题,也是跟救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就认为儒家的价值观是不能救中国的[详细]

中国文化行不行:80年代初五四关注一致?

所以后来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评价“五四”“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是给后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找了一个借口。五四运动既然带来了科学与民主,那么为什么后来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和建国之后的种种问题呢,就是因为五四的时候没有完成彻底的启蒙。还有李慎之先生,王元化先生等等,他们都在反思五四运动的问题,因为五四运动带来问题的本质是文化之争。80年代初大家关心的问题和1919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中国文化到底行不行。在1919年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不如西方,为什么会走到了这种样子,所以梁漱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形态之争,是要问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乃至印度文化哪个好?在他那里是有争议性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中国文化强调群体;西方文化强调自由,中国文化是强调秩序,这其实只是一种文化整体形态的看法。而到了80年代大家也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梁先生的观点也曾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但是讨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甚至是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他们到底是谁好谁坏,这就是“五四”问题的延续,所以五四运动的影响到了80年代没有消弭。我们可以说,”五四”的传统其实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详细]

五四运动首迸发的社会力量惊呆北洋政府

刘文楠:我们刚才讲文化讲的比较多,稍微谈到了一点学生运动的后续发展。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这对社会的影响相当大。对于学生运动,我们必须从社会这一面向上去了解。之前的话,大的变化都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是辛亥革命,也是在清军内部的发生的,跟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并不大。大家普遍的反应是茶馆里面有贴纸条,对于政治,普通民众都是“莫谈国事”的心态。五四运动之后确实是一个转折点,突然就发现社会力量的存在,政党也意识到了发动群众的技巧和能力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大概也可以说是此时开始逐步形成的。

刘文楠:群众的力量在当中凸显出来了。以前的政府从来没有意识到过社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的确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而且它是纯粹的城市运动,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乡村,确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运动。后来的共产运动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前期是城市运动,一直到了毛泽东带着兵上井冈山,才变成了农村运动。包括国民党,他们全部的动员也是放在城市当中的。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本身就是非常新的。这种变化可以在二十世纪前二三十年发生,是很难得的,毛泽东讲新民主革命很有道理。[详细]

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国家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具体研究课题涉及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新生活运动、上海公共租界的妨害管理等。

宋晨希,搜狐文化高级编辑,关注中西思想史和思想理论,发表文章40余篇,译著宫津大辅《工薪族当代艺术收藏之道》(金城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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